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棒棒堂”：小朋友的“第二课堂”

江苏省苏州市苏州工业园区九华社区“棒棒堂”大课堂以“才艺棒、科技棒、手工棒、爱心棒”为主题，建立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教育，积极整合各类教育资源，深化主题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全力打造社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第二课堂”。将现有的邻里少儿艺术团、少儿科创启智社、梦想巴士小记者团、小志愿者夏令营、孝心联盟课堂等社团串联．打造九华社区的崭新的关工品牌。     

“娃娃楼长”：社区里的“小管家”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山区鹞山社区共有未成年人1541人，占社区人口总数的9．33％。从2010年起，鹞山社区党工委积极探索新时期末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新路子，努力打造“娃娃楼长”品牌，通过“娃娃楼长道德讲堂”、“未成年人周末学校”、“青少年科普夏令营”等活动，充分利用社区、学校教育阵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教育实践活动。     

校园文化建设之“三要”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及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相关工作要求，校园文化建设工作越来越引起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高度重视，越来越彰显其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小学。小学教育是一个人思想、性格、品德等素质形成的关键时期。儿童的心灵是一张白纸，画图者是“家庭、学校、社会”，     

论“红色文化”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积淀起来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类型，它对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教育有重要的作用，我们应该利用、挖掘和发展这种“红色文化”，促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素质的提升。     

从“免疫”到“移植”：罗伯托·埃斯波西托免疫共同体的转换逻辑

“移植”作为生物学和医学概念,被意大利哲学家埃斯波西托发展为一种政治哲学概念,用来解释自我与异质性他者的关系。埃斯波西托的“免疫”思想实际上先后经历了两次转向：先是由传统的暴力性免疫机制转向保护性的“移植”机制,再由保护性的“移植”机制转向共生性的“移植”机制。他认为“移植”机制是生命体内真正的“自我免疫”机制。尽管免疫机制两次转向的特点和结果不同,但它们都不再以绝对否定的方式排斥和抹杀所有异质生命体,而是同异质体融为一个共生共存、相互促进的免疫共同体。     

高校免疫式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探赜

随着互联网与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以网络为媒介的思想传播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是大学生获取信息的新空间，那种企图通过单纯的政府、技术和平台来管控、围堵信息病毒的方式并不能真正阻挡信息病毒的传播。而免疫式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有计划地将大学生放置在微弱的病毒环境中，以教育对象信息接受的理论水平、受教育层次和网络信息浏览数据为依据，全面了解大学生在网络中的思想动态，并在教育过程中充分借鉴医学“免疫”效应，通过适当引入灭活的信息病毒，以增进大学生对信息病毒的免疫力。免疫式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是为了应对信息病毒对主流思想、主流价值观冲击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一种尝试。当然，“免疫式”思想政治教育毕竟是将“思想病毒”主动引入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中，教育者在引入“疫苗”时需要综合多方面的因素，在实施时也需要思考和注意剂量把控、学生接受和教育者批判和引导等问题，避免免疫式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不足。     

白下“廉洁作业进校园”让3万学生受熏陶

白下区团委以服务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为宗旨．以“廉洁教育，道德实践”为手段，开创了《白下区中小学生思想道德实践作业》这一全新的载体．用“廉洁教育．实践第一”的观点来引导未成年人自觉地投身道德体验．投身诚信廉洁实践的第一线。今年．全区有近3万名中小学生利用道德作业搭建的交流、调查平台，走进社区、深入社会，原创、组织、参与社会廉洁实践活动．而道德作业“主体参与式”的实践型模式强调寓教于乐，变抽象为形象．变“苦学”为“乐学”．学生可以从自己感兴趣的方面入手，在社区选择参加适合自己的道德实践活动．或者动手设计自己所关注的社区涉廉调查．制作勤俭廉洁宣传画．边玩边做边体验边思考。     

宝城社区“百年树人”的文化大计

地处安徽省宣城市中心位置的宣州区鳌峰街道宝城社区，着力强化未成年人理想、道德、文化、纪律教育，逐步构建起党委政府重视、部门齐抓共管、社会广泛参与的末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体系。近年来，该社区先后捧回了“全省末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示范社区”、“全省未成年人零犯罪社区”等荣誉称号。     

论“以教育为主”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

我国独立的未成年人刑法的缺失、人们对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认识偏差以及司法技术方法有待提升和更新等原因,导致司法实践中对未成年犯罪处罚过重。“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在当前现实条件下既具有充足的公正性,更具有强烈的功利价值。对未成年犯罪人不判处罚金,只判处附带民事赔偿,体现了“以教育为主”刑事政策,实现了罚金刑的预防、制裁犯罪功能。     

织就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防护网”

关注下一代的成长,关心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紧紧抓住学校、家庭、社区等各个环节,使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区教育有机结合,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织就一张“防护网”。以家庭为依托,突出体现“一颗心”孩子的健康成长,牵动着百万家长的心,涉及百万家庭的幸福,关系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国家的未来。家长是子女的第一任教师,家庭是未成年人接受思想道德教育的第一课堂,具有特殊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好的家庭能对子女进行良好的启蒙教育,帮助子女塑造美好的心灵;相反,不良的家庭环境和家庭教育,就会…     

“微学校”带来微妙成效

近年来,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毓龙街道努力探索未成年人教育的新途径,创新成立教育服务的“民间教育组织”,以社区校外教育辅导站为载体,充分整合辖区内教育、办学资源,积极打造社区“微学校”,开展多层次、多特色、多品种的教育服务。社区“微学校”因“用微小之阵地、行细微之教育、得微妙之成效”而得名。目前,该街道共成立社区“微学校”14所,实现了全覆盖。     

“三位一体”构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网络

2004年初，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的下发，秦淮区围绕区情，开始了一项关系秦淮前途和命运、关系千百家庭切身利益的民心工程。通过整合各方力量，积极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网络，大力实施“三大工程”，为秦淮区4.3万未成年人擎起了一片健康、自由、快乐的蓝天。     

对未成年人犯罪引入“社会服务令”制度的思考

未成年人犯罪已经成为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在对待未成年人犯罪刑罚的问题上,司法机关考虑未成年人在心理和生理上的自身特点,片面追求保护的力度,轻视刑法的惩罚教育作用,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定罪量刑上过多使用缓刑或单独处以罚金等刑罚,导致部分案件罪责刑不相适应,量刑畸轻,对未成年人达不到应有的威慑和惩罚作用．致使教育感化未成年人的目的达不到,反而纵容未成年人再次犯罪。因此,我国应引入英国等国家的“社会服务令”刑罚制度,以我国的国情为基础,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服务令”制度,以便在惩罚和保护未成年罪犯两方面达到一个平衡,既矫正和帮助未成年人成长,又在最大程度上保护未成年罪犯的权益,并最终实现社会利益与未成年罪犯个人利益双赢。     

家教“三步棋”

“家庭教育是一切教育的起点”(《中国教育报》)。笔者认为,要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中发挥它的特殊作用,家庭教育必须走好“三步棋”。     

“四有”特色教育助幼儿和谐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幼儿园应当做好保育、教育工作，促进幼儿在体质、智力、品德等方面和谐发展。近年来，南京市首家双语幼儿园——金陵双语幼儿园通过开展“四有”特色教育，为幼儿和谐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村务公开也要“打假”

为了打击手机短信诈骗犯罪，某县采取关闭全县所有银行柜员机的方式，为了城市“脸蛋”好看，某市禁止瓜农“当道”卖瓜，为了防止未成年人进网吧，某地以“挽救一代人”的名义关停当地所有网吧……。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与“数字检察”的 衔接问题及对策

在贯彻《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时,适度、合理使用个人信息是规范算法推送、提升网络素养、防治网络沉迷等的基础性命题。当前,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在网络上遭遇泄露或者被不当使用的问题较为严峻,成为整个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体系的“短板”。鉴于许多互联网平台具有市场主体和监管角色的双重身份、未成年人网络合规制度体系尚不健全等因素,为促进网络保护与司法保护衔接,有必要以“数字检察”为支撑点增强保护力度,提升制度刚性。建议依据互联网平台等级建立“数据备案审查”或“检察进驻监管”机制,健全未成年人数据互联互通机制;在完善刑事追诉、公益诉讼的同时,细化强制性亲职教育。     

“六点钟学校”成社区青少年成长乐园

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昆仑路街道雅典娜社区是正在建设中的新型社区，占地面积35万平方米，现有住宅楼67幢，共2528户5332人，其中未成年人838人，占社区总人数的15．7％，由汉、维、回、哈、蒙等14个民族组成。雅典娜社区从百姓身边的小事做起，以解决家长后顾之忧、回归快乐童年、营造阳光环境为工作重点，以“六点钟”学校为载体，积极构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社区乐园。     

发挥“五老”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中的作用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指出，要充分发挥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劳模等“五老”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中的作用。如何发挥好“五老”的优势和作用呢?     

未成年人“教唆”未成年人实施侵权行为之监护人责任问题探究

现行《侵权责任法》仅针对成年人教唆侵权行为的责任进行规制,而忽略了未成年人“教唆”未成年人实施侵权行为的情形,使得各方主体的责任分担不甚明晰.以未成年人“教唆”未成年人侵权为切入点,分别从以下三个方面探究各方当事人的责任形态:我国有关未成年人侵权归责制度的立法历程以及背后隐含的立法目的,结合《侵权责任法》第9条与第32条的规定分析现阶段未成年人侵权事件中监护人的责任形态,针对现行制度瑕疵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教唆侵权时监护人间责任分担制度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