另类的“文革”想象与叙述——评王小妮《1966年》

“文革”在中国二十世纪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是难以回避的重大事件,亲历其中的人们对文革的记忆更多的是毁灭性的灾难和难以言说的心灵痛楚.在文革后的很长时间内,出于倾诉内心痛楚和反思历史的需要,文革被无数人不断地言说.文革因此进入了文学视野,成为新时期文学一个独特的文学标识,不同的作家都对那段历史作出了不同的注解.王小妮的《1966年》别具一格,以举重若轻的笔法描绘了那个特殊年代里的众生百态,描绘了历史大潮下小人物的生存体验,展现了一种另类的“文革”想象和叙述.     

文化大革命中政治仪式的失灵

政治仪式在动员人们进入社会运动时有着强大的作用,在这方面已经有很多研究。这里的研究针对一个被忽略的课题：政治仪式的失灵。欧文·戈夫曼的仪式互动理论和兰德尔·柯林斯的情绪社会学理论对政治仪式的失灵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通过对“文革”头几年的回顾,审视了在特定的时间和条件下政治仪式的情绪波动,这些波动使政治仪式产生了消极情绪,而这些消极情绪使人们逐渐疏远“文革”。想要在政治舞台上有所表现,个人的背景是很重要的,所以,一旦一个人的背景不复存在的时候,他在政治舞台上的中心地位也就分崩离析了。“文革”中政治仪式带来的消极后果是使人们对政治仪式不再抱有幻想,对“文革”的热情也在减退。所有这一切对随后几年的中国政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被遮蔽的鲁迅形象——阶级斗争话语与鲁迅的符号化

在对鲁迅宣传和阐释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条与其精神背离的政治功利性线索,启蒙者的鲁迅形象长期被遮蔽。1962年后,鲁迅被纳入“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视野中来,“文革”期间的每一次政治运动,都从鲁迅身上榨取资源,内涵丰富的本应“说不完的鲁迅”被“文革”政治彻底地符号化了。     

胡乔木晚年对社会主义问题的新思考

胡乔木晚年 ,面对中国和世界的现实 ,不断地探讨社会主义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 ,提出了很多具有重要价值的观点。这不仅在“文革”后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对于人们从过去盛行的“左”的错误中摆脱出来起了重要作用 ,而且今天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更重要的是从中我们能得到一些研究方法的启示     

一年高考一年题

最近参加了一次凤凰卫视“鲁豫有约”的访谈节目,谈1977年的高考。栏目编导事先从网上搜索并下载了1977年以来全国高考作文命题的资料,我拿到手发现,这份东西有史料价值,用来反映最近30年意识形态如何从社会生活撤离,很有意思。“文革”是必须结束的,但“文革”是以“文革”的方式结束的,这就出现此后多年在“文革”的阴影中徘徊不前。如1977年作文命题,当时还不是全国统一,各省市自理,且看下面选题:一字不差,完全巧合的有陕西、山东和宁夏:“难忘的一天”。这是大陆学生从小学到中学做过无数遍乃至做滥了的题目,想不到会被三个省的“学政”…     

“十年词汇”共时嬗变对20世纪现代汉语词义的影响

“十年词汇”共时嬗变主要表现为“文革”期间不少“专用词语”使用频率、词义适用范围等处于动态变化中.这种开放的嬗变就整体而言对20世纪现代汉语词义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不少词语或始用于“文革”前、见用于“文革”中,或始用于“文革”中、仍见用于“文革”后,或贯用于“文革”前、中、后,而词义演变形态不一.     

披沙寨:我的伊甸园

当年，我到西双版纳去，很大原因是我对北京的“文革”联倦了。1967年，红卫兵已退出“文革”主流，我以最后的热情和朋友编了一本杂志——《准备》。尽管这刊物已从犯乱的政治转到了文学，尽管我在其中的小说《站在最前线》中极力讴歌了第一张“大字报”的诞生（据说《城市采风》一书称此篇关红卫兵文学先河），但还是被中央“文革”的某位大人物定为“反动刊物”，于是我微底厥倦了。于是1968年春节刚刚过，我上路了。坐了三天三夜火车，又坐了四夜五天汽车，西餐版纳到厂。出续前，北京的冬天造未遇大，然而一路南行，春季就被省略了。中…     

马季:撒向人间都是笑(三)

“文革”后的再崛起马季为相声事业拼搏几十年,先后两度崛起:一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拼搏中崛起;再就是“文化大革命”后的再崛起。粉碎“四人帮”以后,马季面对的处境,一是年龄渐大,在“文化大革命”中饱受摧残,身心俱     

“文革”言语对修辞“四个世界”的负偏离

“文革”时期人们的言语现象也是修辞现象 ,它们也理应接受“四个世界”———语言世界、文化世界、心理世界和物理世界的制约或适应这“四个世界”。但是 ,“文革”言语在许多方面却背离了“四个世界” ,导致了修辞效果的负偏离 ,造成了语言污染、人际关系恶化和社会秩序的混乱     

浅析发动"文革"的深层根源

岁月流逝 ,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巳 2 5年了。随着思想的深化 ,从控诉个人遭受的苦难和“文革”的恶果 ,转向较多地探讨“文革”的原因 ,是很自然的事情。“果”由“因”而来 ,要想不再“重食苦果” ,就必须认清发动“文革”的深层根源。“文革”发动的原因是复杂的 ,既有主观原因 ,也有客观原因。国内外学者对发动“文革”的最根本原因 ,看法不一 ,但是 ,在毛泽东心目中 ,有一个最纯洁、最完善 ,“理想社会主义目标模式” ,毛泽东正是在积极实现这一“理想社会主义目标模式”过程中 ,逐渐走向“文革”之路。这个以平均主义为核心内容 ,不切实际的社会主义模式 ,作用于毛泽东的内心 ,外化出许许多多的错误举动 ,最终铸成了伟人晚年的悲剧。     

教育的政治功能与经济功能的辩证关系

教育既具有政治功能,亦具有经济功能。建国以来,人们对教育的这两种功能虽然有所认识,但也存在严重的偏颇。“文革”以前,我们非常重视社会主义教育的政治功能,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文革”时期,教育仅被视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实际上成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工具。“文革”以后,随着我国的重心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转移,教育的经济功能受到重视,发展教育为促进经济建设服务,成了一种普遍的呼声和要求。与此同时,教育的政治功能又仿佛受到冷遇,以致酿成了十年来政治思想教育的失误。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教育的政治功能与经济功能何以出现偏袒一方的状况?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如何正确认识、把握教育的政治功能与经济功能的关系?探讨这一问题,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教育的政治功能,是指教育对于政治所可能发挥的功效和作用。它主要表现在两个     

百家衣

这张照片摄于1968年,我身穿的“百家衣”,是那个非常年代的产物。“文革”期间,“四人帮”猖獗一时,人妖颠倒,黑白混淆。我听到“黑七类”要被遣送回原籍的消息,心想这次劫数难逃了。“文革”前夕,前妻听说我将被遣送回乡,已扔下三个子女离     

历史记忆与历史镜像--论《古炉》中的“文革”叙事

对于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当代作家来说,“文革”已经成为他们的记忆,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叙事资源和想象空间,并且影响到他们的写作姿态与写作方式.贾平凹把自己对于故乡的“文革”个人记忆写出来,通过“古炉”这个小山村“文革”的爆发过程揭示了“文革”之火是怎样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燃起的.小说《古炉》的“文革”叙述突破了对“文革”单一政治批判的叙述框架,促使人们思考自己的责任.     

水与舟关系的现代诠释——论人民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历史作用

针对国内外都有人否认“文革”时期人民群众的觉醒和抗争这一观点,文章以大量史实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在“文革”中的认识转变过程和历史作用。“文化大革命”虽然是以群众运动的形式发动起来并持续十年之久的,但也是由于人民群众的先后觉醒和长期抗争,才使十年“文革”动乱得以顺利结束。“文革”时期人民群众的觉醒和抗争生动形象地诠释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一具有朴素历史唯物主义的古训。     

试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在“文革”期间曾经被反复地宣传和实践过,并写进党的“九大”、“十大”的政治报告和新党章,写进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成为“文革”期间党和国家政治活动的根本指导思想。这一理论已被十午内乱的历史充分证明是完全错误的,并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作了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完全否定的评价。在结束“文     

反思"文革"悲剧根源的力作--长篇小说《桃源梦》的寓意解读

“文革”作为一段特殊的历史正在远去 ,但它带给我们民族的灾难与悲剧及其巨大影响 ,却无法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就当代作家而言 ,他们在创作“文革”题材的作品的时候 ,重点应当放在揭示“文革”时期广大人民的特殊精神状态得以形成的现实土壤上 ,应当放在挖掘、反思“文革”的悲剧根源上。而不必以现在的种种眼光、标准为前提 ,去评价、衡量“文革”时期广大人民的特殊精神状态。《桃源梦》的作者借助处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层的“桃源梦”意象 ,通过合情合理的演绎 ,展现了一段令人刻骨铭心的梦成梦灭的历史 ;使人从中看出“文革”悲剧根源的所在 :无论多么理想的意识形态 ,如果长期缺乏相应的物质基础的支撑 ,定会遭到现实的拒斥。在迄今为止的众多同类题材的作品中 ,《桃源梦》当属反思“文革”悲剧根源的力作 ,值得我们予以高度重视、高度评价     

如何提升品牌信任度

“忠义”、“诚信”、“厚道”之类的价值观原本是中国数千年传承、累积的基本精神。但是，这也正是在过去数十年市场经济发展中被人们严重忽略的方面，进而形成了无数中国企业不得不面对的根源性课题——信任危机。     

“大批判”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彻底否定“文革”,就必然要彻底否定在“文革”中发展起来的“大批判”。这种“大批判”是“文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依据,以所谓“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四大”等为基本方法,采取了群众运动的形式,成为推行“文革”的重要手段。“大批判”贯彻“文革”的始终,遍及各个领域,流毒很广,危害极深,在政治、组织、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抑郁症与孙犁晚年文风的转变

“文革”结束后，孙犁恢复了创作。但令人不解的是，作为“文革”受害者之一的孙犁在席卷整个文坛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汹涌浪潮中却成了远远独立的边缘人，且晚年孙犁的创作风格较之于青年时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影响孙犁创作的外在原因当然是时代风云的动荡和社会生活的变迁，而内在的重要原因则是抑郁症的纠缠。抑郁症反复发作的痛苦致使孙犁无法面对曾经的伤口。在外部环境的刺激下，上世纪90年代的孙犁更是陷于日夜整理旧籍的强迫症中，画地为牢，逃避现实，直至离世也未能走出曾经的阴影。     

一个有待开拓的审美范畴—“丑”(上)

当今世界,美学的研究蓬勃兴盛,曾经被人们称之为“哥德巴赫猜想”的美学之“谜”逐渐被解开,美的神秘感被打破了。然而,作为美的对立面的“丑”究竟是什么?丑的本质是怎样的?丑的形态包括哪些?它们是如何作用于人们的社会生活以及它们在各门艺术种类中是如何表现的等诸问题,依然是一个理论之“谜”。目前,我们的理论工作者对丑的研究工作做得是很不够的。在我们有限的范围内所见到的寥寥几文,大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