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州文化及其德育意义探析

传统的雷州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核心,以民俗文化为载体,以地方文化为特色,是为广东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的雷州文化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建设文化相融合,共同构成了当代湛江文化。湛江文化与雷州文化的关系是传承与发展的关系,雷州文化是湛江文化的基础和核心。雷州文化具有丰富的社会价值和人文精神,尤其富蕴着当代德育意义,雷州文化与湛江的革命文化和建设文化,作为独具地域特色的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历来是湛江人民用以传承传统、教育后代的宝贵精神财富和德育资源。     

雷州文化研究新视阈——《雷州文化概论》创作缘由与主旨解读

雷州文化概念应由其地域全在热带范围内,分布连片,有一致发展过程、共同的文化特质和风格,一致的发展水平和稳定的文化中心等整合而成,应定名为雷州文化。与此相应,形成"雷州民系",加入岭南四大民系之列。雷州文化具有热带农业、海洋、清官廉吏、独特风俗、流寓和文学艺术等文化精华,应采取有力措施,加以保护传承和发扬光大,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明代雷州地区的“寇贼”之乱

雷州自古多"寇贼"。有"瑶贼"、"倭寇"、"海贼"及其他"寇贼"。"倭寇"、"海贼"的猖獗与明朝廷推行的"海禁"政策有关;造成明代雷州地区多"寇贼"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明朝廷对南方少数民族的欺压、明朝军队及过往官员对雷州及其附近地区人民的骚扰;明代在雷州建珠池采珠,也是导致雷州民众为"寇贼"的原因之一。"寇贼"之乱使雷州人口大减,破坏了地方社会秩序,对雷州民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加重了雷州人民的经济负担,对于雷州地区教育事业发展的摧残也是极严重的。为减少损失与危害,尽快恢复发展生产,地方官府采取了若干有效的措施。     

雷州换鼓新考

雷州换鼓曾被誉为天下四绝之一,但人们对雷州换鼓是什么却争论不休。从民族学资料中,我们发现了雷州换鼓的真义。雷州换鼓包括:把铜鼓送往雷州府、换成雷州雷神庙的龙凤灵鼓、再运回原地三个环节。其原因是:雷州雷神闻名于天下,中国有了"铜鼓出在雷州府"的公论,南方苗、彝、土家等民族都有到雷州更换铜鼓的遗迹。     

雷州话生成的历史过程

从宋至清的雷州《言语志》系列中,可发现雷州三种语言的兴替过程。黎语在宋代与官话、东语三分天下,元明已成濒危语言。官话宋叫"汉音",元明叫"官话"。雷话宋代无名,但在乡村已成气候;元明叫东语,处在"做客"时期,但已从乡村进入城镇,影响力上升。清中叶黎语消亡,东语逐渐垄断雷州城乡,反客为主,雷话最终生成。伴随这个过程的是闽南人大规模进入雷州,社会变动和语言演变规律改变雷州语言的格局,促进雷话的最后生成。     

民族文化视阈下秦观的雷州创作研究

秦观在雷州创作的文学作品厚朴苍劲,尽脱铅华,主要描写了奇特的巫医风俗、殡葬习俗、造酒风俗、腊祭习俗、婚俗等雷州民族文化事象。在这些作品中可以管窥雷州风土民情对秦观后期心理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心理转变对秦观在雷州的创作情感及创作方向改变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明代雷州地区的水利建设

明代是雷州水利建设的重要发展时期。明代雷州的水利建设在宋元基础上,通过雷州政府的大力组织和雷州民间力量的积极参与,终于取得卓著成效。兴修了大量水利工程,大大改进了修筑技术,水利事业的发展达到历史的高峰。水利事业的不断进步强有力地促进了农业、手工业以及商业的发展,确保雷州社会经济稳健地向前迈进。     

雷州推官欧阳保论考

万历《雷州府志》是时任雷州府推官欧阳保主持纂修的一部府志。这部万历《雷州府志》,是目前关于雷州半岛的雷州府和海康、遂溪、徐闻存世的最早最完整的府志,具有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价值。欧阳保除了这部府志外,在雷州还做了一些很有意义的工作,如:兴办学校,审理案件,兴利除弊,修建文塔等等。研究欧阳保的实绩,可启迪我们的思考,以便推进雷州文化的研究和建设。     

雷州文化的历史及特征与“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肇始于雷州半岛等地古越人文化和南越、西汉的外贸方各,而“海上丝绸之路”又为雷州文化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但雷州文化又未能真正继承“海上丝绸之路”的远涉鲸波、开拓进取之精神,局限于“兴渔盐之利,行舟楫之便”,未能走向以海为商的发展道路,以致民性保守,“惰向外志向,乏进取毅力”。在谁拥有海洋谁就拥有世界的当今,真正继承和发扬“海上丝绸之路”的精神,应是发展雷州文化的应有之义、必由之路。     

“雷州”及其别名“雷阳”考释

"雷州"之名始于唐贞观八年,在其得名由来之四种说法中,以得名于擎雷水之说最有说服力。"雷阳"为雷州的"郡名",是历史上约定俗成的。它常在古代的诗文和公文中使用,用以指称雷州府或雷州地区。"雷阳"名称来源于"(擎)雷水之阳"。     

明代雷州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

雷州地区的教育事业至明代获得大发展,培养造就了众多的人才。这是由多方面条件共同促成的:首先是地方官对于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其次是学校教育获得了坚实的经济支持;再次是明代雷州人对于教育、科举的热切追求。明代雷州教育事业的发展,突出的成就之一是使雷州人才辈出,尤其是政治人才;教育的发展,伦理道德规范的宣扬,改善了雷州地区社会的风俗与面貌,也推动了雷州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雷州半岛的乌王崇拜

雷州半岛的乌王神是中国罕见而雷州独有的神灵,在雷州文献中虽记载不多,却备受当地人信奉。乌王神又称邬王、铭王、乌蛇大王等,其崇拜的动物应是乌蛇,这间接地透露出它曾受闽文化的影响。乌王神的历史渊源是雷州的雷神,该神化身为动物时叫忽雷,人类起源于它的乌卵,故它又名乌雷神。随着闽南语一统雷州,闽人蛇神与雷州乌雷融合,宋代以后从雷神中独立出来,成为乌王神。作为祖先神的雷神在中国只见于雷州,与此相应,乌王神也为雷州所独有。     

雷州石狗民俗文化探源

石狗是雷州民俗文化之瑰宝。雷州先民视狗为灵物,唐代雷祖诞降的传说使雷州先民祭祀灵物之风遂盛;宋元时期福建莆田人的迁入,使这一灵物有了新的特征;明清之际大量汉人的到来,又形成了以汉族民俗文化为主要内涵的石狗文化体系。石狗从图腾崇拜、灵石崇拜到呈祥辟邪、守护神灵这一内涵的转化与发展,以及雕刻形制的具象、夸张和狮狗类型的多样性变化,呈现了雷州民俗文化浩瀚漫长的历史。     

孔子"和"文化思想及现代启示

孔子"和"文化思想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大贡献,具有深刻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文章分析了孔子时代的社会危机与"和"之重大价值的发现,梳理了孔子"和"文化思想体系的理论架构。作者认为,"和"是孔子文化思想的精髓和统领,"仁"、"礼"与"中庸"是实践"和"的重要手段,也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基本途径。孔子毕生倡"仁"崇"礼"、推行"中庸",致力于"和"文化思想的创造,建构了民族特色鲜明的体系。文章指出,孔子"和"文化思想的巨大魅力在于"以人为本",关注现实,在于创造性地弘扬前代的优秀成果,思考人类的和谐有序、文明发展,其思想精髓对当今人类的发展仍然具有重大启示意义。     

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社会检验

面对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思想文化观念的深刻变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应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因此文章在探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社会检验问题的时候,就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人民根本利益保障等分别提出了社会检验的指标和判断准则;指出邓小平同志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同样可以作为检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社会实践效果的标准。     

“雷州半岛文化定位”笔谈——“雷阳文化”发凡

关于雷州半岛的文化定位，近来在一些媒体上展开了讨论。“雷文化”、“雷阳文化”之外．尚有“雷州文化”、“高雷文化”、“红土文化”、“湛江文化”、“琼雷文化”等说法。结论往往在讨论之后，讨论的过程所产生的文化学意义与价值会超过简单的结论。在此，我们提供几家较有代表性的提法，以期唤起海内外文化学者对于雷州半岛的文化定位的关注，将此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     

明清时期雷州地区士民义举述论

明清时期,雷州士民的义举表现在资助族人度过难关、对身陷困境的乡邻施以援手、让利施惠于人、为人申冤化解邻里矛盾纠纷、灾后义赈、捐资兴教助学、为民请命除害等方面。明清时期雷州地区经济的发展、儒学教育的深入普及、雷州地方官及本地义士义举的示范影响、官府对义举的表彰及民间对义士的推崇等,都推动了义举风习的形成。明清时期雷州地区士民的义举对地方社会民生有着积极意义。     

雷州文化对湛江经济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雷州文化正面效应体现为它的开拓精神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科技文化基础为发展经济提供丰厚的人力资源,特色文化资源推动形成湛江本土文化产业,历史文化资源为文化旅游提供支撑。负面影响表现为它的保守性致使市场经济发育不良,浓厚的小农意识阻碍人力资本的提升,彪悍民风及不良行为文化形象制约湛江塑造良好的投资软环境。雷州文化对湛江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主要包括激励机制、导向机制、渗透机制和创造机制。     

“三喻文化”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多维透视

当今时代"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的交织并存,不仅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新的社会文化背景,而且催生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多维形态。因此,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的"前喻主体"、"并喻主体"、"后喻主体"及其特点,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多维主体的优势互补,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多维主体的优势生成,不断增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教育合力和整体效应,是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秦皇汉武文化政策比较研究

秦始皇"焚书坑儒",采取了政治、法律等强制性手段统一思想文化．背离了宗法社会的文化传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水",在人们的思想文化领域内,采取教育、引导等手段统一思想文化,顺应了宗法制社会的文化传统。秦皇汉武的文化政策都适应了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要求,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