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朝对藏传佛教的管理

明朝对藏族地区的管理,除了在藏族地区设置卫所,委任藏族僧俗首领为官员以外,还利用藏传佛教在藏族地区的深远影响,大力封授各派宗教首领和人士,推行僧纲制度,通过对宗教的控制加强明朝对广大藏区的影响。在明朝对这些藏传佛教的宗教首领人士的封授中,以永乐年间封噶玛噶举派黑帽系活佛为大宝法王、封萨迦派首领为大     

明清的番僧僧纲司述略

明清两朝中,统治者对于少数民族的统治办法之一是沿袭了元的土司制度,即以少数民族的“酋长世袭无替”地担任当地的土官,统领本部族人民,以收取“以夷治夷”的效果.与此同时,他们又用土司的模式,将汉区的僧纲司制度经过改植,推行到西北、西南等藏传佛教地区,名曰番僧僧纲司。番僧僧纲司是明清统治者实行羁縻政策的产物,它自成一个独立的体系,具有特殊的内容。本文试对其概况做一些述略性探讨.一、西宁、河州番僧僧纲司朱明建国,伴随着专制主义政治的高度发展及出于整顿社会僧团的目的,明政府因革损益唐宋制度,创设了一套严整的、套盒式的僧官体制,在中央设僧录司,隶属于祠祭清吏司.僧录司的主要职位有左右善世二员。正六品;左右阐教二员,从六品;左右     

试论明至清初中央王朝对嘉绒藏区的经营

明代至清朝乾隆年间对嘉绒藏区的治理主要体现在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建立土司制度,通过对土司及宗教上层的控制来实现。文章透过明清时期对嘉绒藏区主要土司的设置情况来探讨明清中央王朝对该地区的统治政策。     

明代朝贡对藏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明代的朝贡制度是明王朝对藏族地区实施统治的一项重要制度。它不仅加强了明朝同藏区政治关系,而且在客观上促进了藏区地方经济的发展,增进了藏族地区与中原地区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本文试图从经济方面来探讨朝贡对藏族地区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一 明王朝针对整个藏族地区教派林立的状况,在政治上实行“多封众建”的政策,并在分封的同时,主要针对受封者制定了一套严格的朝贡制度。大致可分为三类: 1、年例朝贡,即例贡。各受封的僧俗首领按照明朝的规定,定期向明廷进行朝贡,     

明代安多藏区部族志

安多藏区的部族研究是国际藏学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安多藏区形成的开端应为公元八世纪的安史之乱，而其部落体制、格局的定型则为元明时期。本文以明代史料中辑录了安多藏族部落的汉文资料，分隶于明代的“西番诸卫”，析分为七卷，分期连载。为安多藏区部落史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资料     

18世纪中国第一部安多藏区史——《明史·西番诸卫传》的现代诠释

《明史·西番诸卫传》是18世纪初我国第一部安多藏区史,它从中央政府对安多藏区经营开发的角度,记录了明代安多藏区的变迁。其学术地位和文献价值应予重新认识,充分估价。明王朝在继承元代统治格局的基础上,设立了“西番诸卫”。西番诸卫实施军政合一、“土流参设”、“岁一朝贡”和尊崇藏传佛教、以金牌信符官方垄断茶马贸易等政策和措施,强化了明中央政府对安多藏区的控制。作为元明清治理藏区的中介环节,明代对西番诸卫的政策上承元代格局,又有许多创造性、建设性的拓展,开启了清代以府县区划管理安多藏区的先河。因此,明代西番诸卫是安多藏区历史变迁中的重要阶段,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从明代汉藏间的茶马互市看明代的治藏政策

文章以茶马互市为中心,主要探讨明代以茶驭番的治藏政策,并分析了汉藏茶马互市在治藏方面所起的作用。最后得出结论:汉藏茶马互市制度的实施,是明代有效统治藏区的关键。历代汉藏两地之间单纯互补的经济贸易活动,到明代承载了更多的政治功能,从而达到了良好的治藏效果。     

云南藏区属卡制度研究

云南藏区由于其区位上的特殊,在历史的发展中形成了独有的基层社会组织--属卡.属卡制度作为云南藏区的传统社会组织制度,不论是在藏传佛教取得其地区政教统治地位,还是清政府改土归流后,都一直在该地区基层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云南藏区社会秩序形成中的重要制度之一.此制度在组织性质上具有公社性质,因为它具有相对稳定的土地、人口和纳税等方面内容,在功能上具有基层社会控制、解决纠纷、民间规范制定等方面的内容.对其研究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云南藏区作为一个特殊藏区秩序形成的特征.     

明代安多藏区部族志(续前)

本文将明代史料中安多藏族部落的汉文资料———分别隶属于明代“西番诸卫” ,析为七卷 ,为安多藏区部落史这一国际藏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提供有价值的资料。     

明代安多藏区部族志(续前)

本文将明代史料中安多藏族部落的汉文资料──分别隶属于明代的“西番诸卫”,析分为七卷分期连载,为安多藏区部落史这个国际藏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提供有价值的资料。     

基督教传入西藏年代析

基督教究竟何时传入西藏,迄今尚无定论.目前史学界主要有三种不同说法:唐代说、元代说和明末清初说.前两者虽有一定论据,但均缺乏有力的文献佐证.文章通过对各种文献资料深入分析,认为基督教传入西藏的时间应是明末清初.     

清代的藏传佛教政策及其在蒙藏地区的实践

清朝在利用藏传佛教治理蒙藏地区的过程中,既继承了元明两代的宗教政策,同时又根据西藏的实际进行了改革,形成了自己的宗教政策。文章就清朝的藏传佛教政策作了介绍和分析,旨在使人们对清朝藏传佛教政策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论思州田氏与元明思州宣慰司

自唐至明,田氏一直是黔东思州望族大姓,在黔、湘、鄂、渝边区举足轻重。本文对思州田氏的渊源进行了考辨,认为其族属应为土家族,元明思州宣慰司当为土家族土司。文章对思州田氏在元明两代的主要活动、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中央王朝对它的管理以及明初改流、田氏覆灭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基本梳理出思州田氏及思州宣慰司的历史发展轨迹。文章对诸籍记载各异、甚至矛盾的史料作了许多考辨,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 如认为思州一分为二（即南、北思州）应在元初,而非传统认为的元末;明初曾在思州直辖境内设置卫所等等。     

关于明代西北民族地区土地所有制的结构及其特点

明代西北民族地区土地所有制结构,是以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为主体,多种封建土地所有制同时并存和发展的。本文对此进行了全方位深层次的剖析,认为此时的土地所有制结构具有区域性、延续性、复合性、庞杂性等特点。     

清初治藏政策及其特点

本文从透视明清中央政权交迭之际的西藏形势入手，对清初中央王朝针对这一形势所制订的治藏政策及其特点作了一些具体分析     

20年来有关清代前期治理西北蒙藏地区政策研究述评

清代前期对蒙藏民族地区的成功施治,堪称历代中央政府处理这一地区政治统辖关系的典范,素为后人所称道,也为研究者所重视。20年来,史学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取得了新进展,成果主要体现在治理的指导思想、基本政策、具体措施、管理机构、统治效果等各个层面。对之进行必要的总结,尤其进行以治理西北蒙藏地区为重点的梳理与评析,指出不足,不仅从整体上对于深化治理蒙藏地区的研究十分必要,也对西北民族史、边疆史、区域史的研究大有助益。     

论“明清实录藏族史料类编丛书”古籍整理工作

《明实录》《清实录》藏族史料的辑录与整理,对西藏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将《明实录藏族史料》《清实录藏族史料》与其他从《明实录》《清实录》辑录民族史料的著作相比较,说明其具有取材丰富便于利用等特点,但仍存不足,具有再整理的必要性。而再整理则侧重于从人名、地名与族名的用字,出处的标注,标点及简化字等的处理上进行举例说明,使这两部史书更为完备。     

论明代广西的商品流通

明代是广西商品经济史上的重要时期,值得深入研究。本文从食盐、农产商品、手工业商品、土特产品几个方面考察了明代广西商品流通态势。由于明代统治者重视经济的发展,作为边疆地域的广西,农业、手工业都在原来的基础上得到长足发展,达到了一个新平台。由于交通网络的成熟,促进了广西商品的发育,而商品的流动多是依托以珠江水系,广东是商品流向的主要区域,形成了人们所说的“无市不趋东”的商品流通格局。     

钦州西部的地方历史与都峒之民祖先记忆的创制

本文意在分析宋明以降钦州西部溪峒社会的变迁与当地人群祖先记忆创制之间的关系。在宋代,今广西防城港市一带为广南西路钦州西部七峒之地,是一种以地方酋领为核心的社会。进入明代,里甲制度的推行以及宣德年间的弃交趾事件,使七峒中的四峒叛附安南。嘉靖间,知州林希元加强了对钦州西部的经营,他还参与当时的"议征安南",积极主战。于是,四峒一事成为林主张"讨"安南、"取"安南的重要理由。此时,四峒之民也急于归正复业。正是在这种情景下,"汉将后裔"的记忆得到创制。     

通过征用帝国象征体系获取地方权力 ——明代广西土司的宗教实践

元明土司制度的建立,事实上使得这些地方势力的权力基础开始由中央王朝掌控,广西左右江地区的土司只有依赖于帝国权力才能维持和参与地方权力的竞争。在这一情形下,中央王朝的宇宙观与象征体系被全面引入该地区,既成为土司维持现有权力的工具,也为土司可能的扩张铺平道路。在这一过程中,土司似乎也尝试利用新的宗教象征体系将其家族权力与地方社会扣连在一起,但这一结果也最多只能是杜绝其他土司对其领土的觊觎,反而更加强了帝国对广西土司地区的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