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我国发展方式转变的趋势与重点

今后五年,我国将处于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第二次转型与改革的关键阶段。这一次转型与改革具有很强的时代性特点,不仅要从外部以及外部市场的变化看发展方式转变的迫切性,更要从国内需求结构变化的大趋势了解和把握发展方式转变的现实需求与基本趋势。当前,我国社会需求结构变化的基本趋势集中表现为从生活必需品到耐用消费品、从私人产品到公共产品,它体现为从物的发展到人的发展的脉络,其基础在于我国开始进入发展型新阶段,本质在于人对自身发展的基本需求。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必然要求发展方式的相应转变。从总体趋势看,“十二五”是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第二次转型和改革的历史起点,是改革发展实现历史性转变的关键五年,迫切需要实现“四大转变”：即从投资主导转向消费主导、从工业化主导转向城市化主导、从公共产品短缺转向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中高碳经济转向低碳经济。实现这些转变,关键在于政府转型,要求政府果断地放弃GDP增长主义,实现由“经济增长”向“经济发展”的转变,由“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的转变,由“做大蛋糕”向“分好蛋糕”的转变,国有资本由“盈利性”向“公益性”的转变。     

发展循环经济背景下的资源税与增值税改进探讨——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2007年12月,“长株潭城市群”被批准为全国“两型社会”综合改革实验区,循环经济在长株潭城市群的发展,需要落实到企业层面,分税制改革以来,国家税收调控对区域经济的调节主要表现在区域支持与产业优惠上。综合改革试验区区域税收政策的“先行先试”权利,必须要结合本地区的自然资源、环境资源禀赋,在关键税种上加以改进才能诱导产业结构优化、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     

中国未来30年改革的理论思考——基于“人本体制论”的审视

中国改革下一个３０年,应该是类似奥运“五环”的改革,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制度改革。这种“五环式”的改革,环环相扣,融为一体。就其改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无论是与前一个３０年相比,还是与1919年以来中国现代史的前三个３０年相比,都将是一场更深刻、更伟大的变革。第一,改革的实质在于人的解放和自由的全面发展。应从横向、纵向和内核三个层面准确把握“人”的含义;抛弃“人本工具论”,树立“人本实质论”;由“不完全的、基础性人本”向“全面的、高端性人本”渐进式提升。第二,把握“双线均衡”： 即寻求经济市场化与社会公正之间的最佳均衡点。主要包括推进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的改革,缓解社会财富“三个倾斜”（向政府、垄断企业和非劳动者倾斜）问题;资源环境产权制度,解决资源类产品价格和税收不合理产生的分配不公问题;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联手,运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机制,缓解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第三,促进“三个解放互动”：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关系以及促进人自身的解放和发展,并使三者互动。第四,在“上”、“下”、“内”、“外”四个方面推进经济领域体制创新。“上”创政府经济管理新体制;“下”创微观基础和市场体系的新格局;“内”创民生性和可持续发展体制;“外”创适应和应对全球化体制。第五,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制度的“五环”改革。要准确把握“五环改革”每个环的“中心”;抓住“五环改革”之间的“交扣”性,使之一体化;增强“五环改革”的动力,注意防止“权贵”和“民粹”两种现象,特别是“权贵”问题。     

生育水平下降的“实在空间”与“观念空间”

中国“人口瓶颈”的消除并非是把人口稳定在15亿左右,而在于实施“人口负增长战略”,分三阶段将人口总量降至3-4亿的小规模态。中国人口生育水平的下降既有其“实在空间”---“尺度空间”、“结构空间”、“政策空间”和“比较空间”,又有其通过提高认知在较大程度上可消解的“观念空间”。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发展问题和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人口问题;可持续发展需要一个与环境保持低位均衡的“小人口”,而非能为土地生产力支持的“适度人口”;人口数量控制对年龄结构调整的优先性是层级-尺度理论的规定;市场并非万能的,而需要具有约束力的计划生育;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并不必然与“政策挤压”形成的狭小“生育空间”相联系;稳定低生育水平不是“东稳西降”,而必须“东西同降”。     

行业协会促进产业升级的作用类型及其实现机制————一项多案例的研究

基于“会员逻辑”和“影响逻辑”、“市场支持性”活动和“市场补充性”活动等相关理论,行业协会对内职能中的“规划发展”、“设计研发”、“品牌创新”和“市场营销”,与对外职能中的“对外交流合作”和“与政府部门合作”等,构成了它促进产业升级的六个基本维度。通过多案例比较研究发现,行业协会在产业升级中的作用具有不同类型。行业协会自身实力决定了协会对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的汲取能力,其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分别受协会所在产业的产业类型和（或）产业地位与政府等其他外部机构的影响和制约。而协会的资源汲取能力大小和内外部资源的多少决定了它在产业升级中对内职能和对外职能的强弱。     

“穷根”与“翻身”:第二次乡村变革后的精英再生产机制研究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一个关键点就是乡村精英再生产机制的变迁。鲁中三村的精英再生产机制展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乡村精英循环或再生产机制的一个侧面,具有典型的个案意义。跨时段调查结果显示,这些村庄的“新贵精英”及其后代打破了“穷根”的诅咒,而传统精英及其后代则实现了“翻身”。当代农村社会结构被再生产的新贵精英与传统精英重新塑造:前者重视以政治体制内的权力资源为主体的各种资源的融合利用,通过体制安排实现了代际传承|后者重视以文化与经济资源为主体的各种资本的再发掘,代际“言说”机制起到巨大作用。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两者的再生产机制开始趋同,即依赖的再生产资源都开始趋向于文化资源。同时,农村的现代“边缘群体”利用暴力性行为等,也在获取资源的过程中形成了“准精英”群体。     

缩减人口还是稳定人口?————中国向何处去的命运之择

对“控制人口数量”基本国策的实现程度有基本完成和远未完成两种判定。主张稳定人口的基本完成论以人口过快增长得到有效遏制作依据,并为“人口-环境均衡论”、“零增长-可持续人口论”、“常量人口-压力消失论”和“人口冬天论”所支持。远未完成论则坚持将缩减人口作为中国新的人口发展战略:持续性的症结是规模而非均衡,一个能为土地生产力支持的人口并不一定能保证与环境均衡的持续,存在着间断;人口规模问题不存在技术、经济和制度解,老龄化并非衰亡,人口压力远未消失;体现人少优势、具有“釜底抽薪”作用的小规模人口将从根本上改变“人口多、底子北的基本国情,保障粮食安全,增加选择机会和维护发展的可持续性;而维持一个15亿的稳定人口,必将使我们陷入“规模泥潭”而断送中华民族的未来。     

论人类在本质上的外部性

对“私人恶德”可转化为公众利益的问题,哈丁在“公地悲剧”和“零和游戏”讨论中做了重要但不彻底的批判。自然、反自然是两种相反性质的进化,免费、付费是两种午餐模式;地球系统的自然演化是为生命提供“免费午餐”的熵过程。生物圈、“生态目的性”是外部性的参照系和本质判据。最小化配置资源,贯彻“生态目的性”,使生物的外部性在生物圈层面得到最终消解而享用“免费午餐”;不扮演生态角色,承担生态义务,最大化配置资源,“生态目的性”的丢失和非有机性使外部性成了人类的本质。对人类外部性的消除,自然既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指数式增加的人类废物、废热对自然冗余功能的大量利用和自然“循环扩散”机制的破坏,导致当代严重的社会自然危机的出现;缩减人口经济规模并实施“粮食石油”战略,是应对外部性规模危机根本且唯一之策。     

"后精英"的社会印象： 当代大学生对阶层分化及社会机会的主观认知

教育是影响社会流动的重要机制。在中国高等教育实行精英教育阶段,大学生群体能借助高考以“天之骄子”的身份快速跻身上层社会。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高等教育政策发生改变,由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使大学生群体由“天之骄子”变成“后精英”。同时,在全面市场化改革的带动下,中国社会结构快速变迁,社会分层现象引人注目。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群体倾向于认为社会分层已经“结构化”,虽然较多的大学生对社会机会持乐观态度, 但如若与精英教育时代的大学生相比,他们则认为“向上流动”的渠道已变得较为狭窄,且家庭背景及资源对一个人的前途发展有显性影响,代际“再生产”机制占据优势。虽然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大学生个体的看法存在差异,但从社会统计学的角度来看,整体认知的同质性较高。     

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与我国现实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建立在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而我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还称不上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只能称为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因此被扭曲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由此而派生的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和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大发展以及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我国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人口红利”时代即将结束,“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的“倒逼机制”越来越强化。建立在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基础上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了。     

边境地区人口安全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以延边地区为例

区域可持续发展是在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相互协调的前提下实现的一种发展,人口安全对区域可持续发展起着重大的影响作用.边境地区的特殊性使得边境地区有着独特的人口安全特征,这些特征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延边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为此,延边地区必须加强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以稳定人口数量;积极推进养老改革,应对人口老龄化;通过多种手段发展区域经济,吸引迁移人口;保持人口安全平衡,以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辽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中的经济安全问题

作为东北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先导和前沿,辽宁在承接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中具有独特的战略优势。但与此同时,经济安全是国际产业转移的首要任务。为确保辽宁在国际产业转移中的经济安全,提出人才资源是经济安全的战略性资源。必须积极遵守国际经济运行规则,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建立有效的经济安全监控与管理机制。     

贫困地区农户生计安全研究

农户生计安全是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微观基础,当农户获得持续谋生的资产、收入和能力,并维持福利水平接近或达到社会公认的客观保障条件,具有抵御风险的能力并传递给下一代时,安全的生计由此获得。生计安全为农村减贫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农村发展问题提供了一种研究途径。贫困地区农户的生计困境表现在固有生计遭到破坏、替代生计尚未成熟,生态环境保护政策与农民短期经济利益冲突,低水平均衡陷阱等方面。由于难以走出贫困农户生计与脆弱的生态环境的恶性循环,农户无法实现生计安全。因此应建立农户生计安全评价体系,促进农户生计系统与生态系统的良性耦合,进而实现农业与农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老年社会保障制度的探析

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给老年社会保障制度带来沉重压力。在老龄人口高峰期到来之前,要抓住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建立可持续性的养老金体制、倡导个人储蓄养老以及完善城乡养老制度的衔接,在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同时对我国的老年社会保障制度加以完善。     

国家资源安全法律保障体系的宏观构想

我国缺乏专门的资源安全立法,现有的自然资源保护及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不能满足可持续发展理念下国家资源安全的需要,因此,必须全面构建和完善国家资源安全法律保障体系。资源安全法律保障体系应当以宪法为核心,在资源安全基本法总领之下,规制资源的保育、开发、利用、贸易和管理的全过程,形成一个综合性的法律体系,也就是说,这一体系应当以宪法为核心,在资源安全基本法之下具体派生出:保护自然资源系统的法律、合理开发战略性资源的法律、适度消费与高效利用资源的法律、利用国际资源市场并规避贸易风险的法律、资源安全管理的法律。     

科技期刊基于协同理论的资源整合方式研究

科技期刊应在协同理论的指导下,调整期刊社内部组织结构,发现共用资源、开发资源的新用途,创新服务,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整合期刊社的内部资源;同时还可采用多角化经营和战略联盟等模式整合外部资源以全面提高期刊社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我国科技期刊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论社会风险不平等

与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相反,现实世界存在广泛的个人风险不平等。在我国,个人风险不平等以及风险分配不公正导致的社会风险冲突,已影响到社会整体的安全和发展。风险分配公正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应有之义,为此必须建立健全促进风险分配公正的法律制度,强化政府对风险分配的调节,发挥各种主体的积极性作用。另外,只有培育一个低风险、应对风险能力强的庞大中产阶层,才能真正实现和谐社会建设。     

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的性质与制度设计

为保持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大力发展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被确定为中国重大战略选择。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基金具有政府公益性基金的法律属性。中国应当根据其法律属性,本着“以人为本、平衡协调和社会责任本位”的人文理念,尽快建立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制度,并从基金的管理机构设置、渠道来源、分配、公示、监管等实体及程序方面出台相关的规范性文件,为促进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构建依托社区服务的新型养老模式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 ,我国人口老龄化数量大、速度快 ,且城市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明显快于农村 ;我国经济尚未发达、社会保障体制尚未健全 ,现有的养老模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自八十年代以来 ,城市社区服务蓬勃发展 ,为解决中国的养老问题提供了新的机遇 ,构建依托社区服务的养老模式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城市人口老龄化对策之一。     

湖北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法律保障机制研究

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新时期进一步改革发展的重大战略思想和重大战略任务。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湖北的“一州两县”在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远远落后于湖北其它地区,从统计资料来看不论是GDP的总量还是人均GDP、不论是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还是农民人均纯收入、城乡人均储蓄都要比全省平均水平低。“一州两县”是湖北贫富发展差距的重要一极,已成为阻碍构建和谐湖北的一个重要因素。从法律的视角入手来研究构建和谐湖北,要充分发掘和利用民族地区的政策、法律资源,通过制度创新来寻求加速发展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法律保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