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非农化效率的空间差异及其对土地利用政策调整的启示

根据效率原则配置土地资源是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手段。本文从比较优势的角度在理论上分析了土地资源空间效率配置与土地可持续利用的关系。通过计算省级区域建设用地和耕地产出效益,结果表明,我国的土地利用效益存在明显的区域梯度差距;在产出效益的基础上计算土地利用的比较优势,结果表明我国东部和西部地区在建设用地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而大部分中部地区则在农地利用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文章应用C-D生产函数测算了我国不同区域1989～2001年农地非农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是中部地区的1.24倍,西部地区的1.39倍。文章据此对我国当前的土地利用政策进行了反思,认为当前耕地保护政策中的“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以及土地利用规划控制指标的分解方法没有考虑到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自然资源禀赋,没有发挥土地利用的空间比较优势原则,并提出了基于空间效率差异的土地利用政策调整的思路。     

基于定量分析的我国农地非农化效率研究

农地非农化是经济增长、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必然产物。以最低的耕地资源成本,获得较高城市化和经济增长率的高效率的农地非农化是我国的最佳选择。文章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对2001—2005年我国农地非农化的效率进行研究,发现由于我国土地粗放利用,农地非农化的总体效率不高,多数年份还处于规模效益递减状态。     

中国农地保护:理论与政策分析

基于净收益最大为基础的土地资源利用私人最优决策与社会最优决策的不相一致是政府实施土地利用干预政策特别是农地保护政策的重要原因,但农地保护政策体系内含的不完全性往往导致政策失灵。实施积极的农地保护政策是中国政府基于现实条件的理性选择。但以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土地用途管制、农地征用管制为主要内容的农地保护政策尽管对保护我国有限的农地资源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政策目标,其原因就在于农地保护政策目标出现偏差及农地保护政策执行具有不完全性。要切实实现土地资源的社会最优配置,就必须在理顺国家经济关系的同时,采取诸如修正农地保护政策目标、完善农地保护政策执行合约、强化农地保护政策执行机制等措施。     

农地整理与农地生态保护协调研究

农地整理已成为我国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提高土地产出、保障粮食安全和促进土地资源合理利用的重要手段,但农地整理项目的实施,将对整理区水资源、土壤、植被、大气和生物多样性产生影响。     

农地确权促进了中国农村土地的流转吗?

现有农地制度安排造成的高交易成本已经成为阻碍中国土地流转,实现资源配置的重要障碍。自2011年开始全国试点的农地确权制度首次在实测基础上对农户承包地进行登记颁证,从而为农用地的大规模流转奠定了产权基础。为了探讨确权对农地流转的影响,我们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并在此框架下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1~2012年的农户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农地确权使得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可能性显著上升约4.9%,平均土地流转量上升了约0.37亩(将近1倍),土地租金率则大幅上升约43.3%。因此,农地确权不仅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土地流转;同时也增强了农地的产权强度,从而提高了土地资源的内在价值。     

农地非市场价值评估的新方法——生活满意度法

农地资源价值由有市场价值和非市场价值两部分构成.对于非市场价值评估,目前有多种方法,近年来国外新兴的生活满意度法也可以用于进行评估.生活满意度法基于快乐经济学理论,认为影响生活满意度的因素不仅应该包括个人情况和社会经济变量,同时也应该包括表示环境条件的变量.当生活满意度法运用于农地非市场价值评估,只要确定了农地数量和收入变量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就可以计算农地数量与收入变量之间的替代率,即为农地非市场价值.新方法在国内应用前景非常明朗,除可以弥补传统方法的不足外,还可用于对现有方法的印证.     

基于产权理论的征地补偿价格分析

本文基于产权理论分析了我国农地产权的本质、现状和特点,指出各种形式的农民集体实质是一种＂虚拟的所有权主体＂,农地集体所有权实际上蜕变为一种成员权,使得农民集体在征地补偿过程中存在严重的利益损失现象.为了有效保护农民集体利益,本文在分析各类损失产生的机制基础上,提出征地补偿的价格构成,从而为有效落实农地补偿提供了相关的理论基础.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土地流转与农地滞留

农户的土地流转决策可分为流转和不流转两种,而流转又分为转入和转出。一般而言,"理性"的农户如果寻求非农就业,那么就会将农地流转出去;如果选择继续农业生产,那么既可能转入农地也可能不流转农地,从而滞留于农地。利用2011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基线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新农合)对农户的流转意愿及实际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新农合显著地改善了参合农户的健康状况并提高了其流转意愿;(2)对于发生农地流转的农户而言,新农合住院乡级、县级、县外三级补偿比例以及年度封顶线等指标尽管影响了其转入倾向,但这些作用并不显著,不能确切地说明该制度导致了农地滞留,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加以追踪和研究。本研究为更好地促进劳动力转移,减少农民数量,推动人口城镇化提供了一个开放的视角。     

“好”的代理人抑或“坏”的合谋者:宗族如何影响农地调整?

本研究利用"委托—代理"模型探讨了宗族代理人在村庄地权变更中的行为特征及其转换机理。分析表明,随着社区开放程度的提高,宗族代理人将从村民公平诉求的响应者转换为地方行政指令的执行者。使用2014年CLDS数据的检验结果表明,宗族组织的存在或宗族越团结,农地调整发生的可能性越高,也更可能根据村民需求实施。但随着村庄开放程度的提高,宗族按照村民需求进行农地调整的可能性不断下降。采用村主任是否为宗族成员刻画宗族代理人的进一步分析表明,宗族代理人在社区开放过程中根据行政指令实施农地调整的可能性不断增加。本研究指出,宗族内部分化或宗族精英与地方政府合作是村民土地权益受损的重要诱因,亟须严格限定行政干预的边界。应该正视和发挥宗族在村民权益保护和基层自治中的积极作用,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农地产权结构、生产要素效率与农业绩效

该研究围绕产权排他性,通过构建测度农地产权结构的"内容实质—主体干预—排他边界"框架,以1978~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从农业生产要素效率变化的视角回答了农地产权结构如何影响农业绩效的内在路径问题。研究结果表明:(1)改革开放以来,农户的农地产权排他性得到了有效增强,且在提升程度上按照农地收益权、农地使用权和农地处分权的次序依次递减;(2)这3项权利排他性的增强均显著正向影响了土地要素与劳动力要素对农业绩效的作用效率,但影响的变动趋势存在着一定的差异;(3)在农地使用权方面,随着农户自主决策经营农地行为的日益排他,农业生产中的土地要素和劳动力要素效率均受到了正向的显著影响,但影响幅度却在逐渐降低;(4)而在农地收益权方面,随着农户独享产出收益行为排他性的增强,土地要素效率受到了持续增强的正向显著影响,但劳动力要素效率却受到了持续弱化的正向显著影响;(5)最后在农地处分权方面,随着农户自由处置农地行为排他性的增强,土地要素和劳动力要素效率均受到了持续增强的正向显著影响。据此,文章最后从农业生产要素效率变动的角度,简要讨论了农地产权管制的"合理界定"与"失当干预"问题,并提出了加强农地产权保护,增强农户产权排他性,推进农地处分权改革,以及从要素效率角度注重不同权利及政策之间相互协调等方面的政策建议。     

土地资源错配与中国工业企业生产率差异

尽管资源错配与生产率的关系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但文献却少有关于土地资源错配对生产率影响的研究。中国各地大规模的开发区建设,导致大量稀缺的土地资源被低效利用,在降低企业进入门槛的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生产效率损失。本文利用城市层面和行业层面的数据,估计了以低地价、协议出让方式为主的粗放型土地出让方式所导致的土地资源错配对中国工业企业间生产率差异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一个城市以协议方式出让的建设用地比例越高,其工业企业间的资源配置效率越低,且此效果对土地依赖程度高的行业更为显著。本文采用了多个替代的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并利用地形和官员任期作为工具变量,均得到了稳健的结果。     

土地市场化是否必然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基于中国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的检验

本研究利用2003～2008年间我国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检验,重点考察土地市场化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藉以探讨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土地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并不必然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土地市场化水平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随着土地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直至土地市场化水平达到25.33%。当土地市场化水平达到25.33%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到最大;当土地市场化水平大于25.33%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开始缩小。由于中国目前相当多的地区土地市场化水平低于这一临界值,现阶段土地市场化水平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处于正向作用阶段。要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中国政府应该不断加大土地市场化改革的力度,不断强化市场机制在配置土地资源中的作用,努力消除各种非市场因素的限制,以尽快跳出土地市场化的"低水平陷阱"。     

中国农地制度变迁70年:中央—地方—个体的互动与共演

制度变迁是一个连续的动态过程,本文初步构建一个"中央—地方—个体"三者互动与共演的动态制度变迁分析框架,分析中国农地制度变迁70年的实践。研究表明:(1)动态制度变迁过程可划分为3个阶段:"发展战略:中央政策制定"、"中间扩散:地方实施创新"以及"基层变迁:个体需求反馈";其中,中央政策制定的可行集取决于变迁要素(主观意识、社会需求和国内外经验)、要素权重以及政策制定者知识,三者共同决定了可选政策的多样性和统一性。(2)中央集权制下的一项政府主导的改革成功有两个关键:一是强制性与诱致性变迁相结合且方向一致,中央能够积极回应个体和地方的制度需求,提供制度供给,降低改革阻力;中央甄别引导→个体与地方探索创新→中央择优并固化为正式规则,这一互动过程使得改革能够及时调整,适应不断变化的系统和外部环境;二是制度矩阵中制度互补而非挤出的改革更易成功,相关制度之间相互补充,从不同方面达成同一政策目标,增强了政策效果。(3)上述观点得到中国农地制度变迁70年实践的证明:前30年的艰难探索中,中央政策可行集设定存在一定偏差,缺少强制性与诱致性(中央与地方)互动,制度缺乏适应性;后40年的成功(特别是使用权改革)主要原因在于,中央政策可行集得到调整,进行了强制性与诱致性(中央与地方)互动,充分利用了制度的互补性,实施渐进且广泛的改革,制度具备较强的适应性。     

广西民族民间文学旅游资源旅游开发研究——以“印象刘三姐”为例

广西民族民间文学资源丰富,民族特色鲜明,极具保护与开发利用价值,对其进行旅游开发是现阶段保护广西民间文学资源的必行之路。但由于民间文学不可恢复性、不可补偿性、不可逆性等特点,若盲目开发则很容易给民间文学资源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因此,本文以“刘三姐歌谣”成功开发为大型歌舞表演“印象刘三姐”为例,对广西民间文学资源的旅游开发进行探讨和研究,以期实现其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经济发展中水土资源的“增长尾效”分析

资源是人类生存的必需条件。根据Romer的假说,实际经济生活中的经济增长由于资源耗费引起了“增长尾效”。本文深入地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中资源耗费“尾效”,发现了水资源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尾效”为0.001397,土地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尾效”为0.013201,水资源与土地资源引起的“增长尾效”为0.014548。换言之,中国每年经济增长的速度由于水土资源的耗损,每年要降低1.45%,是美国水土资源“增长尾效”的6倍。这是一个很大的数据,只要经过1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就会因为资源消耗而降低到现在的84%,如果到203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就会因为资源耗竭而降低35%左右。“增长尾效”所以大,起因于土地资源的“增长尾效”大,这意味着在资源保护方面我们应该更多地注意土地资源问题。另一方面,水资源作为可更新资源却存在“增长尾效”,说明增长中对水资源的某些耗费是永久性的,需要加以控制。     

开源与节流并举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

一、围绕耕地保护中心。合理开发土地后备资源。(一)分析县情、统一认识。河南宝丰县是一个浅山丘陵农业县．人均耕地只有1．04亩。随着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快速发展,各业用地呈上升趋势。一方面,耕地面积在不断减少：另一方面,人口还在增加．土地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矛盾日益突出。要使耕地面积不减少,保住“饭碗田”难度很大。对此．宝丰县确立了以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为原则。以保护和改善牛态环境为前提．以获取土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三者协调统一为工作目标,把开发土地后备资源作为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摆上议事日程。成立了宝丰县土地开发复垦管理办公室．制定了《宝丰县土地整理、开发复垦管理办法》,建立了土地整理联系点,土地整理地块做到了图、表、卡、现场四对照。同时。建立了耕地保护、土地管理、开发复垦台账,和乡(镇)土地所签订开发复垦责任书,把土地开发复垦面积、质量指标进行量化分解,定期检查、具体指导、年底考核、奖优罚劣。确保土地开发复垦工作任务的完成。     

土地征用:均衡与非均衡--对现行中国土地征用制度的经济分析

本文运用均衡分析方法对土地征用制度进行经济分析,重点分析土地征用的均衡与非均衡问题。在构建土地征用均衡分析框架、探讨土地征用均衡与非均衡条件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土地征用非均衡产生的诱因,并从政策层面上探讨实现中国土地征用由非均衡向均衡转变的土地征用制度改革举措。主要的研究结论是:政府的土地征用有其经济上的合理性,但土地征用也存在政策失灵的可能,并带来社会福利的损失。现阶段我国土地征用已呈现出一定的非均衡态势。为最大限度地避免土地征用的政策失灵,实现土地征用由非均衡向均衡的转变,我们需要明确界定公共利益,规范政府土地征用行为;提高土地征用补偿标准,完善土地征用补偿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赋予农民国民待遇;建立有效约束机制,避免政府暴力潜能;打破政府土地征用垄断坚冰,允许非农建设用地入市。     

基于利益冲突化解的基金最优管理规模的确定

目前有关基金最优管理规模的讨论，几乎都没有考虑基金经理和投资者之间利益冲突的影响.为此，本文首先提出了化解基金经理和投资者之间利益冲突的三大原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总潜在可能损失最小规模(即最小损失规模)的确定模型、以及基金生存区间等系列概念及其划分和确定方法；借此对2009年～2019年期间中国基金运营状况进行实证评判，主要结论如下：1)中国基金市场经历了管理规模严重过度(2009年～2013年)、管理规模接近生存区间(2014年～2016年)以及管理规模进入生存区间(2017年～2019年)3个阶段. 2)在生存区间内，基金投资者报酬和总潜在可能损失对应的基金规模分别为倒U型和U型曲线，而基金经理报酬对应基金规模则是一条单调递增的曲线，并始终高于基金投资者报酬. 3)在样本期内，处于非适宜生存区间的基金数量占比平均达90.8%,而位于生存区间内的基金仅占9.2%,其中位于职责承诺区间和相对公平区间的基金占比最小，表明中国基金市场运营稳健的基金比例较低，而且从信守承诺和相对公平的角度来评判，中国绝大多数基金经理不合格.依据本文结论，可通过不断提高基金经理能力和市场流动性水平改进和提升基金运营的稳健性和可持续性，同时应加强对职业基金经理人失信失诺行为的约束与监管.     

要素禀赋变化与农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对1978年以来中国农业发展路径的解释

本文以诱致性变迁理论为基础,构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技术变迁模式的分析框架,分别计算了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土地、农业机械和化肥4种农业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和产值增量贡献率,并对改革开放以来各个年度的农业资本有机构成以及要素之间的技术替代弹性进行测算。本文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技术变迁的路线符合诱致性变迁理论模型的。中国农业技术变迁的路径是以土地要素为基础变量,以劳动力要素为最核心、最能动变量,其他要素(农业机械、化肥、农药)以劳动力价格的变动为中心,实现各类资源的优化配置。本文给出的政策建议是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继续推进各项改革和大力发展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防减灾投资支出、灾害控制与经济增长——经济学解析与中国实证

本文通过一个具有风险约束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对政府防减灾支出与灾害控制、防减灾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设定,利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预期效用和风险决策原理建立了一个两期的防减灾支出与经济增长模型,并以1990-2009年的中国灾害损失与经济发展数据为例进行实证检验。本文的结论是,在满足风险预期的约束条件和灾害总成本最小化的目标控制过程中,政府的防减灾投资支出存在最优的规模效应,适当水平的防减灾投资支出可以有效控制灾害损失;但是防减灾投资支出对当前以及近期资本存量积累和消费预期的影响程度在我国十分有限,政府的最优决策行为应该是在兼顾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防减灾工作,一个完整而且有效的灾害管理体系应该将有限的社会资源在一般性的固定资产投资和预防性的防减灾投资之间进行合理分配并鼓励个人积极参与防减灾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