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定量分析的我国农地非农化效率研究

农地非农化是经济增长、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必然产物。以最低的耕地资源成本,获得较高城市化和经济增长率的高效率的农地非农化是我国的最佳选择。文章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对2001—2005年我国农地非农化的效率进行研究,发现由于我国土地粗放利用,农地非农化的总体效率不高,多数年份还处于规模效益递减状态。     

中国农地保护:理论与政策分析

基于净收益最大为基础的土地资源利用私人最优决策与社会最优决策的不相一致是政府实施土地利用干预政策特别是农地保护政策的重要原因,但农地保护政策体系内含的不完全性往往导致政策失灵。实施积极的农地保护政策是中国政府基于现实条件的理性选择。但以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土地用途管制、农地征用管制为主要内容的农地保护政策尽管对保护我国有限的农地资源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政策目标,其原因就在于农地保护政策目标出现偏差及农地保护政策执行具有不完全性。要切实实现土地资源的社会最优配置,就必须在理顺国家经济关系的同时,采取诸如修正农地保护政策目标、完善农地保护政策执行合约、强化农地保护政策执行机制等措施。     

农地整理与农地生态保护协调研究

农地整理已成为我国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提高土地产出、保障粮食安全和促进土地资源合理利用的重要手段,但农地整理项目的实施,将对整理区水资源、土壤、植被、大气和生物多样性产生影响。     

农地非农化效率的空间差异及其对土地利用政策调整的启示

根据效率原则配置土地资源是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手段。本文从比较优势的角度在理论上分析了土地资源空间效率配置与土地可持续利用的关系。通过计算省级区域建设用地和耕地产出效益,结果表明,我国的土地利用效益存在明显的区域梯度差距;在产出效益的基础上计算土地利用的比较优势,结果表明我国东部和西部地区在建设用地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而大部分中部地区则在农地利用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文章应用C-D生产函数测算了我国不同区域1989～2001年农地非农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是中部地区的1.24倍,西部地区的1.39倍。文章据此对我国当前的土地利用政策进行了反思,认为当前耕地保护政策中的“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以及土地利用规划控制指标的分解方法没有考虑到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自然资源禀赋,没有发挥土地利用的空间比较优势原则,并提出了基于空间效率差异的土地利用政策调整的思路。     

让市场配置农地资源:劳动力转移与农地使用权市场发育

利用2013年"千村调查"数据,本文研究了劳动力转移对农地使用权市场发育影响的最新特征。在广延边际上,男性劳动力转移对农地流转没有显著影响,女性劳动力每年增加1个月的非农就业会使农户农地租入倾向下降6%,租出倾向增加8%。在集约边际上,男性劳动力与女性劳动力无显著差异,非农就业降低了农地需求但未增加农地供给。进一步分析表明,农地使用权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已较完善,但其供求匹配功能有待于通过促进男性与女性劳动力同时转移来进一步开发。     

从博弈论角度浅谈我国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

一个地方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最起码涉及到四个博弈模型：①该旅游地决定进行旅游开发与否的单人博弈;②企业之间进行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的博弈;③政府与旅游企业之间的博弈;④旅游地居民之间的博弈。这些论述是在理想的状态下进行的,实际的情况要复杂的多,离开了理想的条件,这些论述的结果可能不成立,但这些论述的结果对实际仍有一定的指导作用。通过对这些博弈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的过程中离不开政府的规范作用。     

国际人权保护在当今社会的实践——从欧洲到亚洲的区域性人权保护

目前,人权国际保护形成了两个层次：全球性保护和区域性保护。而且从目前的经验看来,区域机制比全球机制的有效性更加明显,成绩更加突出。以欧洲人权保护机构为代表的区域性人权保护机构,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在集体保护人权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全球性人权机构目前尚不能实际发挥作用的形势下,研究区域人权保护机构机器运行机制的理论与时间,对于发展国际法的相关理论、更好的利用区域办法保护人权、建立亚洲区城性人权保护机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股价暴涨的风险:基于中国股市的实证

股价暴涨直观上带来高收益，激发市场正面情绪，那么为什么暴涨被视为风险?本文利用2006年至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计量建模对暴涨股票的特征和日后的市场表现进行刻画。实证发现：（1）股价暴涨频度高的股票，呈现低资产收益率、高市值账面比、多散户持股、少沪深300成份股等特点；（2）易发生暴涨的股票其长期超额收益率更低，未来有更大的暴跌风险和更高的收益率波动率；（3）对于运营基本面较差、市场过于乐观、信息披露质量较低的股票，暴涨后的暴跌风险更加明显。研究结论在不同代理变量选择、多种计量模型设定下均稳健成立。本文揭示了暴涨不仅仅是极端价格波动，而且更容易发生在高风险股票中，未来蕴含着更大的潜在损失。暴涨是实实在在的风险。     

吉林辽源:从资源枯竭城市到中国棉袜之乡

<正>吉林省辽源市曾是我国重要的煤炭生产基地,鼎盛时期产量占全国总产量近3.5%。自20世纪90年代,因资源枯竭遭受重创,辽源走上了艰难的转型之路。历届辽源市委市政府坚持放手发展民营经济,培育接续替代产业,一批民营企业迅速崛起,目前民营经济增加值占全市GDP比重近六成,走出了特色鲜明的发展之路。特别是一座民营袜业园横空出世,让辽源成为中国棉袜之乡,形成了"南有诸暨,北有辽源"的     

中国农地制度变迁70年:中央—地方—个体的互动与共演

制度变迁是一个连续的动态过程,本文初步构建一个"中央—地方—个体"三者互动与共演的动态制度变迁分析框架,分析中国农地制度变迁70年的实践。研究表明:(1)动态制度变迁过程可划分为3个阶段:"发展战略:中央政策制定"、"中间扩散:地方实施创新"以及"基层变迁:个体需求反馈";其中,中央政策制定的可行集取决于变迁要素(主观意识、社会需求和国内外经验)、要素权重以及政策制定者知识,三者共同决定了可选政策的多样性和统一性。(2)中央集权制下的一项政府主导的改革成功有两个关键:一是强制性与诱致性变迁相结合且方向一致,中央能够积极回应个体和地方的制度需求,提供制度供给,降低改革阻力;中央甄别引导→个体与地方探索创新→中央择优并固化为正式规则,这一互动过程使得改革能够及时调整,适应不断变化的系统和外部环境;二是制度矩阵中制度互补而非挤出的改革更易成功,相关制度之间相互补充,从不同方面达成同一政策目标,增强了政策效果。(3)上述观点得到中国农地制度变迁70年实践的证明:前30年的艰难探索中,中央政策可行集设定存在一定偏差,缺少强制性与诱致性(中央与地方)互动,制度缺乏适应性;后40年的成功(特别是使用权改革)主要原因在于,中央政策可行集得到调整,进行了强制性与诱致性(中央与地方)互动,充分利用了制度的互补性,实施渐进且广泛的改革,制度具备较强的适应性。     

有偿VS无偿:产权风险下农地附加价值与农户转包方式选择

农地流转市场的滞缓问题一直是政策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亲友或熟人之间的无偿转包行为被视为农地市场发育不完全的一种表现形式。文章理论分析了影响转出户是否收取租金的因素。认为由于转出农地存在产权风险,农地未来价值越高农户越可能为了追求产权安全而选取在当期无偿转出农地。基于固定观察点的实证结果也显示:非农就业不稳定(需要农地作为未来的就业保障)和城市郊区或镇政府所在地(农地未来有转入非农增值的可能)会降低租金收取的概率。     

知识经济与企业资源开发保护的新选择

着眼于世界知识经济发展的大背景,分析了知识将成为企业首要资源的原因,并结合企业实际,就调整企业资源开发与保护的传统思路,确立以知识为核心的企业价值取向,提出了有关对策。     

论数字图书馆资源的传播利用与著作权保护

随着教字图书馆的迅速发展,数字图书馆资源的传播利用与著作权保护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如何尊重著作权人的相关权利与平衡社会公众利益,在依法保护著作权的同时,大力推进数字信息资源的广泛传播利用,促进科学技术的繁荣和发展,文章对此作了探讨和分析,同时,也对著作权的保护提出了建议.     

张铁生:从左派英雄到中国最新亿万富翁

正张铁生在1973年在大学招生考试的试卷背面给领导写了一封信,痛斥高考是资产阶级教育模式的回归。后被一所农学院录取。如今,现年63岁的张铁生是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大股东和名誉副总裁。是因为他迅速跟上了时代步伐,认同了民营企业。同时也说明中国社会越来越具有包容性。     

从跟随到创新:经济学的中国际遇

自从严复翻译《国富论》(《原富》)将经济学带入中国,已经过去100多年。今天,中国已成为最重要的世界经济大国之一,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与模式日益引起各国的重视乃至效仿,中国经济道路也迫切需要理论定义与解释。这时,如果对现代经济学还停留在严复时代的引进和学习,显然就辜负了时代。在中国经济发展已取得巨大成就并提供了一个不同于既有经济发展样本的今天,中国经济学界再亦步亦趋地跟在西方学者     

从市场势力到有效市场势力--以中国化学药品制剂制造业为例

企业层面市场势力及其福利损失的准确估计是产业组织领域的基础性研究问题,厘清市场份额、市场势力及福利损失的相互关系有助于为反垄断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并帮助企业决策。本文定义有效市场势力为企业销售额所占市场份额和Lerner指数的乘积,并证实在给定的垄断竞争行业中有效市场势力与福利损失存在近似线性关系,因此从福利分析的角度,有效市场势力比市场势力更需要被重视。通过理论分析,本文给出了企业层面市场势力和福利损失的估计方法,修正了以产出价值量代替实物量进行生产函数估计时存在的偏误。通过实证分析,本文将相关方法应用于中国化学药品制剂制造业研究,发现1999~2015年中国上市化药企业平均市场势力为0.149,未表现出太强的垄断性;样本期间每家上市化药企业每年平均福利损失为0.76亿元,约占营业收入的7%;政府规制对化药企业市场势力和有效市场势力具有一定的影响,但近年来该影响趋于稳定,因此放弃直接的药品价格规制转而依靠药品价格谈判机制和反垄断规制不会对化学药品制剂市场产生剧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