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笔之分

刘勰在《文心雕龙·总术篇》写道: 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在那时,由于文笔之分,诚如刘勰所说的是属于“常言”的范畴,即是文学界的普通常识,所以用不着视缕,只称引这两种文体之分的结论——“有韵谓之文,无韵谓之笔”,读者就知道这结论的前提是什么了。由于刘勰没有进一步把那些文体是文,那些文体是笔,一一详     

公文略探

一提起公文,常常人们觉得是一种常看常写常用的文体,习以为常,不以为然,甚至有的人认为这是“官场八股文”,没有深究的必要。其实这是一种“好读书不求甚解”所带来的偏见。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写道:“夫设文之体常有,变文之数无方”关于公文写作之妙就妙在这个“常”字上,常用有常规之道,必有常新之法。公文这种文体的发展过程恰是不变与变的对立统一的过程。本文就此加以略探。     

浅谈公文写作的客观标准

公务文书,简称公文。它是有了社会公务活动后最早产生的交流思想、传递信息、联系工作的工具之一,是中国文章史的先河。魏文帝曹丕把包括应用文章在内的各种文章的写作,称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梁代刘勰说它是“政事之先务”(《文心雕龙·书记》)。历代对公文写作都非常重视,认为它是公务人员必须掌握的一项基本功,对其要求极为严格。正因为如此.历史上产生了许多辉煌灿烂的公务文章。《尚书》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散文文章集,也是我国第一部公文汇编。诸葛亮的《出师     

公文写作的“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

公文的受命性要求作者撰写时要自觉进入“无我之境” ;公文强烈的主观性和鲜明的倾向性 ,要求作者写作时进入“有我之境”。公文写作必须处理好“无我”与“有我”的关系并使之和谐统一     

《文心雕龙·神思》研究综述

《文心雕龙》共五十篇,自《神思》至《总术》十九篇着重讨论了写作的构思、风格、结构、修辞等问题。刘勰将《神思》称为“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列置全书“下编”创作论的开始,由此见出该篇的纲领性质。《神思》篇历来备受瞩目,总体讲,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神思”与“灵感”之关联,与“物”之关联,与“想象”之关联,与“虚静”之关联,与“写作主体素养”之关联的探索;对“神思”篇辨疑、考释;对“神思”篇美学意蕴的开掘;对“神思”篇于《文赋》的继承与发展关系作阐扬等方面。本文将众家研究成果一一梳理、分析,以期全方位把握《神思》涉及的相关内容,为研究者提供丰富参阅资料。     

风恢恢而能远，流洋洋而不溢——刘勰的“对策写作论”及其对申论写作的启示

“对策写作论”是《文心雕龙.议对》篇的一个重要内容。“风恢恢而能远,流洋洋而不溢”是刘勰对于“对策”写作的形象性描述,是“对策”在写作上的美学要求,它体现了《文心雕龙》始终强调的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的理论原则。这一个美学要求,既阐明了“对策”写作与一般议论文写作的区别,也阐明了“对策”写作与文学写作的根本区别,同时也给人们指出了提高“对策”写作能力和水平的根本途径。刘勰的“对策”写作理论,对于当今的申论写作仍有积极的理论指导意义。     

魏晋六朝“韵”的内涵建构与审美分野

探讨魏晋六朝“韵”内涵的不可通约性，揭示“韵”的审美分野现象，是基于对这一被忽视的历史现象的学理考量，旨在统一性之外探求差异性，以呈现“韵”的复杂面貌。文艺美学对“韵”多层涵义的参与性建构及选择性使用既存在意界融合，也存在审美分野，且后者要早于前者。经过考证，现存佐证“韵”字始于先秦及汉代的文献或不可信或存疑，至三国曹魏时期才出现对“韵”的释义，以之为“音和”。晋人品评人物舍声言韵，将“韵”指向抽象的人物气度，以不和谐的放旷怪诞为大韵；其后南朝画论与文论形成了“舍声”与“即声”论“韵”的审美分野。谢赫《古画品录》所论之“韵”不是指形式的和谐美而是指形象的生动传神之美，它的哲学基础不是汉代元气说而是魏晋玄学的形神之辨，它契合的是中国美学传神写意的理论体系。刘勰《文心雕龙》中“韵”字有33处，基本没有脱离声韵范围，其哲学基础是儒家的“中和”学说。刘勰固守“韵”的本义，呼应了当时重视探讨声韵的学术风尚，他忽视“韵”之新义，由此形成了他在韵论上的历史局限性。文论对“韵”之形上性的探讨至宋代才有突破，随着余意之韵在文论中的出现，“韵”在文论与艺论中才走向意界融合。     

刘勰论艺术传达与审美形式

在中国美学史上，刘勰最早深入系统地论述了审美形式与艺术传达问题。“形式”这个范畴，在中国古典美学中是不存在的，而刘勰《文心雕龙》中的“文”、“采”，却是非常接近于“形式”这个范畴的涵义。刘勰在《原道》篇对“文”作了本体论的界定。他对于圣贤经典的规慕，也更多地侧重于以美好的文辞来表现情感。在《情采》篇中，把“立文之道”分为“形文”、“声文”、“情文”三种形态，从视觉美感、听觉美感等方面深化了审美形式理论。刘勰还非常重视艺术传达的作用，在《神思》等篇中予以系统的阐述，而在《物色》等篇中则揭示了有关艺术传达的若干原则     

刘勰论遣辞

刘勰对于遣辞的一些理论,对于我们今天怎样把文章写得“生动活泼,切实有力”,使文章起到宣传教育作用,是值得借鉴,值得批判继承的。 刘勰在他著的《文心雕龙》《章句》篇里说:“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又在《知音》篇说:“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从这些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出,刘勰深深地认识到遣辞是写作的一个重要关键。因此,他对于这一个问题,是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见解的。     

刘勰的写作主体建构论

刘勰对写作主体的建构予以高度重视，其《序志万一篇可证，此篇是全书的总序，是写作缘由与写作意图，全书总体构思与理论框架的一个总交代，是全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压轴”的“重头戏”，它以“1”与“49”相对应，从把握全书内容的角度看，它的分量几乎是“1＝49”。它殿于全书之后，真可谓“举足轻重”了。如此重要的一篇序文，其开篇第一句话是：“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这句话为《梁书·刘勰传》所引，可见是重中之重了。这句话“释名以章义”，是对书名的解释，它高度概括地揭示了全书的理论起点，揭示了全书理论内容的…     

《文心雕龙》在我国公文史上的理论贡献

在我国古代公文史上,随着封建王朝政务活动的日渐频繁,公文之数量浩如烟海。这些公文涉及到了各历史王朝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它同其它文化遗产一样,有其宝贵的文献价值和借鉴作用。就对公文的研究来看,很早以前,就有学者们的探讨文字问世,但是,真正能称得上进行了系统总结研究的,当首推齐梁时期的刘勰。刘勰对公     

《文心雕龙》中的文学风格问题

本文综论刘勰的风格学理论。第一部分据《定势》篇分析文学风格受文体制约的几个问题,解释“并总群势”、“总一之势”、“循体成势”、“失体成怪”、“参体”等概念和命题的含意,并与西方古典主义文艺理论进行比较;第二部分据《体性》篇分析风格与作家创作个性的关系,研究刘勰对“八体”的态度;第三部分据《风骨》篇探讨刘勰理想中的文风以及一代文风对风格取向的影响,指出刘勰重视研究风格问题主要是为纠正时弊服务的。     

公文写作研究的观念、收获和问题

公文写作与社会生活,尤其是与现实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有着最直接、最密切的联系,它至关重要的地位、价值和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指出,“书记”(泛指应用文类)的目的、用途是“所以记时事也”,还说“夫书记广大,衣被事     

“精约”是应用文写作的重要特色——浅谈刘勰《文心雕龙》对应用写作的启示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有关古代文论的集大成著作，不论对于文学创作还是应用文写作都有独特的见解。刘勰主张，各种应用文体的写作，都要以“精约”为特色。为此，刘勰从美学、语言学运用以及“情”与“辞”的关系等几方面对应用文的“精约”特色作了深入阐述。这些理论，可以引导我们深入认识应用写作的重要特色。     

现代公文要素及结构模式论

现代公文是由“事”、“据”、“断”、“法”、“析”、“释”、“形”七个要素按一定结构方式组成的、具有确定功能的系统。公文的构成要素不仅与公文主体有关 ,也涉及公文的文面格式。这些要素在不同文种和具体文章写作中往往有所取舍 ,其地位和作用也有主从、轻重、强弱、隐显之别 ,并主要通过概说段、导语段、决策段、事理段、解释段、规范段和非规范段这七种功能段的有机组合体现出来 ,由此形成公文主体的单段式、两段式、文章式三种结构类型     

刘勰论陆机评述

刘勰《文心雕龙》全书中直接论述陆机的文字 ,达二十则之多 (《隐秀》篇补文一则未计 ) ,在其所论到的163位作家中 ,堪称首屈一指 ,可见其对陆机的高度重视。二十则中 ,有对陆机《文赋》的评价 ,有对陆机才气的评说 ,有对陆机文学渊源的窥测 ,有对陆机用事、制韵得失的评判 ,而更多的是对陆机作品风格的具体评论。通过对刘勰论陆机的研究 ,不仅有助于了解陆机这一号为“太康之英”的著名作家 ,而且还可以窥见刘勰所持的文艺批评标准     

“文学的自觉时代”的最大理论成果——论“自然之道”才是《文心雕龙》体系的基石

刘勰在《文心雕龙》的《序志篇》中,曾明确提出“益《文心》之作也,本乎道”。这说明该书是以一定的“道”为其所本。道是他写此书立论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它集中体现了刘勰的世界观和文学观。刘勰把《原道》篇作为“文之枢纽”列为全书第一篇。因此了解其所原之道的内涵,对把握全书总观点至关重要。但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历来论者分歧很大,或认为“儒家之道”;或认为“佛家之道”;或认为“道家之道”。本文的中心内容,试就“道”的“倾斜性”,发表一些粗浅的看法,以求教众多的学者。     

刘勰对《诗经》赋比兴的认识

由于忽视《诠赋》篇文脉,以及《比兴》篇所举之18例证,学界多未能挖掘出刘勰关于《诗经》赋比兴论述的真正内涵。刘勰关于《诗经》之赋的理论阐释,其内涵就是通过大量罗列文辞去描写事物的艺术手法。然而刘勰并未明确《诗经》之赋的概念的外延,因此他对《诗经》之赋的认识是不明确的。刘勰所说“兴”实为“比”,他认为《诗经》之比就是明喻和暗喻,是符合《诗经》实际的。     

“双层和谐“论——《文心雕龙·声律》理论体系考察

《文心雕龙·声律》在我国诗歌理论尤其是诗歌声律理论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在“本于人声”、“内听”、“外听”、“和韵”等核心范畴的基础上 ,形成了一个完整、深入的声律理论体系。在声律本体论方面 ,刘勰立足于“乐本人声”,揆以法度 ,从而解决“声”与“心”的矛盾 ;在声律方法论方面 ,刘勰提出了“和韵”原则和一系列具体方法。这两个方面体现了刘勰的声律理想——“双层和谐”。第一个层次“心”与“声”的和谐 ,是“内和谐”;第二个层次是文句之间和谐 ,是“外和谐”。     

《神思》篇主旨辨析

《神思》篇是《文心雕龙》创作论的第一篇。刘勰在详尽地论述了各种文体的写作要求和特点的基础上,深入探讨文学创作的艺术规律和特点时,首先就谈神思,可见,《神思》篇在整个创作论中所占的重要地位。范文澜同志说,《神思》“为提洁纲维之言。”(《文心雕龙注》)是深知作者之用心的。从《神思》篇的内容来看,可说是一篇创作论概论,创作上许多重要理论问题几乎都有所论及,而且不乏精辟的见解,因此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高度重视,认为是“研究刘勰整个创作论体系的一把钥匙。”(《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