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的神灵观

义和团所请神灵多来自传统戏文小说,此种选神方法的便捷之处在于戏曲是舞台艺术,具有可感性,戏中英雄为团众提供了直观模拟的对象。义和团崇拜的戏曲人物有四种系列,分为正统神灵和反叛神灵两大类。关羽、岳飞、杨家将等皆属正神系列,而武松、孙悟空、猪八戒等则分别为世俗和神怪反叛式神灵。这些神灵不仅本领非凡,而且富有动感,能直接触及团民的日常生活志趣。团众选神是严酷形势和紧急情况下的行为,因此,其所选择的神灵有人数众多、来路驳杂的特征,但是,此类神灵的反智特性、好战禀赋以及冤屈遭遇,局部意义上反叛了清朝官方和士绅集团拥戴的正神系列,但依然有与正统神灵系列重叠之处。团众选神是时代风云际会促生的产物,反映了晚清至高权力松动状态下意识形态的摇摆状态。     

义和团与关公

关公是京津时期义和团崇拜的神灵群体中出现率最高的神位。团众拜关公属于官方赞许和民间拥戴的结果,关公本人从关羽、关公到大帝、关圣的复合身份,启示了义和团从"草民"和"义民"身份更换的认同。关公多元的身份和处境暗合了义和团在直东和京津时期的境遇转移。晚清宫廷和民间频繁的关戏演出为义和团拜关公铺设好了信仰体系与接受美学的土壤。关公的神学和戏曲传播学地位构成了团众的精神支柱。严酷历史状况下团众的悲情表演,不仅迫使团民还原了其世俗性地位,亦使得关公的正神形象蒙受耻辱,从而为后世中国废除关公的神学地位提供了文化阐释的依据。义和团拜关公现象促进了中国神学体系的革命。     

论汉画像牛首人身神怪形象中的母崇拜和土地崇拜

汉画像艺术中牛首人身神怪形象体现了汉代人对母的崇拜.汉代人认为牛是阴性、母性的动物.在汉画像中出现的牛头人身神怪的神性之一就是沟通阴阳,而另一个便是从母崇拜中延伸出的土地崇拜,预示着生命的循环,反映了古人希望土地多产、家业兴盛等愿望.     

僧伽大师与无支祁的传说

结合历史文献考释了有关僧伽大师的传说。僧伽大师的传说,自唐代开始、宋代尤盛,与文学结缘并与无支祁的神怪传说融为一体,并与西天取经的故事接轨;阐述了无支祁与《西游记》中孙悟空的源流关系,认为孙大圣的形象源于中国古代神猴,通过各种资料显示了孙悟空形象的衍变,是从无支祁狭窄单调的描写中,一步步扩大、衍变、充实,而更宏大神奇,个性突出的。     

《庚子国变弹词》中的异人形象

李伯元所作《庚子国变弹词》是近代反映义和团事件最为全面、详尽且偏见不强的曲艺类作品。《庚子国变弹词》以全景图方式再现了义和团事件的整个过程,还刻画出了一组性格特别的人物群雕图。其中端王、李来中、张德成三人皆具有异人特征,三人不仅是义和团集团的绝对首领,还寄托了李伯元所阐释出的鲜明个性。在《庚子国变弹词》的世界里,端王成了一代枭雄兼霸主类角色,李来中则是行踪飘忽、来去无踪的羽客类人物,而张德成就成了能掐会算的算命先生类主人公。三个团众首领分别担负起枭雄、羽客和怪杰的形象,延续的是戏曲角色定位的需求,而未曾严格遵守历史真实。三个特异型人物的登场,组成了一幅风云跌宕、诡异莫测的江湖世界图景。如此性格人物的集体亮相,迫使弹词为传统江湖世界的想象空间增添了近代化的新素质。     

《西游记》:艺术化了的心学

《西游记》作者吴承恩深受王阳明心学的影响，小说所叙述的故事与着重塑造的孙悟空形象，形象地表现了修心正性、成圣作贤的心学理论。孙悟空从充满欲望的野猴到取得正果的猴神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去心中之欲的过程。     

军人自我形象审美认同调研

军人自我形象审美认同是指军人以自我为审美对象进行自我审美的现象与过程。采用自制的词汇表对488名军人自我形象审美认同进行考察,结果发现：（1）军人对自我理想形象的审美认同较高,其中对崇高品质美的认同最高,对崇高形式美的认同最低;（2）军人对自我现实形象的审美认同较低,其中对崇高体验美的认同最高,对崇高形式美的认同最低;（3）军人自我现实与理想形象的审美认同在崇高体验美与崇高品质美上差距较大;（4）参战经历对军人自我理想与现实形象审美认同的影响显著,而类别的影响不显著。本项研究表明,军人自我现实与理想形象的审美认同存在差异,参战经历是影响军人自我形象审美认同的一个重要因素。研究结果可以为信息化战争形态下的军人自我形象锻造提供理论与实证依据。     

祖德如山重 宗恩似深海——从平果嘹歌看广西壮族的祖宗崇拜

壮族的祖宗崇拜,是壮族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平果嘹歌作为形象记录壮族先民的历史、习俗、心理的＂活态史书＂,祖宗崇拜的内容体现在各个重大节日的相关习俗中。嘹歌借它增添了内容,扩大影响、保存与传播,而祖宗崇拜则借嘹歌得以传承。     

教师形象构成及其教育价值积极实现途径

＂教师形象＂是指教师在从事教育职业活动时,由职业活动的特殊性而应该具有的行为举止上的风貌、特征,它包括教学形象和生活形象。文章提出了教学形象和生活形象二元结构的教师形象分析方法,并指出＂规定性＂和＂理想性＂是积极实现教师形象之教育价值的重要途径。     

论康德的崇高理论及其影响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对崇高的讨论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展开的。康德承袭了＂崇高＂这一传统术语,以特有的、批判的眼光赋予其新的含义,形成了著名的崇高理论。其崇高理论不仅影响了同时代的席勒、黑格尔等人,还影响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甚至影响到了后现代主义者利奥塔。尽管康德的崇高理论是唯心主义的,但却给人以启迪,留下了许多尚待研究的课题。因此,应全面地、历史地认识康德的崇高理论。     

义和团仪式的武、舞、巫合流机制

儒学的无神论观念限定了中国神学体系的发育,儒学的静养哲学亦遏制了中国舞蹈业的发展.义和团的请神附体上法仪式担负起短时期、大范围内为民众造神的任务.义和团的巫术表演对中国巫术舞蹈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其所引发的巫术舞蹈的普及、推广和革新工作影响甚大.义和团巫舞直接借鉴了中国传统戏曲和民间巫术的表演传统,并引起晚清巫术舞蹈业的兴起.晚清高层权力的剧烈变更触动了义和团选神制度的勃兴,义和团在公共空间动作感强烈的团队表演现象,不仅象征性地张显了权威,亦完成了整个帝制时代最后一次巫术舞蹈的复兴运动.     

“狂欢”与“逍遥”——巴赫金狂欢化诗学与庄子逍遥游思想异同比较

从审美文化精神的角度进行比较，不难发现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和庄子的“逍遥游”思想有着不同的精神内涵和文化取向。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造就了二者不同的理论品格，共同的世俗压抑和社会不公又给他们注入了相似的叛逆因子。在他们的性格和理论中，“孤独”与“旷达”并存，“出世”与“入世”对待，“狂欢”与“逍遥”辉映。二者异曲同工，各具千秋。     

以残忍的反抗寻求有意义的生活——论“80后”小说颠覆性师长形象及其启示

在"80后"小说的反成长叙事里,塑造了一大批另类的师长形象,他们对青少年只会起到反面的作用,甚至是导致他们迷惘、困惑、颓废、叛逆、堕落、受伤甚至死亡的主因。与此对比,"80后"则以"反"和"拒绝"的姿态成长着,以颓废、反讽、游戏和调侃的姿态叙述着,呈现出一种当代人普遍"在路上"的彷徨、苦闷、焦虑、恐惧和忧伤的流离之苦。这些颠覆性的师长形象从反面表达了"80后"对能真正作为灵魂导师的师长形象的期待,具有非常高的精神境界。     

女性意识与民族国家——以现当代话剧文学中的昭君形象为中心

在中国现当代话剧文学中,郭沫若、顾青海及曹禺的<王昭君>从不同侧面强化了"昭君出塞"母题的某一因子.郭著<王昭君>更多的突出了昭君形象的叛逆精神,女性意识相对较弱,民族国家意识也相对隐蔽;而顾著<王昭君>中的昭君,比郭剧中反抗王权的昭君更加理解女性的不幸,因而女性自我意识更加自觉.同时,昭君的种种爱国举动,表现出她鲜明...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若干问题研究

本文从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入手，深入分析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发展历程、国外政党对党员进行教育和培养的基本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整党整风运动和集中教育，充分论述了当前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必要性、指导思想、总要求、根本目的、重点对象、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同时认真总结剖析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的主要表现、危害、产生的原因及对策，并提出今后我们要大力加强制度建设，进一步改进群众工作方法，切实提高群众工作能力，认真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确保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健康深入开展。     

试论契丹“挞马”组织的性质及其影响

在契丹族早期社会中,存在过一种特殊的武装团体,契丹语称“挞马”.到阿保机时代,契丹“挞马”组织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成员多以“入侍”的形式,宣誓效忠于首领,由此产生了契丹族以贵戚、大臣子弟入侍汗庭的制度,也出现了从属于阿保机个人的常备扈从武装,由此强化了阿保机的个人权力,也促进了契丹社会王权的诞生和专制政体国家的出现.     

鲁迅小说的代际伦理观探析

鲁迅小说对代际伦理问题进行了理性的思考,在展现＂长者本位＂观对＂人之子＂残忍的戕害和压榨的同时,还揭露了国民对宗法精神的眷恋与维护。＂逆子＂的出场导致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审父＂意识的开启。鲁迅立足于＂以幼为本＂的观念,既肯定幼者的自然天性,同时对其身上的根性进行了启蒙审视,体现了一种现代品质的、崭新的伦理观。     

巴塞尔姆《白雪公主》的互文性解读

巴塞尔姆后现代主义小说《白雪公主》嫁接于格林童话《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但二者创作风格迥异。对作者而言,互文性是其“叛逆性创作”的重要手段;对读者而言,互文性带来了“痛并快乐”的“极乐”阅读体验,帮助读者解读后文本的白雪公主角色塑造的矛盾性和悲惨命运,揭示作者的创作深受前文本的传统和作者所处社会背景的双重影响。     

气节砥砺：晚明文学家社群结盟进程中的精神洗礼

“气节”为儒家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并作为士阶层人格价值取向的道德标准成为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精神。主要包含两个层面的内涵：“气”与“节”。晚明社群重视培养社群成员的“气节”品性是基于当时社会现实需要．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明代万历中叶以后,阉人专权,朝政日趋腐败,东林君子在与阉党小人的斗争中所表现出的高尚“气节”与顽强斗争精神成为士林表率,社群继承东林“气节”,成为与阉党小人斗争的主力,对社群文人立身处事具有很大影响。（二）社群重视对社群成员“气节”品性的培养还在于士风日下、世风日腐,这也是社群倡导“气节”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社群重视士子“气节”品性的培养,社群成员之间也以气节相砥砺、气节成为社群文人立身处事的基本道德标准,在当时形成一种砥砺气节、注重士品的社会风气。这一时期文学家的思想心态既呈现复杂多样性,又呈现动态流变性。这一特殊文人心态的形成,与明清易代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以及随社会变化而性质发生变化的文人社群不能说没有关系,特别是社群文人群体多种形式的文学运作对他们的思想心态具有重要影响。     

严歌苓移民小说中异国形象及其成因

新移民作家严歌苓的涉外小说表现了中国移民在美国的生活，涉及形形色色的“美国人”。小说塑造了自立自强的中国移民，解构了美国自塑的“救世主”形象，反映了不同的异国形象。形成这样的异国形象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中西文化的差异；二是作家的创作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