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崇道历史事件的考察

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唐代崇尚老子、道教的历史事件、了解唐代崇道的历史背景,进而更好地把握唐代道教发展的情况.     

论老子思想原属的道家政统及其历史遭遇

长久以来,"老庄"观念统治了人们的道家思想。但这其实是玄学家造就的古代思想史观。现代学术研究有条件摆脱古代的儒家意识形态,反思道家的真正思想传统,并将这一传统追溯到老子之前,从而认识到道儒两家之别的本质在于齐鲁文化的对立。这样既便于将道家道统澄清为汤武之相所开创的政治传统,又有利于认识老庄之间的重要差异。进而,我们看到,历代对老子五千言的注疏都脱离了老子原本所在的道家政统,而迎合了鲁文化路线或周孔道统。     

唐代边塞诗“绝域”意象的历史地理学考察

在唐代诗人笔下,“绝域”意象通常指漠北、西域、岭南、辽东等中央王朝统治中心的边远地带。作为唐代诗人以中原地理、经济、文化背景为参照体系观照并重构唐代边塞地理环境的必然产物,唐代边塞诗“绝域”意象,是唐代中原诗人在边塞环境感知与文化表达过程中被典型化的符号象征,指示着那些距离中央统治中心区悬远、经济落后、文化习俗与中原汉族文化明显不同的边疆地区,是一种超越了单纯地理景观与诗歌意象的精神文化符号,是唐代中原诗人对中原地区的认同感、归属感与对“塞”外的恐惧感、逃避感的代名词。     

“马嘉理事件”之历史考察

在距今一百一十年前的一八七五年春天,云南西部边境的景颇族、傣族、回族、汉族民众,在中缅商路上的小集镇蛮允,奋起抵抗英国陆军上校柏郎(H·A·Bromne)“远征队”的入侵,击毙了侵略分子马嘉理(A·R·Mrgary),打退了侵入我国边境的柏郎武装部队。这一事件,是云南近代史上各族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第一次伟大壮举,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震惊中外的帝国主义侵华事件。为了进一步了解这次事件发生的背景、原因及其后果和影响,我们根据史料的记载,对腾越(今腾冲县)和蛮允(今盈江县芒允区)的抗英历史遗址作了考察,试论述如下。     

复原老子之"道"

近代以来 ,学术界一直有一种主流倾向 ,把老子的“道”看作是形而上学的本体论 ,这种判断明显与老子的“道”论存在着矛盾。为了消解这个矛盾 ,本文依据先秦时期的文化语境 ,参照《老子》的不同传本和历代老子研究者的解释 ,力求为老子的“道”论作出一个合乎历史逻辑的系统性的解释 ,复原老子之“道”。本文给老子“道”的定义是 :“道”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不主宰世界的创造者 ,是人类的信仰对象     

道的矛盾

以《老子》为代表的早期道家的“道”,不仅具有多义性、博喻性和模糊性,还内在着深刻的矛盾,例如不可言说却又不得不言说,无所独在而又无所不在,必须达成最高抽象却又没有完全脱离具象(或原型意象);其中包含着忽然“物质”忽然“规律”,忽然“超越”忽然“粘著”等不可调和的龃龉。这是初始时期诗性哲学的特有景观,值得重新审视。     

道之道与物之道：论老子作为原则的“道”

老子作为原则的道包括道之道和物之道,而物之道又包括天之道、地之道和圣人之道等。道的至上性、主宰性,决定了道之道只能是“法自然”和“无为而无不为”。天之道、地之道都取法道之道,因而都是“无为而无不为”;圣人“为道”,并且取法天之道,其道也是“无为而无不为”。不过,道之道的“无为而无不为”是主观上“无为”、客观上“无不为”,“无为”和“无不为”是现象和本质的关系,而天之道、地之道和圣人之道的“无为”与“无不为”都是客观的,二者是手段和结果的关系,这显示出天之道、地之道、圣人之道与道之道的不同,也显示出地之道、圣人之道对于天之道的取法。就圣人之道中的“无为”而言,它在自然万物面前是被动的,在民众面前是主动的。道之道、天之道、地之道和圣人之道都具有“利他”精神。     

老子道论的现象学阐释

"道"作为其原始含义"导",类似于现象学的"指引"或"形式显示",它提示着一种拒绝被对象化的思维方法;"道"之生"天下万物",不同于西方的宇宙生成论,而从发生现象学这个角度可以得到更好的解释;老子一再强调"无知无欲",但他并不是笼统地反对"知"与"欲",而是只反对过分陷溺于一己之私的"知"与"欲",所以他这种强调类似于现象学"悬置"的思维态度并指向一种人生境界.     

关于唐代江南士族兴衰问题的考察

研究者多认为:江南士族“于梁末被全部消灭”或“入唐时已经全面没落”。然而,通过对江南士族的代表王、谢、袁、萧和朱、张、顾、陆八大姓进行个案考察,笔者发现:事实上,江南八大士族只有少数在梁末彻底衰亡,大多数则由南北朝入隋唐,冠冕蝉联,且家学礼法传承不衰。江南士族在唐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虽不及山东士族和关陇士族,但仍有一定的政治势力,尤其在高祖、武后、德宗三朝,江南士族出身的宰相受到信重,发挥了较大的政治作用。与六朝时相比,江南士族在唐代虽然整体政治、经济势力衰落,但仍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保持着文化世家的传统优势,从而保证其子弟在晚唐时期失去门荫世袭做官特权的情况下,复能通过进士科考试,维持家族世代官宦的地位与唐相终。     

唐代吏部尚书选任考察

吏部尚书是唐代重要中央职官,其职能与地位在制度上并无较大变化,但职权大小略有不同,表现在职能发挥上,后期受各种因素影响和制约,吏部尚书在制度建设上不如前期,由于前期吏部尚书职权较大,对吏部建设出力较多,因此,后期时吏部职能相对完善或定型,其担任者情况略有不同,后期更多选拔有人事职官历练者担任.无论如何,唐代吏部尚书的职能在法理上,属于吏部长官,这点无可置疑.     

无与有:老子道的哲学

道是宇宙中一切存在者的本原,生出天、地、神、人和自然万物;道有"无物"与"有物"两种状态,可以分别称作"无"与"有",其中,"无物"状态是更为根本的状态,无生出天、地乃至神、人,有生出自然万物.无和有都超越感知,不可以从感知维度加以认知,不可以从感知维度为其命名.认知道的方式是以心"观"道,也就是以心"观"无、"观"有,实质是对于道的"悟";由于悟不可以言说,所以,道依然不可以命名.道生天、地、神、人、自然万物,天、地、神、人、自然万物存在于道之中,又由道所构成,决定了道的主宰性,而道的主宰性又具有无为性质.     

诸葛亮“为将之道”伦理思想的历史考察

文章对诸葛亮"为将之道"的伦理思想作一番历史考察,弄清楚其理论渊源和时代背景,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诸葛亮"为将之道"伦理思想的要义。     

试论老子“道”的涵义及其辩证法思想

“道”是老子哲学的核心观念,其整个哲学系统都以“道”为同心圆而展开。文章首先对老予以前道的涵义做了简单的梳理;其次探究了老子“论道”的三个主要方面：1．实存意义的“道”;2．运行规律的“道”;3．人生准则的“道”;再次探讨了老子“论道”脉络中的辩证思想。老子所建立的“道－物－道”的哲学思想体系,与他的辩证否定的思维方法是密切相连、不可分割的。     

道精、道一与道德、道说——试论理解《老子》之“道”的另一种角度

本文回顾了从哲学角度研究<老子>之"道"的几类说法,指出以"反向格义"的方式来研究"道",虽然加深了我们对于"道"的认识,但是存在各有其理的问题,而且"道"的言说这个意义也难以贯通于其中.其最大的弱点是将<老子>中"道"的诸种含义视为一个共时性的思想对象,以求贯通,但是<老子>的作者未必有这种想法.如果从哲学史、历史文献学及文化人类学等角度探讨与"道"相关的"精"、"一"、"德"、"言说"、"道路"等概念,则可以发现"道精"、"道一"、"道德"、"道说"、"道路"之间存在思想关联,但"道"的这几个维度是历时发展而出的.然而<老子>中"道"的诸种意涵之间的思想联系早已被今人所遗忘,人们反而乞求从诸种意涵之间寻求一个共时性的可以通约的解释,这恐怕是一种不适当的想法;应该从哲学史的路径,从历时性的角度去把握<老子>中"道"的各种意涵之间的联系.     

论唐代道举

道举虽然是唐代科举考试中的常科,但却不为研究科举制度史者所重视。本文全面考察了唐代道举及崇玄学的设置状况,举送程式、开科状况及其作用,认为道举正式创立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７４１年）,它的出现是唐王朝竭力崇道的结果,它的设立曾在唐代社会产生过较大影响。     

唐代佛道二教的发展趋势

在唐代,佛、逾二教的发展臻于极盛。在统一、强大的集权政治体制和发达繁荣的经济、文化环境中,二者终于确立了从属和服务于现实统治体制的地位,其教化的、学术的、伦理的、审美的内容从而大为加强了,而信仰的方面则相应地淡化了。这样,佛、近二教演变为更具文化色彩的宗教,发展起丰富多彩的宗教文化。这也是这两个宗教在中土高度发达的文化环境中生存的必然结果。从此佛、道二教确立起与封建政权的更为协调的关系,成为现实统治体制的重要辅助力量;另一方面,佛、近二教的教理与作为封建统治理论基础的儒学进一步交融,在“三教”进一步“调和”的基础上,促成了宋代“新儒学”即理学的形成。     

论老子道性思维方式的特点

道性思维方式强调在道体视域下观照天地万物之"玄同","天人合道"的整体思维、"直觉体道"的诗性思维、"反者道之动"的辩证思维、"正言若反"的逆向思维是其具体体现.客观地说,老子的道性思维方式是从历史经验和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带有很强的实践性色彩,并非一种纯概念的理论体系.但老子仍将其视为道论哲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哲学之"学",而非道术之"术".这种思维方式对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当代老子美学研究的方法论反思——基于美学史的考察

从方法角度反思,当前中国美学界对老子美学的研究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分别是：脱离文本的历史语境,缺乏历史性;缺乏以文本为中心的系统观;忽视老子文本的学科性质及其作为美学的转换条件。方法方面的缺陷既不利于美学史书写也不利于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因此,在老子美学研究中,应当：通过哲学史的回溯和语言文字的考释,尽可能地回到老子的历史语境中去;以老子的文本为中心,对其进行系统考察;重视老子文本的原始性质,并考察其转换为美学论题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