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厥人的图腾崇拜

突厥人的图腾崇拜吴景山在我国古代的乌孙、铁勒、突厥、回纥、蒙古等北方诸游牧民族中间，几乎都盛行过对于“狼”图腾的崇拜。而其中尤以突厥表现得最为人们所瞩目。那么作为“狼”这种人所共知的草原害兽为什么在他们心中有如此高的地位？对于狼崇拜的信仰习俗在那些古...     

国外突厥语言研究情况

“突厥”这一名称很早就出现在我国的汉文史书上,用来指称游牧在我国北方领土上的古代突厥人和以突厥人为主的部落联合体。他们当中有突厥、铁勒、葛逻禄等各部。突厥及其各部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在不同的地方与不同的民族、部落接触融合,现在已经形成为若干不同的单独的民族。例如我国的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塔尔、撒拉、裕     

释“贺兰”

吾西北二民院之西侧为南北连亘数百里之巍巍贺兰山。“贺兰”一词是何意思?“贺兰山”之名始见于何时?余平时读史。曾加留意,现摭拾史料,简释如下。 “贺兰”一词本突厥语。唐杜佑《通典》突厥条云:“突厥人谓马为贺兰”。同书驳马条云:“马色并驳,故以名云”。但唐代突厥文碑铭《阙特勤碑》中著录之马字,均为at,由此可知《通典》所谓突厥人“谓马为贺兰”,非指一般之马。查《经籍纂诂》,有云:“驳,不纯也”,“驳,杂也。”乃知“贺兰”当为杂色马之意。     

关于鄂尔浑叶尼塞碑铭文献中的萨满教术语

公元6—8世纪鄂尔浑叶尼塞碑铭文献是当时社会的缩影。它的内容反映当时古代突厥人的文化习俗与宗教信仰。因为当时古突厥人信萨满教,因此萨满教信仰影响着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可否认萨满教术语表现在他们的生活语言当中。对此语言的更深一步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挖掘与发现当时古突厥人遗留的文化遗产。     

蒙古地区的古突厥葬后遗存

古代突厥人的葬后遗存长期以来便吸引着学者们的注意。今天,构成这一研究对象的还包括经过精心考证过的石人。然而在专家们中间仍有许多有待争议的问题。例如,此类遗存的作用及雕像的意义就是长期争论的热门话题。现已证实,此类葬后建筑与古突厥人有着确凿无疑的联系,并且突厥兵士雕像是为纪念死者举行葬后仪式所建。近年来的研究使我们     

琐罗亚斯德教与蒙古萨满教

琐罗亚斯德教中国史籍中称“袄教”、“火袄教”、“拜火教”。公元前 6世纪由琐罗亚斯德在波斯东部创建① ,3世纪中叶被波斯萨珊王朝奉为国教 ,并在中亚和西亚一带广为传播。 6世纪传入中国 ,隋唐时期较为流行。唐代段成式撰《酉阳杂俎》云 :“突厥事袄神 ,无祠庙 ,刻毡为形 ,盛于皮袋 ,行动之处 ,以脂苏涂之 ;或系之竿上 ,四时祀之。”可见突厥人唐朝时期已信奉琐罗亚斯德教。而且 ,这与蒙古人“用毛毡作成人形偶象……用从畜群和母马身上初次挤下来的奶供奉这些偶像。② 及“以竿悬祭天。”③ 的蒙古萨满教祭祀形式如出一辙。琐罗亚斯德…     

突厥和隋王朝的关系试探

在隋末农民战争中,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即:北边的突厥,长达数年之久,而且大规模地卷入中原的逐鹿战争。 这一现象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但评价却纷纭不一,有的认为,中原的某些集团和突厥的军事联盟,是“分裂”祖国的罪行,有的则以为,这不过是出于战略的需要,情有可原。我以为,这个问题是不难弄清的,关键在于对隋末时突厥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有个正确的评价,这样就必须对突厥和隋王朝的关系作一番探讨。     

释古代突厥人“重兵死,而耻病终”的文化意义

突厥作为北方草原的一个游牧民族,它在公元六、七世纪时在欧亚大陆北部和东部建立了强大的游牧政权,即突厥汗国,曾对西域的历史发生过重大影响,其中突厥人"重兵死,而耻病终"的特征对突厥汗国的兴衰败亡起到了重要作用。该文试从历史学、民族学角度对它进行分析,并阐释古代突厥人这种习俗所体现的文化意义。     

突厥尚东拜日习俗考述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习俗,这些习俗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形成原因,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定环境影响下所必然发生的种种变化。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无疑会对于今天如何批判地继承各民族的传统文化有着重要意义。本文仅就曾活跃于我国北方和西北一带的古代突厥民族的尚东拜日习俗及其相关的问题作一初步探讨,并以此就教于各位学者。古突厥人中间曾盛行着对太阳的崇拜,在其首领的登位大典中就包含了拜日的内     

“东突厥斯坦”:一个由语言而地理再政治的伪命题

"突厥斯坦"本为波斯语,意为"突厥人的国家"或"突厥人居住的区域",其中"突厥人"指的是北方草原上操突厥语言的游牧民。这一语言学、地理学概念后来却被西方殖民者政治化了,从而炮制所谓的"东突"概念,鼓吹建立"东突厥斯坦国",旨在把新疆从中国分离出去。其实,1914年泛突厥主义传入新疆以前,不管回鹘文文献还是察合台文献,都不曾使用"东突厥斯坦"一词。尽管回鹘人常把自己的语言称作"突厥语",但作为统治民族的回鹘人,从未把本民族与其他突厥语诸族混为一谈,分野十分清楚。"东突"只不过是一个原本并不存在的伪命题,是殖民主义在新疆植下的毒草。     

蒙古、突厥语民族狼鹿神话传说——“蒙古先民以‘鹿’为图腾,‘狼’是突厥人的图腾”说质疑

《蒙古、突厥之图腾崇拜再探讨———"蒙古先民以狼为图腾"说质疑》一文推出的"蒙古先民以'鹿'为图腾,'狼'是突厥人的图腾"以及"突厥以狼为母系之始祖,以鹿为父系之祖,而蒙古人则称狼为父系之始祖,鹿为母系之始祖"等见识,存在诸多疑问,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资料基础薄弱,论据不充分,从而缺乏说服力。     

突厥民族数观念、计数方式的发展变化与突厥原始文化

一 原始人的计数离不开具体实物,语言中的数词忠实地记录了这一文化现象。突厥语言基数词词源的诠释告诉我们,原始突厥人也经历了实物计数的过程。列维—布留尔指出,“在能够追溯数词的最初意义的地方,常常显露出具体计数的事实”,在原始人的语言中,“实际上是不知道像我们所使用的那样的抽象概念。这些语言也没有真正的数或者说差不多     

用历史事实驳斥泛突厥主义——维吾尔族与突厥及土耳其的关系

受泛突厥主义的影响,导致我国新疆一些民族的少数知识精英认为维吾尔族与土耳其都是古代突厥人的后裔,甚至同属于一个民族——突厥族。这种认识是完全错误的。回顾历史,从维吾尔族的形成过程、人口与种族特征以及语言文字特征,古代突厥与当代突厥语族语言各民族的关系,可以得出准确的结论,所谓维吾尔族与土耳其是一家完全是扭曲历史事实的谬说。     

千金公主与突厥

突厥自侯斤以来国富兵强。而当时中原的北齐和北周正在逐鹿中原,争夺激烈。双方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争相结交突厥。北周岁给突厥缯絮、锦彩十万段,北齐也倾尽积蓄供给突厥。这样,突厥势力愈来愈强,遂产生了,“凌轹中夏志”。(《周书》卷五十《突厥传》)北周灭齐后,原齐范阳王高绍义“还保北朔”。(《北齐书》卷十二《高绍义传》)被周将宇文神举击败后,投奔突厥。突厥他钵可汗认为高绍义父文宣是英雄天子,“以绍义重     

中国地方志探源

关于中国地方志的起源,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最主要的是以一九八○年出版的《辞海》和《辞源》为代表的两种起源说。《辞海》认为,地方志起源于《禹贡》、《山海经》,即起源于古地理,因而今天有人把地方志等同于地理书,故有所谓地方志即地理之说。《辞源》认为,地方志起源于《周礼·地官·诵训》:“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方志如《晋乘》、《楚祷杌》、《鲁春秋》,即起源于古国史,因而今天有人把地方志等同于历史书,故有所谓地方志即地方史之说。     

关于突厥和"泛突厥主义"的探讨

对突厥族、突厥汗国、操突厥语族语言诸民族进行了历史考察 ,认为突厥族与突厥汗国、现代操突厥语族语言诸民族是几个有区别的概念 ,不应混用。在此基础上 ,分析了“泛突厥主义”在 2 0世纪的恶行以及冷战后“泛突厥主义”对我国西部安全的影响。     

“无以”、“有以”新解

对于“无以”和“有以”,大体有以下几种看法:一、认为是语法成分的省略。有人认为这种结构是“无所以”和“有所以”的省略,有人认为是“无以之”和“有以之”的省略,且基本上认为“以”是介词。二、没有明确指明词性,但把它们作为固定结构放在介词“以”的下面来解释,对译为“没有什么可以拿来……”、“有什么可以拿来……”三、认为是助动词结构,但没有指明哪个词是助动词。对译为“不能”、“没有办法”和“有可能”、“有办法”。四、认为“以”是介词名物化或指代词,否定了省略的说法。五、认为“以”是动词。其中有人认为“无”、“有”是无定代词,有人认为这种结构不是固定结构,单解“以”为实义动词。以上各家说法,虽然所持各异,但比较趋于一致的看法是:“无以”、“有以”是一种固定结构,”无”、“有”是动词,“以”是介     

现代维吾尔语语气词初探

0.0 语气词概述①0.1 问题的提出现代维吾尔语语气词(有人叫做“助词”),它同突厥诸语言一样,是较常用的语素之一,有不少突厥语学者曾对此进行过研究和探讨,认为语气词(ulanma)它是用在句末或句子的某个成份后,表示各种不同语气的虚词。它单独没有意义,没有词形变化,也不能充当句子成分。并分别阐述了某些语气词的语法功能及它们在句中的结合形式。特别是《关于现代维吾尔语的“mu”》②这篇论文,对语气词之一的“-mu”从它与附加成     

关于翻译标准的讨论

翻译标准历来被视为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国内外翻译家对此做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标准或原则,但这一问题至今尚未得到彻底的解决,争论颇多。一、对“信达雅”标准的评价在我国,关于翻译的标准,最有影响的是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严复参照古代翻译佛经的经验,根据自己的翻译实践,在《天演论》卷首的《译例言》中提出了著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他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如不译也,则达尚焉。”有人因此认为严复偏重于“达”,把“信”、“达”相互对立起来。事…     

论古夫余族“倍偿”之法对古代东亚法制之影响

“倍偿”之法是古夫余族的固有习惯法,最初的形态为“窃盗一责十二”。之后,这一法律分为南、西两支向外传播,为其他民族所吸收,从而对东亚法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向南的一支主要是被高句丽吸收,同时,它还随着百济人的南迁传入了朝鲜半岛和日本。向西的一支主要是指它首先被鲜卑人吸收,之后随着鲜卑人的迁徙来到了北方草原地区。然后这一支又分化为两脉,其中一脉经北魏、北齐而为隋唐律吸收,形成了唐律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倍备”之法。另外一脉则一直留存在北方草原地区,为后起的突厥人采纳,成为突厥习惯法的一部分,之后又被蒙古人承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