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土归流时期的湘西开发及其社会历史变迁

湘西开发历史悠久,土司统治时期既开启了新的开发进程,又产生了历史的不平衡性;改土归流时期,原土司区开发历史进程加快,广大苗区“屯政开疆”,也进入新的开发历史时期,湘西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历史变迁,古代湘西社会的历史发展步伐明显加快。     

“自我”与“他者”审美歧途中的“湘西形象”

中国文学中的“湘西形象”是一个独特的文化与文学现象,表现出多重美学样态。其中民俗传奇的“湘西形象”中却呈现出一种二元对立态势,深刻的体现出“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审美歧途。沈从文对湘西乡土的诗意呈现、对湘西子民生存形态的展示实现了对湘西最为成功的“自我塑形”。其作品中浪漫与诗意的民俗湘西形象背后蕴藏着深邃的价值核心,即对于人性的洞察与展现。而当代网络文学中的“湘西形象”书写则表现出一种“他者”视角下,对湘西民间秘闻、诡魅习俗的猎奇演绎与神秘文化趣味,其众多文本刻意塑造出“鬼魅幻象”式的湘西形象,这无疑是对“湘西形象”的一种单向度的书写与审美。     

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湘西书写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湘西是一个被众多作家一再书写到的地域性乡土。湘西书写,是指以湘西为表现背景,展示20世纪中国人在湘西乡土中的生活习俗、情感方式、价值判断和生存形态,以及书写者本身在这种书写过程中所体现出对湘西的认识、期待、回忆和想象。湘西书写可分为“诗意化”与“审美化”的湘西书写、“写实”与“批判”的湘西书写、“左翼”与“革命”的湘西书写、“传奇”的湘西书写四种形态。这是由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从诸如反现代与反都市、追求现代化、追求左翼与革命、追求形而上的终极与民间狂欢的立场和角度将自己对湘西的记忆、想象、感受和期盼文学化的结晶。     

张君劢的民众观辨析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一方重镇”和中华民国的“宪法之父”,张君劢在面对中国20世纪30-40年代风起云涌的民众运动之时,从多种视角作出了自己的理论思考与阐述：在性善论的视角下,希翼统治阶级本着仁爱精神自觉解放民众;在唯理主义认识论的视角下,想望秀异分子能够对民众“先知觉后知”;在“社会机能说”的历史观下,强调从民众的智识方面着手进行社会改造;在国家“公器”观的视角下,主张民众的真实权益需屈从于抽象的国家利益;凡此种种,都为其最终走向自由民主的反面埋下了种子。     

附魅、返魅与仿魅：影像化湘西的文化逻辑

对于湘西形象塑造,从来都是通过影像化的。影像化湘西塑造了人们脑中的湘西,经历了“印象湘西”“影像湘西”和“影响湘西”。而影像化湘西的文化逻辑是附魅,返魅与仿魅的三部曲。在传播学中解读的影像化湘西存在着危险的陷阱：商业和政治的封建化,这危害着湘西的文艺创新。     

“国家权力”的“地方”运作——以清代湘西苗疆“边墙-墟场”结构为例

清代湘西苗疆“边墙”的完成是“国家权力”切实进入该地的一个重要表征。依托“边墙”而设的墟场,在为民苗交往提供一个合法平台的同时,又在“国家”与“地方”的互动过程中起到了有效的折冲作用,形成了清代“国家权力”的“边墙-墟场”结构及其“地方”运作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家”与“地方”的对抗性紧张,促进了湘西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融合。     

“人性的小庙”与现代性——对沈从文“浪漫传奇小说”的解构批评

沈从文在1930年前后创作的一批“浪漫传奇小说”，在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形成过程中非常重要，它们强烈、浪漫地表达了沈从文“理想的人生形式”，可以说是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内核。创作这批“浪漫传奇小说”，是沈从文寻找湘西苗族文化“传统”、建设湘苗文化主体性的一种努力。沈从文通过对汉语中心霸权的颠覆和改写，获得了苗族文化的自我认同和肯定，“发现”、重塑了湘西苗族的“人性”，以此建立起他的“人性的小庙”，并且，沈从文试图从湘西苗族文化的特殊性中发展出普遍性，用以对抗汉族和西方的文化普遍主义（现代性），以“人性的小庙”作为边缘文化反抗“现代性”的抵抗性话语。     

沈从文与湘西方言——兼论沈从文对现代汉语文学的贡献

沈从文非常年轻时就离开其母语方言环境,出于一种自觉的“乡下人”身份认同,60余年语言面貌“湘西的根”未改。湘西根性的坚守,在创作上就表现为母语资源的充分利用和语言自我的不懈探求,并在其“湘西世界”的建构过程中展现出独特的语言形象。这是沈从文对现代汉语文学的独特贡献。     

民间传说与区域历史建构

酉水是古“五溪”之一,在酉水河流域生活着以土家族为主体的众多民族,生活在该区域的各民族创造了千姿百态的文化,民间传说是其中之一。民间传说表面看来充满着时间、空间错置,实际上它是生活在该区域民众的一种历史记忆。在王朝典章制度的背景下,结合文献资料,将这种历史记忆放在湘西特定的区域社会的具体的时间序列,分析它得以存在、流传的历史情境,这将有助于对湘西社会区域发展历史的“真理解”。     

溪州铜柱铭文中湘西彭氏土司族源考

长期以来,湘西彭氏土司族源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议。目前在学界存在着以下两种相悖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湘西彭氏源自江西”,另一种观点认为“彭士愁不是从江西迁入的汉人,而是溪州‘土著’”。查阅通过大量的史料和志谱,并专门认真研究由后晋楚国天策府学士李弘皋撰写的《复溪州铜柱记》以及《铜柱记》后面关于彭士愁官职爵位的介绍文字,可发现二者竟然分别支撑着“本土说”和“江西说”两种观点。因此,不能武断地否定任何一种观点。湘西彭氏土司族源或许不能简单地用“本土说”和“江西说”来盖棺论定,彭士愁的身世可能有更深的历史谜团有待解开。     

以犬祈雨风俗成因考论

农耕文明讲求风调雨顺,因此对雨水有着极度的关注。每逢干旱,祈雨就成为一个极有代表性的祭祀活动。祈雨的方式有很多种,其中就有以犬祈雨的现象。探寻以犬祈雨的原因有助于丰富祈雨祭祀的研究。本文认为以犬祈雨的原因有三种:一是犬图腾文化的影响,二是交感巫术在祭祀活动中的运用,三是物候。       

巴人占卜用域考

巴人是一个巫风浓郁的民族,巴人在长期的社会生产生活实践过程中根据民族、地域、物产等特点,创造了丰富的占卜文化,占卜用域广泛,涉及到城建、祈雨、制盐、丧葬等诸多领域。研究巴人占卜的用域对于我们深入认识巴人的占卜文化、信仰文化及与其它文化的交融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诗经·周颂·臣工》主旨辨证

《周颂·臣工》是《诗经》农事诗中比较重要的一篇。关于这首诗的主旨，迄今主要有“诸侯助祭遣于庙”、“戒农官”、“籍田”、“省耕”和“祈谷”等五种观点。经考察《臣工》的字词含义及诗中的用历情况，可知此诗是周天子在籍田上祈麦实而戒农官的一首诗。     

苏南泥塑意象图式的民俗意蕴及其渊源

灿烂的吴地民间文化———苏南泥塑艺术 ,其反映在苏式古建筑殿庭垂脊上的各式泥塑意象图式 ,可谓无处不有、无处不在 ,而图必有意、意必吉祥 ,向具丰富多采的民俗意蕴。从姑苏名园———狮子林古建殿庭垂脊泥塑图案民俗意蕴的剖析中不难发现 ,其“祈福求吉”的意象模式在众多的泥塑作品中贯串始终 ,成为最原始直观又自然稳定的文化特征之一。这无疑与历经二千五百年漫漫长夜 ,一直处于“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低生产力、低水平的社会生产、生活中 ,而又热切祈盼风调雨顺、富足安康的广大吴地民众的心俗观念和文化意蕴相符 ,这也正是历千年而不衰的苏南泥塑艺术得以世代绵延、传承至今的独特魅力所在     

金沙江河谷傣族的稻作与祭祀

傣族是最早的稻作民族之一。金沙江河谷傣族多数为南诏以后由景东等地南迁而来,稻作是其最主要的生产活动,有很强的季节性和节令要求,并且每一生产环节都与节日及祭祀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以稻作生产为中心,以祈水为主题的农业祭祀和农事仪礼。     

云南回族祈雨文化探微

在特定的一段历史时期内，祈雨作为云南回族穆斯林的一个特殊文化现象而存在。文章主要追溯了祈雨的经典依据，挖掘、梳理了云南回族的祈雨历史与文化。     

论中秋节祭拜月亮习俗及其与荆楚地域文化的关系

中秋节为中国人重大岁时节日之一,祭拜月亮是这一节日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它是一种原始月亮崇拜的流风余韵,是一种原始宗教在人们心理上的遗存。从月亮崇拜的原始宗教文化心态,转化为中秋节祭拜月亮的文化习俗,从而又赋予月饼以象征团圆的意蕴,与荆楚地域文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楚人喜秋祀、秋社的民俗特点,为中秋节的形成预置了一个八月节的框架、机制与心理气氛,后来逐渐丰富其文化意蕴,并把一个祈祷丰收与子嗣、庆贺团圆的节日定在八月十五,从而形成中秋节。     

河南南阳汉代画像石中的民俗初探

河南南阳出土的汉代画像石反映了汉代的礼俗、节俗、宴饮陈俊习俗、丧葬习俗、辟邪风俗、祈雨风俗,展示了丰富多彩的汉代民俗。     

中国古代“以龙求雨”巫术

中国是一个农业古国,以农为本,农业与降雨有密切的联系,因此,自古以来,求雨巫术便是农业巫术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龙自古被认为能够兴云布雨,从而成为求雨巫术中的主角。"以龙求雨"巫术主要有两种形式:以龙形求雨、逼龙降雨。     

民间祭谷习俗及其服饰文化现象

当社会逐渐发展到以农耕为主的时候，人们的思想和精力更多地放在对自己耕种的谷物的需求上。祈求谷物丰产、生活幸福成了人们的向往，人们按照自己的想象创造了谷精、谷神的形象，并以不同形式对其进行装饰打扮，使其丰富多彩，各具特色，并形成了特定的服饰装扮、祭祀方式和文化现象。从世界各地民间不同的祭谷习俗中可看出他们不同的习俗和服饰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