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经敦煌郡与匈奴在西域地区的争夺

汉武帝时期，西汉在河西击败匈奴并设置河西四郡，之后直至宣帝神爵年间，西汉以敦煌郡为基地，向西与匈奴争夺西域地区的控制权。在此期间，西汉首先经敦煌郡与西域南道，争得了对鄯善的控制权；再屯戍于渠犁、轮台，连通西域北道，同时通过联姻与乌孙结盟，对匈奴在西域东部的势力形成合围之势；之后西汉与匈奴对“车师六国”展开争夺，并形成彼此制衡的状态；最后，随着神爵二年匈奴日逐王归降与汉西域都护的设立，西汉最终赢得了对西域的争夺战。通过对传世文献与出土汉简的考证，我们可以较为清晰与详细地还原这一过程，而处在西域与河西阵地前沿位置的敦煌郡，始终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东汉时期匈奴族的人口

根据有关记载推算,东汉和帝永元年间,南北匈奴的人口总数约有140万,这是我们所能推知的东汉时期匈奴人口的最高数。东汉前期北匈奴居住在漠北,南匈奴主要分布在并州、凉州、幽州的缘边诸郡。东汉中后期,匈奴人口逐渐内徙到今天的山西中部一带。东汉末年,一部分匈奴人被迁居到魏的邺城。     

《汉绥民校尉熊君碑》所见汉末政局与荆南社会变动

本文对《汉绥民校尉熊君碑》进行了较全面的考释,推断出熊尚籍贯当为零陵郡,复原了熊氏南迁历史及其家族变迁,认为汉末零陵熊氏当属士大夫豪族阶层。汉末政局扩大地方县级长官的军事权力,导致了荆南地方豪族军事权力的合法化,这或可视为南朝时期南方地方豪族势力崛起的先声。     

匈奴民族军事文化论析

匈奴政权具有强烈的军事性质.军事活动在匈奴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不仅具有政治意义,而且也具有经济意义.匈奴族实行军民合一、兵民一体的军事制度,社会组织、政治组织与军事组织相结合、相统一.源于匈奴民族所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和畜牧经济,其军事文化呈现出浓厚的游牧民族的特点和鲜明的地域色彩.     

从汉简管窥河西四郡市场

从汉简管窥河西四郡市场高维刚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为武帝击败匈奴后所置。其后为防止匈奴入侵，汉王朝在那里派驻了大量军队屯戍。这个地区军民共处，情况与内地殊异。这里的商品交换是怎样进行的，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掇缀有关的汉简材料，再征以相关典...     

蜀汉永安都督考

蜀汉永安都督设于蜀吴边境上的战略要地-永安,先后出任蜀汉永安都督的有李严、陈到、宗预、阎宇、罗宪.他们并不是行政官员,而是纯粹的军事长官;由于他们的职责是防御来自永安下游的入侵势力,亦即吴的西陵驻军,因此永安都督的辖区只有巴东一郡.     

论西汉对匈奴政策的演变

西汉对匈奴政策的演变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汉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以前,基本上实行与匈奴"和亲"的政策;此后十多年间,试图通过军事打击以制服匈奴;漠北之战以后,又代之以政治招抚为主、军事威慑为辅的策略;汉武帝以后,汉王朝对匈奴实行了较为宽松的"羁縻"政策,汉匈双方虽有君臣名分,实为兄弟之国。西汉对匈奴政策的演变,是与其内外形势的变化和汉匈双方的力量消长密切相关的。     

汉魏六朝“郡记”考论——从“郡守问士”说起

汉魏六朝"郡记"是记载郡内众事的官方典籍。"郡守问士"涉及的仪式性内容与"郡记"密切相关,显示出"郡记"犹如地方长官治民的行政"手册"。不仅如此,上计文书和"郡记"间记载内容的相似性,表明"郡记"的有关记载是以郡县编制的系列上计文书作为资料来源。重要的是,上计文书和"郡记"分别适用于不同的行政系统。上计文书是上计制度的产物;"郡记"是适应于地方郡县行政层级的运作而进行编纂的,实质是郡廷控制下辖属县的各种资源,从而达致政务的正常运转。     

试论匈奴政权在西域的统治

一据王国维考证,“胡与匈奴之名,始见于战国之际,与数百年前之獯鬻、猃狁,先后相应”,是我国历史悠久的民族之一。秦末汉初,匈奴族在其杰出的政治军事首领冒顿的率领下,东征西讨,统一了大漠南北,建立起一个地域辽阔的奴隶制强国。公元前176年左右,匈奴军事势力大规模进入西域,控制了月氏、楼兰、乌孙、呼揭等国。此后,匈奴政权便与西城结下了不解之缘,匈奴势力逐渐深入西域腹地,进而到达葱岭,影响及于中亚两河流域乃至欧洲一些地区。     

论秦汉时期宁夏地区的民族与文化

宁夏地区战略地位重要,自古就是华夏与戎狄族的交汇区,也是草原和农耕文化的交汇区。秦汉统一王朝建立后,以郡、县制代替了少数民族古国。汉武帝时期,迁贫民于北地、安定郡,又置匈奴属国,促进了民族融合和经济发展。西汉末东汉初,一度分裂,后又归于统一,经济、文化又有所发展。汉安帝时期及其后,羌族侵占安定、北地、上郡,迫使汉王朝两次放弃三郡,经济、文化遭到严重破坏,北匈奴又乘机侵占了宁夏北部。正是在局势动荡中,宁夏地区涌现出了如皇甫规等名将家族。历史事实说明,分裂对边境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是不利的。     

论武帝以前的汉匈关系

武帝以前高祖、惠帝和高后时期，由于国势不振，汉朝试图通过和亲来“约束”匈奴侵扰。但是，匈奴一再背约的现实，迫使汉朝统治者对以往单纯依靠和亲以消弭匈奴入寇的政策进行反思和调整。文景之世，在继续与匈奴和亲的同时，还采取了向西北边地移民和入粟于边以拜爵、除罪，建立官营牧马苑和鼓励民间养马等积极防御措施，使汉朝在西、北边塞的被动局面有所改变，从而为汉武帝武力反击匈奴创造了条件。     

日本大正时期文化界与创造社新浪漫主义思想的建构

创造社同人留学日本时正是日本文化界努力效仿西方,追赶西方新的文艺潮流的时期。而西方各种文艺思潮和作家在日本大正时期文坛掀起的阵阵热潮所形成的外界机遇,也在无意中为创造社对西方文艺的选择和兴趣点作了暗示和引导。尤其在创造社建构他们的新浪漫主义思想过程中,日本文化界为他们做了新浪漫主义这个新概念的界定,无论在理论或实践上都为创造社认识和理解新浪漫主义提供了引导和学习的平台。     

政治神话与十六国时期的匈奴汉赵政权

十六国时期的匈奴汉赵政权是一个非理性主义思潮颇为盛行的政治统治集团。崇信鬼神、相信天人感应的思想观念普遍存在于当时的各种政治活动中，其中尤以渲染、强调“休征”和“咎征”两方面最具特色。汉赵统治集团的这种信仰倾向是匈奴文化与中原传统汉文化因素相结合的产物，这一事实也为十六国时期中华民族大融合的传统说法增添了新的证据。     

西汉前期西北民族研究

西汉建立之初 ,国势衰弱 ,而其北方的匈奴却很强大 ,并不断对汉朝西北边境侵掠 ,向河西、河湟和西域地区扩张 ,以及汉朝大力恢复、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 ,加强西北边防建设的一些具体措施。本文认为 ,在敌强汉弱情况下的和亲政策 ,以及汉朝为发展经济和加强边防建设的政策、措施 ,乃是对付强敌的一种积极的防御政策     

近代日本社会与创造社知识群体爱情婚姻观的形成

创造社知识群体在向国人宣扬新的爱情婚姻观念、鼓吹妇女解放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尤其是他们对男女性爱的大胆正视和热情肯定,表现出了对虚伪的封建伦理道德的极端蔑视。他们个性鲜明的爱情婚姻观念的形成,究其根底,与他们留学时期的日本近代社会息息相关。以民主主义思想为主导的、开放自由的日本大正时期都市人文环境对他们社会观、文艺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抗日战争同西汉抗击匈奴、唐初抗击突厥的比较

抗日战争同西汉抗击匈奴以及唐朝初期抗击突厥一样,都获得了对外自卫具有长远意义的成功。但抗日战争胜利是三次胜利中自卫一方在形势特别艰难的情况下取得的胜利。就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说,抗日战争集中了西汉抗击匈奴战争和唐朝初期抗击突厥战争的优点,并把这两个优点发挥到几乎是极致的程度。这是抗日战争能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     

羁縻统治中的经济文化渗透--西汉后期封建王朝与匈奴的关系

本文在全面分析西汉王朝对匈奴羁縻统治政策的基础上 ,揭示出对匈奴进行经济文化渗透是这一政策的实质所在 ,以期更为深入地认识西汉王朝对匈奴的羁縻统治政策。     

论东汉王朝对北匈奴的政策

于谓汉欺之 ,谋欲犯塞 ;谓宜还南所掠生口 ,以慰安其意。”章帝从袁安议 ,许之 ,令“度辽及领中郎将庞奋倍雇南部所得生口 ,以还北虏 ;其南部斩首获生 ,计功受赏如常科”。企图平衡南、北匈奴的关系。由上可知 ,在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至和帝永元元年 (公元 5 1- 89年 )期间 ,北匈奴或因“惧于见伐” ,或因欲与汉合市 ,多次遣使求和亲 ,而东汉王朝则出于“冀其交通 ,不复为寇”的目的 ,与北匈奴保持了时断时续的通使、合市关系。当然 ,由于北匈奴时时寇边侵掠以及东汉王朝在处理南、北匈奴问题上的摇摆性 ,东汉王朝对北匈奴采取的以通使、合市…     

试论匈奴分裂的原因

东汉初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造成匈奴分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内在的历史原因,又有外部因素的影响。争夺单于继承权的斗争直接导致了匈奴的分裂。匈奴贵族归汉事件的屡屡出现;政治制度的不完善;汉匈联系的加强、南北差距加大,使匈奴从内部逐渐瓦解,促使国家走向分裂。自然灾害严重、汉政府和其他民族政权的军事打击以及王莽的民族政策影响,使匈奴内乱加剧,加速了匈奴的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