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法律文化论——评《礼法融合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历史演进》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演进的历史,其核心是礼与法的融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演进是以礼文化和法文化的冲突、整合为主线的.史广全先生的力作<礼法融合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历史演进>,正是建立在礼与法融合的基础上,论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演进的历史.史先生将全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礼法融合的理性透视.史先生对前人的研究成果做了回顾与反思,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另一部分是礼法融合的历史进程.史先生提出了礼与法融合萌芽、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的新分期,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史先生在成书说理上有着水的品性,把礼与法关系梳理得圆润稳妥.其作是哲学和史学的高度契合,是研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佳作.     

政治和道德：一种政治哲学的考察

从西方政治哲学史的发展来看,政治与道德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政治并非一开始就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它经历了政治的道德化过程、政治与道德分离过程、道德政治化过程,最终在消解经济的道德化过程中逐步形成.因此,从政治哲学的视野对政治和道德关系进行考察,对进一步深入把握政治和道德的关系、推进和谐社会进程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追问中的非道德管理

中国正处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但西方文明为主导的现代性进程已经日益显示出其弊端来.齐格蒙特·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指出大屠杀是现代文明的一个"正常的"结果,作为现代性基本社会结构的现代管理体系功不可没.现代管理体系使得行为过程与行为的意义分离开来,以技术的责任代替了道德的责任以及行为对象非人化.道德话语在这里被转换:纪律、义务、忠诚取代了良知与责任,技术道德化了.鲍曼指出,走出现代管理体系道德危机关键在于关注他者、保持道德良知.并提倡多元主义以抵制极权.     

论道德回报

道德回报是道德的内在本质要求，是公正作为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美德的充分彰显和具体体现，它使有序的社会伦理生活成为可能，同时也是道德自身“利益”实现的必要条件。道德回报之道德既是现实性道德与理想性道德的统一，也是道德义务与道德权利的统一。道德回报之回报包括“对道德的内在回报”和“对道德主体的外在回报”两个方面。道德回报机制的建立有赖于政府的道德化，并主要通过对行政人员的“赏善罚恶”实现政府对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的供给。     

传统儒家人之尊严的伦理化定位特质

儒家人之尊严的定位具有特殊性,它是一种不同于西方以理性为基础的政治、法律化的定位。儒家强调仁义作为人的尊严所在,体现出纯粹伦理化定位特质,将个体尊严指向道德优越感与超功利认同,排除了任何利益的维护和权力抗争,导致缺乏保障人之个体尊严的平等与权利观念。而自我尊严的“无我”和“忘我”的道德化主张,则严重限制了个人创造潜力的发挥和个性发展。     

略论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

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是法律与道德内在的逻辑要求，更是我国法治和道德的现状决定的。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基本途径，一是道德，特别是公务员道德法律化、制度化；二是培育社会公德，特别是公务员职业道德。     

道德整合:社会公平与社会秩序获得的根本出路

稳定的社会秩序是一个社会健全程度的标志。因此 ,如何获得社会秩序的问题历来受到人们的关注。在所有谋求社会秩序的方式中 ,通过政府而实现的社会公平和正义是最为可靠的。一个社会只有实现了公平和正义 ,才能够消解一切根本性的社会冲突诱因 ,实现稳定的社会秩序供给。但是 ,在现实中 ,腐败问题尤其是政府中存在的一些严重的腐败问题成了当前一切社会冲突的诱因。所以 ,应当从反腐败着手 ,在实现政府道德化的过程中 ,实现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全面提升 ,实现社会秩序的道德整合     

政府行政人员道德化及其构建的制度途径

行政人员的道德化,是指对行政人员的行政行为的道德规范过程。它既存在着理论上的必然性,更有着现实的紧迫性。理论上,个体作为"行政人员"在公共领域中出现,碍于行政人员的特殊身份,就必然要摒弃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的观念,把握好自己的道德自觉性,这就要求"行政人员的道德化";行政人员的道德失范给行政人员的道德化提供现实的紧迫性。由此可知知道制度的建设是建构行政人员道德化的有效途径。     

道德法律化:意义及其限度

基于中国转型期的特殊背景,道德重建在很大程度上须藉助于法律的支持,道德在一定程度上要"法律化",这对于转型期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有着重要的意义;但由于道德具有自身的特点和功能,法律不可能完全取代它;从长远眼光看来,我们还是要从底线伦理开始培育道德,而不能放弃道德.     

中国古代德治传统及其借鉴

中国古代德治传统 ,一是要求统治者集团以身作则 ,注意修身和勤政 ,充分发挥道德感化作用。二是重视对民众的道德教化 ,“为政以德” ,德主刑辅。前者忽视常人本性 ,仅靠道德觉悟解决廉政勤政过于理想化 ,因此德治必须和法制相结合。后者洋溢的“民本”思想和利用家族伦理关系进行道德教育的做法值得借鉴 ,但要区分民本和民主的界限 ,警惕过分推崇道德 ,导致道德化法律的危险。法治包含工具性价值和目的性价值两层含义。法治和德治只是在工具性价值层面上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法律的实证道德分析:现象与价值

作者认为,对当代典型法治国家而言,法律除保留固有的强制力以外,更多地以道德规则的形式发挥作用;而充分反映“自然公正”要求的合理的立法令人诚服,使人们将法律行为化作“自愿行为”,法律因而道德化。但立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一旦落实,就会因种种因素的影响而导致权利的行使与他人利益、法律秩序相冲突,这就必须由真正能表达民意的权力机关规定权利的界域;而当立法没及时反映出价值观念的演进情势时,国家应给予权利主体以审判保护权,而且司法独立体现了一种权力制约的体制,从根本上为多元价值观留下了合法的生存空间,从而使社会差别缩小到最低限度。但是,权利主体的创造力解放还有赖于民主程度的“镜子”——言论自由得以切实地保障;而只有具备一整套完整体制保证反映人民的意志,并且使这种意志不仅约束社会成员,也约束它本身的国家,才能以其道德的权威有效地组织和领导人民。     

在市民社会中阅读道德——从弗格森、亚当·斯密到黑格尔

市民社会是不道德的社会,因而从启蒙时期开始就有许多思想家开始思考如何把市民社会转化成一个道德化社会的问题.弗格森的转化方案是恢复古代社会的所谓"公民美德";斯密在对市民社会的分析中提出了作为"内心的那个人"的道德情操,同时辅之以"看不见的手"去达成市民社会的道德化;黑格尔凭借其辩证法优势而提出了超越市民社会道德话题的设想.在黑格尔的思想中,其实包含着一个通向当代公共性问题的理论胚芽.     

后苏联时代初期政治改革的非道德性及其后果

后苏联时代初期的社会政治体系的形成和发展都具有明显的非道德特色,多党派发育方式的非道德化、政党行动的自我利益中心化、政治实践过程的实用主义化、种族和边疆地区政治活动的分裂化、对特殊人群和阶层安置问题上的非人道化是其集中表现。非道德的政治改革导致社会陷入全面混乱、国家政治发展失去价值指引、政权的不稳定性极度增强等后果。     

王阳明的良知本体论

本文从王阳明的心体观念着手,集中阐释王阳明的良知本体论的哲学观。本文的基本观点是,王阳明处于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化的时期,面临着道德的理念化和世俗化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他提出了以良知本体为内含的心体观念,实现了儒学道德主体的本体转向从理学先验理性的天理本体向经验存在的良知本体的转向。这一转向,不仅使个体存在真正成为道德理性的现实载体,而且使个体存在在最基本(最本原)的意义上成为道德实践(事实)。但是,存在的道德化也就是道德的存在化。就此,阳明心学转向包含着更进一步的意义,即它不仅把儒家道德优先原则推到极至,而且在这个无限性扩充中,道德精神在向存在还原的方向实现了价值超越道德由于存在的无限性扩充,实现为超道德的存在。     

探寻公共行政道德化发展的价值基础——基于制度伦理视角的分析与思考

推动公共行政现代发展的救赎之路是制度伦理建设的出场,要通过制度伦理的引导和规范来促进公务员自我道德人格的养成,推动公共行政道德化的新发展,实现人们对新一轮政府改革的共同期待。     

论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作为司法裁判的二元目标,是法律的规则性、规则的理性与限度之张力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在中国司法语境中,社会主义法治是“两个效果有机统一”政策的构成性前提,也是其实践的规定性组成部分.遮蔽于道德理由的规则之治,是一种具有明显优势的社会治理模式,但也有其限度和局限,这是“两个效果有机统一”的践行性前提.相应地,落实“法律效果”就是最大化规则之治的优点与功能,以维系秩序与保障权利;关切“社会效果”则是基于规则适用结果与最优道德判断的不一致性,要求适度返回法律背后的道德理由,平衡法律适用的社会效用.法律效果在法治国家司法中处于优先地位,对社会效果的考量,须设定各种制度与方法约束.唯此才能使司法裁判做到“规范上封闭和认知上开放”,真正实现“两个效果有机统一”.     

“人工智能+法律”发展的两个面向

"人工智能+法律"已渐次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从语义逻辑上廓清研究视域,其运动发展似可分为两个规制面向:人工智能的法律化和法律的人工智能化。就前者而言,从机器人时代的法律规制到人工智能的法律化规制,既存在对机器人行为规制等一脉相承的问题,又面临法律规制理论建构基础之上人工智能机器人的主体权利、行为能力以及责任分配与承担等全新的法律问题。法律的人工智能化也可以表述为法律科技的人工智能化,其规制领域理应集中在其提供的服务中,无论是法律推理系统、法律建模,还是人工智能法律援助、智慧司法,法律的人工智能化服务必须置于伦理规范和政策法律的规制之中。     

一稿多投社会规制中的“双主体”“三阶段”、“四方法”

一稿多投现象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在一稿多投社会规制过程中，规制对象著作权人与新闻出版单位双方是平等的主体，他们之间不存在规制关系。在一稿多投社会规制的三个阶段中，初级规制阶段主要是道德规制，中级规制阶段主要是纪律规制和法律规制，高级规制阶段则主要是法律规制和技术规制。道德规制、纪律规制、法律规制和技术规制共同构成了一稿多投社会规制的四种方法。探索投稿群体分流、期刊淘汰竞争、发表权与出版权分离、电子出版与纸质出版分离等手段措施以缓解当前规制对象之间的矛盾和紧张关系。     

专题教学法与“幸福发展观”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中的研究与应用

所谓＂幸福发展观＂,就是以人类幸福、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终极目标的＂科学发展观＂在人生观和价值观上的体现,它凸显了＂科学发展观＂的主体向度,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目标的一种崭新概括。我们认为,通过专题教学法,把德育与法制教育结合起来,将教学内容融为一个道德化的法制教育和法制化的德育的有机整体,构成一个＂幸福发展观＂的教学体系,可以有效克服目前＂基础＂课普遍存在的＂拼盘式＂教学现象和＂千人一面＂的说教形象,提高＂基础＂课的吸引力、亲和力、影响力。     

公民道德建设呼唤道德型领导

当今中国正处于道德社会的建设进程之中。我国公民道德失范的重要根源在于道德型领导的引领与示范的缺失。道德型领导是道德社会建设中主要的领导范式，其独特魅力建立在领导者对被领导者无形的道德吸引力之中。理解道德型领导需要三个向度：从社会主义本质内涵的维度看，道德型领导是一种最能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领导范式；从领导与群众关系的维度看，道德型领导是一种律己亲民的领导；从领导对公民道德的作用方式来看，道德型领导是一种充当公民道德催化剂的领导。道德型领导的领导策略是政府领导制度的道德化设计、政府领导行为的道德性示范、政府领导道德的法制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