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意义的思想演变与当代转型——以约恩·吕森为中心

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伴随传统历史目的论的衰落与“语言学转向”以来的叙事主义史学理论的兴起,历史意义与历史理性也逐渐丧失了系统性。历史意义与历史理性在近现代的演变过程中,历史元理性转化为认识论理性,历史意义转换为一种“事后意义”,这些概念在近现代都经历了一个从“实质性”向“范畴性”的转换。正是在这种转换中,史学职业化才得以形成。约恩·吕森作为当代德国重要的史学理论家,他在西方史学理论的总体性语境中,将现代历史经验与认识论理性相结合,以“历史文化”概念为引导,力图重新探讨历史意义和历史理性的当代合法性与思想生命力。从史学理论的未来走向上看,历史意义的“历史文化”转向是一个成功的理论转型。由此,我们能够观测到德国史学理论不同于英美史学理论的解释体系与发展趋势。     

“西化主义”:现代化的误区

现代化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嬗变、由落后国家向先进国家变迁的过程。“西化主义”是指非西方社会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在心理、器物和制度层面都无条件地全盘仿效或移植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会思潮。从本世纪６０年代起,“西化主义”概念曾一度被弃置不用。但在最近几年,这一思想又重新抬头,出现了回春景象。因此,如何认识和评价“西化主义”,又成为广大非西方社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本文作为作者《理论与经验：历史视野中的改革与现代化研究》一书的阶段性成果,对“西化主义”思想产生的渊源、演变的轨迹及其主要表现形式等作了深入的探讨,用大量有力的史实说明：“西化主义”是刻意照搬的“拿来主义”,是“西方中心论”的变种,是非此即彼的二维逻辑推断,是现代化的误区;对非西方社会而言,其唯一明智的选择是：从本民族、本国家、本地区的实际出发,以自身的文化作为内在驱动力,对欧美富有创见的制度与方法进行多元选择和理性借鉴     

法律至上精神在我国法治秩序建构中的意义

我国传统社会与西方市民社会的根基迥异,形成了天理、人伦至上与法律至上两种不同的理性精神。在西方,法律至上精神渗透于伦理文化与法律文化的根底中。在我国传统社会中,法律只是执行天理、人伦的工具而已。法律至上精神是现代法治运行的精神动力,而我国传统社会中又缺乏这种重要的法律至上精神的引导。因此,文章倡导在现代中国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弘扬西方市民社会生成的法律至上精神,推动中国法治进程。     

同致而殊途：钱穆与胡适的两条通往现代之路

钱穆与胡适是近代学术史上的两座高峰,他们各自开辟了一条通往现代之路。钱穆以绵延的文化传统为民族的“生命”,强调根植于传统,吸收西方文化的科学民主精神;胡适则盛赞先秦的理性精神而否定中古宗教的蒙昧成分,希望建立接触西方现代思潮后恢复理性传统的人本主义的中国。某种程度上,传统在钱、胡理论中分别是绵延与断裂的。钱穆又强调中国文化之特殊性,倾向于在中西不同处建立“特殊性”认同,要求世界各民族之传统步入现代化后,仍能各美其美。胡适追求的“现代”则是西方殊相发展出来的共相,他认为世界文化有渐渐朝混合统一的方向发展的趋势,并倾向于建立“普遍性”认同。可以说,二氏的两条现代化道路所致为一,其途则殊。     

中西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文象思维

本文通过对“文”、“象”、“文象”、“文象思维”这几个核心概念的分析,提出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可命名为“文象思维”;西方概念(或称理性、分析)思维将整个世界视为一种概念性的、设定性的、理性意义上的物质体,而仅仅从中将人类的精神分离出来,甚至人类的精神与客观物质对象一样,被视为一种“实体”,从而将存在理解为一种高度“命题化”的“理念”;而中国传统文象思维将整个世界视为“生生之物”,将人类的精神与天地万物之性统一起来,甚至将物拟人化,或将人拟物化,是一种“共处”与“共通”之“道”.在全世界提倡生态文明的今天,中国文象思维完全可补西方概念思维之不足,而且具有诸多先天的优势,理应成为人类探索可持续生态文明的现实道路的宝贵思想资源.     

解开经济人的伦理情结

经济人象一个幽灵 ,近几年来始终在我国理论领域中游荡。在经济生活中 ,经济人是一个假说 ,一个假设 ,一种模型 ,一种抽象 ,等等 ,一直是众说纷纭。西方近现代经济学派把经济人假说视为全部经济理论的基石和前提 ,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因此 ,它们对经济人的研究随着西方的市场经济的变化发展而不断深入。在自由竞争市场时期 ,经济人被假说为纯粹受市场经济规律支配的求自利的个体 ;尔后则强调经济人的理性选择 ,以保证以最小投入获取最大效益 ;当代的“新经济人” ,注重把非经济因素的制度、道德和法律等融入经济人的概念之中。经济人…     

西方理性主义及其现代命运

西方文化在本质上是理性主义文化,即以“逻各斯”精神和“努斯”精神的对立为重要规定的文化,现代人本主义、科学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潮就是对这一文化及其矛盾的现代理论表征、反思和批判。现代人本主义批判传统理性主义的“逻各斯”精神,要求理性回归人的生活,以丰富的人性取代“冷酷的理性”;现代科学主义则批判传统理性的“努斯”精神,要求理性回归经验世界,以谦虚的理性取代“狂妄的理性”;马克思主义思潮从总体性的实践活动出发,对传统理性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和批判。     

关注中国经济法的本土资源

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体现着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必然趋势 ,也昭示着法律文明的进步 ,因此 ,有学者提出“经济法具有突出的现代性”① 。“现代”必然包孕着社会发展进程中一切先进的、发达的、开放的合理性特征。在这一前提之下 ,西方经济法的理论与实践必然成为在变革时期新生的中国经济法发展的参照系 ,由此 ,“法律移植”、“法律与国际接轨”的呼声也随之高涨 ,但是 ,当这一思路演变成一种高昂的热情时 ,经济法的发展难免脱离其理性轨道 ,掉入盲目与虚幻的泥潭 ,对此 ,笔者的看法是 ,在社会与法制现代化的宏观背景下 ,经济法必然要参照西方…     

韦伯合理性理论评议

韦伯将黑格尔的理性概念改造成合理性概念 ,并赋予合理性概念以社会建构之意义 ,他把“现代性”等同于“合理性” ,将“现代化进程”等同于“理性化过程” ,从而把狭义上被看作是人的思考能力的理性拓展到人的行动和历史、社会等现实领域 ,成为人的行动及社会所具有的特性 ,以说明西方现代性的演进及其本质。韦伯合理性理论对现代性的诊断已经成为西方现代性话语的转折点 ,在他之后的现代性理论大都对他的理论有着一种“路径依赖”关系。     

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

现代新儒学的产生和发展有其必然性。历史悠久、根基深厚的中国文化早在晚明清初即已开启其由传统而向近现代转化的历史闸门 ,但满清贵族入主中原及其所实施的野蛮的种族岐视和文化统治使得中国文化近现代化的进程未能以自发式形态一线顺畅展开。迨至道、咸之世 ,戊戌年间启蒙思潮由“早期启蒙”阶段向“近代启蒙”阶段的发展标志着中国文化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又一次被启动了起来。尽管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远胜于晚明清初 ,但这时的中国已经遭逢到亘古未遇之巨敌——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近代西方文明。近代西方文明作为人类文明…     

有限性视域中的人文精神

在现代性“焦虑”与后现代性“肉欲”双重压力下,如何讨论人文精神?本文探讨了有限性视域构成性,即具体而实在的生成性,人文精神的理性与非理性,如何在精神的活动中通过理性而阐明而理解,而理性之工具理性与批判理性的运动则揭示了自身的可理解性。在人性、认识能力和生命等主题中,有限性的人文精神在西方近现代化中具有构成作用。     

“新经济”时代经济发展的伦理问题综述

“新经济”时代 ,一方面 ,经济飞速增长 ,技术迅速提高 ,人类的交往空前扩大 ;另一方面 ,却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难题和困境 :人情淡薄、犯罪猖獗、资源破坏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 :经济的发展与人类的道德伦理越来越密不可分。一、经济伦理的现代危机对现代经济发展带来的困境的研究 ,大多数学者都将之与西方工具理性的过度发展而造成价值理性的衰落联系起来。奥斯特罗姆认为 ,虽然韦伯把具有官僚行政体制的“独裁”政府管理体制看作是西方文明中“法律理性”的基础 ,但他的法律理性观念却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卢梭式的悖论 :“人生而自由 ,…     

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逻辑

以大历史观,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逻辑及其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建构,厘清“西方中心论”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构逻辑。西方国家在西方文明演进中内生出帝国文明,建构起“西方中心论”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蕴含使帝国文明异化为野蛮的基因。“西方中心论”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是沿着“历史道路”“文明解释”“民族优越”“人性辩护”“社会论证”“理性标准”“开化使命”“美丽神话”“哲学基础”的逻辑建构起来的。中国式现代化开创出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三者在生成逻辑上是逐步演进关系,在理论逻辑上是彼此理解关系。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对中国实现现代化具有决定意义,它一改过去中国对西方现代化潮流冲击的被动回应为主动应对,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掌握了历史主动。     

法律制度构造论

法律制度并不仅仅只是法律规范的总和而自有其独特的结构：它以一个中心（核心）法范畴为“晶核”，围绕这一“晶核”，法律目的、法律政策、法律价值、法律规则、法律原则、法律概念、法律标准、法律技术、法律精神等多种法的要素和成分相互联结、有机组合，形成一个多层次的立体型法律实体装置。它贯串并存在于组成一个国家和地区整个法律体系的所有法律部门。这样，法律制度既具有具体性与抽象性，又具有相对独立性与普遍关联性；既具有整体性与层次性，又具有实体性与程序性。而且，由于法律制度是对作为“类”的社会关系的综合性调整方式，因此，作为“类”的社会关系的发展变化决定着法律制度的演进与发展。     

胡塞尔理性的沉沦与拯救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代的急剧变化动摇了西方文明及其价值标准,摧毁了理论的自信和理性的信仰。在反形而上学的潮流中,黑格尔被当作“死狗”抛弃了,实证科学精神及非理性主义日益占领哲学阵地。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现象学的奠基人——胡塞尔,却仍抱着崇高的道德理想和追求真理的强烈愿望,坚定地执着于“通向绝对清晰的精神生活的道路”。在胡塞尔看来,实证科学精神及非理性思潮非但不可能恢复和拯救西方深厚的人文(理性)传统,却更加深了伴随着世界大战和物欲而来的人类精神危机,从而导致了“理性”的沉沦;     

契约的伦理内核——西方契约精神的伦理解析

当前,合同、契约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法律领域的重要内容,但人们对契约含义的认识和理解主要来自于西方。契约理论在西方可以说是源远流长,不仅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经济生活,而且还被用来构建国家社会组织理论,因而社会契约思想成为近现代西方社会特有的伦理观念。本文旨在从西方伦理传统的视角,探索西方契约理论的精神特质、人性基设、价值原则和道德意蕴。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道路的现代性特征

现代化是一个描述人类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总体性概念,它既是时间概念,一般指社会历史从“古代”经“中世纪”到“现代”的历史进程,也是理论概念,表征人类与传统告别、进入科技革命推动的工业社会的实践过程;现代性多用于有关现代化的评价,一般指对于现代化过程中造就的现代社会根本特征与表现形态的哲学反思和理论概括,大致包括对社会结构转型的阶段性特征、核心要素及其对新的文明秩序的追寻等共同内容,但由于不同国家的经济基础、自然条件、文化传统不同,现代性又呈现出不同的差异性特征。西方现代化的主要驱动力是资本,因而西方现代社会展现出的现代性特征是：生产方式全面“物化”、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相对独立性、共同体与个体的撕裂。中国式现代化则开创了一条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呈现出的现代性特征是：领导核心与人民主体的统一、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的统一、工具性与目的性的统一。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中国版本。     

胡塞尔现象对科学主义的批判

自人类历史进入十三世纪以来,西方文明逐渐成为全球性的强势文明,“世纪精神”选择了欧洲(黑格尔语)。资本主义的扩张使这一文明扩展到前所未有的范围。自由、民主、理性、科学,这些西方文明的特产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概念,然而斗转星移,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在物质文明高度膨胀的同时,西方文明渐露疲态,文明危机,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危机日益显露。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文明”话语——基于中国视角的回顾与反思

19世纪,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中形成了一种以“文明国家”概念为核心的“文明标准”,世界由此被划分成“文明”与“野蛮”两个部分,这种观念在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中产生了长期影响。20世纪下半叶,英国学派率先展开了对全球化时代“新文明标准”的讨论。而在回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过程中,学术界开始关注多元文明和文明对话的重要性。但西方学者的讨论大多没有摆脱单一西方文明的视角,仍带有西方中心论色彩。全球化时代需要一种由不同文明共建的“全球国际关系学”,在其构建过程中,中国传统文明观中的和平思想有可能成为破解西方文明观中的“文明—野蛮”二元思维和“文明冲突”论,构建不同文明和谐共处的国际新秩序理论的重要非西方思想资源。     

形式理性、数学思维与现代法治的实现

现代法治作为一种社会治理形态,其主要特征就是可以预期、可以预测,从而能够带来一种社会治理的确定性。现代法治发轫于近代西方,通过回顾和反思近代西方法治的实现机制,可以发现:只有形式合理化的法律制度才能够保证现代法治的实现,而近代西方形式理性的直接表现形式就是数学思维,从而也就决定了只有通过数学思维所构筑的法律制度才能实现形式合理化。由此,也表明了形式理性、数学思维与现代法治的实现之间存在内在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