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唐五代商人和割据势力的关系

关于唐代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问题是唐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近年来,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颇有进展。但是一般论者都忽视了商人在割据中所起的作用。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商人和割据势力的关系,对此进行初步的探讨,希望有助于对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有进一步的认识。五代十国政权是唐后期藩镇的延续,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本文兼及五代时期这方面的问题。     

民族融合和唐代藩镇

藩镇是怎样产生的?它的社会基础是什么?它为什么能在唐代长期延续而不被消灭?这些问题,在众多的研究论著中,我们特别重视范文澜、陈寅恪两先生的观点。范老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指出,天宝时期的腐朽政治,使唐朝西、北边境少数民族内附人与汉族在经济文化上的融合过程,采取了战争的形式。他又指出,随着落镇割据的结束,内附人与汉族的融合也基本完成。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断言:“质言之,唐代安史乱后之世局,凡河朔及其他藩镇与中央政府之问题,其核心实属种族文化之关系也。”这些对藩镇割据深刻的历史洞察,给我们很大的启迪。现就唐代民族斗争和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来分析藩镇问题。旨在说明中国西、北边地少数民族与李唐政权错综复杂的关系,怎样造成了藩镇割据这一特殊的历史现象。     

论唐代商人的社会地位

唐代商人社会地位逐渐提高，主要表现为商人经济势力膨胀，并向政治渗透，商人获得一定的文化教育权利，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已受到正面宣传。政府扶商政策是商人地位提高的前提。社会商品经济繁荣是商人地位提高的基础。土地兼并及均田制的废弛为商人地位提高提供了大好机遇。开放的社会风气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商人地位提高，促使唐代社会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及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亦为宋代商业的鼎盛繁荣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地域主义与河北藩镇——评冯金忠《唐代河北藩镇研究》

藩镇割据是唐代后期重要的政治现象,也是唐史学界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仅据中国知网统计,发表于各种期刊的以"藩镇"为题的论文及硕博论文不下百余篇,其中有关"藩镇割据"的论文就有四十篇左右,并且多为新世纪以来之作。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表明,近年以来的藩镇割据研究呈现出不断扩大和深入的趋势。然而,有关藩镇     

陈寅恪“河朔胡化”说辨析

在"种族—文化"观念的影响下,陈寅恪提出了"河朔胡化"说。该说的问题指向在于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而非河北藩镇的社会属性。由该说引起的关于河北藩镇"胡化""汉化"的争论,偏离了陈先生提出该说的研究旨趣,应当有所修正。对河北藩镇客观存在的"胡化"现象,不应再做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应着重考察唐代社会对这种现象的认知。唐廷在政治上的认同与士大夫在文化上的异见,表明了"胡化"现象虽然造成河北藩镇与唐代社会在文化上的差异,但并不足以引起双方政治关系的剧烈变动。     

论中晚唐河朔藩镇割据与联姻的关系——以义武军节度使陈君赏墓志铭为中心

中晚唐藩镇内部、藩镇之间及藩镇与中央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联姻关系。以陈君赏墓志铭为例来探讨藩镇割据与藩镇联姻问题,可以看出联姻本质上不是藩镇联盟的终极目的和最有效的手段,但是联姻在特定的军事基础之上和历史背景下,对促进藩镇内部和藩镇之间的某种连衡、或者说联盟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是反映藩镇之间、藩镇与中央政局关系的晴雨表。     

唐后期河北道区域性经济的发展

唐后期河北道区域性经济的发展贾燕红唐代安史之乱后，首先在叛乱发源地──河北道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在大部分时间里，河北道主要被魏博、成德、卢龙、横海四个藩镇所割据。这些藩镇虽然在名义上归顺朝廷，但实际上是割据不臣的。它们有自己的军队，可以自署文武将吏...     

藩镇割据与唐代的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再论唐代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

不少论著都认为唐代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是封建大土地所有者,或日大庄园主;认为由于大庄园主为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不被中央政府染指而支持藩镇割据,使得这种局面得以维持和发展。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我们认为,那些投身军戎成为职业雇佣兵的破产农民和流氓无产者才是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但藩镇割据与唐代的大土地所有者究竟存在着什么关系,尚未具论。本文试图在这方面作一初步探讨,并对以前的观点作若干补充说明。     

明清时期的商人与儒家思想观念

明清时期 ,儒家的思想观念广泛影响和规范着商人们的言论与行动 ,对仁、义、礼、智、信、诚、孝、俭和以德服人、以义取利的提倡与追求 ,具有极强的实践色彩。儒家思想观念成为促进商业经营活动有序进行和商人获取利益的重要因素。在商业实践活动中不断拥有和集聚着经济实力的商人及其后辈 ,所渴望和追求的并不是创造出一种属于商人自己的社会文化及价值体系 ,而是通过对儒家思想的实践 ,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论唐代诗人对商人持鄙薄心态的成因——基于唐代商妇诗中商人形象的考察

通过对唐代商妇诗的考察可见：唐代诗人笔下的商人大多是轻易别离、薄情寡义的形象,这反映了唐代诗人对商人的鄙薄心态。这种鄙薄心态的产生与士商地位的差异、士商社会形象的反差及诗人与商妇失意心态的共鸣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唐代藩镇官员收入研究

藩镇官员收入问题在唐代藩镇研究中值得重视.藩镇官员收入成分复杂,有俸禄、赏赐等多种来源,并具有地域性及群体性差异,不应笼统概括.唐王朝对藩镇官员制定收入标准,规定待遇优厚,学界据此认为藩镇官员收入普遍丰厚,但实际上唐王朝规定标准并未普遍推行,各地情况存在差异.总体上南方藩镇官员以俸禄为主要收入,待遇优厚;北方藩镇官员以赏赐收入为主,待遇较低.     

如何认识唐代藩镇问题

关于唐代藩镇问题,以往由于缺乏分门别类的考察研究,常常笼统地把藩镇与割据等同起来,把大量的藩镇动乱概视为割据与叛乱。张国刚在《唐代藩镇类型及其动乱特点》(《历史研究》1983年第4期)一文认为,唐代藩镇有三种类型。它们的     

韩愈的商业经济思想

韩愈是唐代著名文学家、政治家、思想家,他在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思想上崇儒排佛,在对于商业经济,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传统思想的束缚,创造性地提出一些颇具真知灼见的新观点、新主张。 一、对传统商业思想的新突破 韩愈从社会分工的必要性出发,充分论证了商业在社会经济中是不可缺少的。     

商人是非论--商业地位与作用的新视角

对于商业的地位与作用,商学界进行了不少的探讨,但都是从横截面的社会再生产诸环节或国民经济总体来研究。对于从历史发展的纵向视角看商业在制度变迁中作用,却极少涉及。从近现代经济制度变迁的历史过程来看,商人是一个革命的要素,是从封建社会走向市场经济变革的起点。中国历史上的“奸商”说,产生于长期、严重“重农抑商”政策下商业的不发达。在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民族全面走向市场经济的变革年代,必须对商业、商人巨大的历史进步作用予以充分肯定,通过大力发展商业、培育新商人,来促进中国的制度变迁。     

《山西商人研究》出版

在封建社会中,山西是一个商业发达的地方。尤其是明清以来,山西商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山西商人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研究,特别是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日本学者寺田隆信的《山西商人研究》一书,就是一部在这方面值得重视的学术专著。寺田隆信认为:研究山西商人应当以回答他们是在怎样的社会背景下登上历史舞     

宋代商人对国家政治的干预及其影响

宋代商人对国家政治的干预及其影响林文勋（云南大学历史系）宋代，伴随着商业的发展以及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商人对封建国家的政治颇多干预，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社会问题。从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来看，商人干政无疑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表现，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商人干政...     

宋代商人的社会地位

尽管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是空前的 ,市场繁荣 ,作为商业主体的商人大量增加 ,但是从政府、官员与商人的关系 ,从宋初关于科举、舆服的规定看 ,商人仍处于社会的底层 ,受到政府和官员的任意压榨、剥削和束缚 ,并且商人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也很低。另一方面 ,宋代富商大贾利用其优越的经济条件努力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具体表现在入仕参与政治、与官员联姻和突破舆服的限制上。而士人阶层的部分有识之士在观念上已经把商人看作是与士、农同等地位的“齐民”了 ,这反映了宋代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变化。     

试论唐代商人阶层政治意识的提高

在商人发展史上,唐代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唐代商贾阶层,由于其所处特定的历史环境,形成了许多明显不同于前代商人的新变化、新特点。政治意识的显著提高,就是其中之一。 一 为提高政治地位而竭力挤入仕途,是唐代商人阶层政治意识显著提高的集中表现。商人跻身仕途唐以前虽然也有,但受几成习惯的重农抑商思想的局限,商人入仕并不多见。唐初,商人在     

论唐朝藩镇军队的三级构成

藩镇军队是唐朝中期以后国家武装力量的主要结构形式,它担负着镇守地方、拱卫朝廷的职责和使命,是唐王朝的军事支柱。但由于中央力量的逐渐削弱和藩镇军队结构、组织的原因,却未能起到它应有的作用,时常与中央政权发生矛盾和冲突,就是在其内部也经常出现骚动和兵变,甚至兵、将、帅之间相互残杀,造成军队的混乱。近年来对藩镇割据问题的研究较多,但很少涉及藩镇内部的组织与结构。本文试图探讨藩镇军队兵、将、帅这三级构成及其相互关系,以期对藩镇的研究有所裨益。     

汉代商人的社会构成分析

本文从社会结构方面考察了汉代商人群体的社会构成问题。作者认为,汉代商人的社会构成主要包括官僚贵族,庶民地主、贩运商人和市籍商人等,其中庶民地主、贩运商人和市籍商人是汉代商人社会构成的主体。汉代商人社会构成较复杂,这是当时商业发展的结果,同时也反映了汉代社会结构进一步开放,商人社会地位的逐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