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情与道情

作者从四个方面对中国古代的情理论进行了分析与比较。首先,先秦儒家提出了善情、恶情、美情,道家则提出了真情说。其次,儒家在对待情感的态度上表现出由节情、禁情到灭情的变化;道家则由“无情”发展到“安情”、“任情”。再次,儒家诸子对性与情范畴作了较为明确的区分,而道家则大多强调性情如一,不可分离。最后,从道情关系的角度,揭示了儒家和道家视道出于情而又高于情,表现出其道德形上学既内在又超越的特点,道家之道是统摄天、地、人之大道、至道,道家之情也是大情至情。     

道之道与物之道：论老子作为原则的“道”

老子作为原则的道包括道之道和物之道,而物之道又包括天之道、地之道和圣人之道等。道的至上性、主宰性,决定了道之道只能是“法自然”和“无为而无不为”。天之道、地之道都取法道之道,因而都是“无为而无不为”;圣人“为道”,并且取法天之道,其道也是“无为而无不为”。不过,道之道的“无为而无不为”是主观上“无为”、客观上“无不为”,“无为”和“无不为”是现象和本质的关系,而天之道、地之道和圣人之道的“无为”与“无不为”都是客观的,二者是手段和结果的关系,这显示出天之道、地之道、圣人之道与道之道的不同,也显示出地之道、圣人之道对于天之道的取法。就圣人之道中的“无为”而言,它在自然万物面前是被动的,在民众面前是主动的。道之道、天之道、地之道和圣人之道都具有“利他”精神。     

论苏氏蜀学与洛学的歧异

苏氏蜀学与洛学的歧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人情”说。程颐认为性善情恶,提出“主敬”说,强调对情的压抑与束缚;而苏轼等则认为情性合一,并无善恶之别,强调尊重、顺应人情,反对外在束缚。二、道统说及文道关系观。洛学重道轻文,甚至认为“作文害道”;苏氏蜀学则主张文与道俱,文道并重。基于这一认识,两派学者各自提出了自己的道德传承谱系,以儒家正统相标榜。苏氏蜀学与洛学的歧异,反映了两派学术的不同旨趣及确立自身在儒学中正统地位的努力。     

“先识造化”与“先识仁”——从关学与洛学的异同看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质及其转型

关学与洛学,同属宋明理学中的重要流派。《宋元学案·序录》云: “横渠先生,勇于造道,其门户虽微,有殊于伊洛,而大本则一也。”这里说的“大本”是指“道”,即儒道。张载与二程同承孔孟,同明儒道,故云其“大本则一也”。程颐曾说:“圣人本天,释氏本心。”(《遗书》卷二十一下)“天”在先秦儒家经典中有自然之天和义理之天的含义,浑沦言之,张载与二程同以儒家所谓“天”为本,亦可谓“大本则一也”。但析而言之,张载以“太虚之气”为天,以“气化”为道,与二程所谓“天者理也”(《遗书》卷十一)、“所以阴阳者是道也”(《遗书》卷十五)实又有哲     

《文心雕龙》构筑的自然美理论

一般的美学史都认为,比较系统的关于自然美的理论,是在十八世纪后由西方的美学大师们构筑起来的,而笔者认为:在中国,这种理论的构筑,其实要比西方早得多,而最系统的自然美理论的架构是由南朝的刘勰在他的《文心雕龙》中所构建的.《文心雕龙·原道》的本意是讲“文德”的,这个“文德”,《文心雕龙·情采》中说得很明白:“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言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形文、声文和情文,都是自然形成的.有了龙凤,自然有鳞羽的文彩;有了泉石,自然相激成韵.在《文心雕龙》中,天地万物所具有的颜色、形体、声音,都称之为“道之文”,而反映思想教化的情文(人文)也称之为“道之文”,它们是属于一体的.而“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原道》)那么,“形文”,“声文”自然也“肇自太极”了.这实际上涉及了自然美的本源,即认为自然美源于“道”的观点.刘勰对自然美本源的认识,尽管比古希腊的柏拉图和公元三世纪的新柏拉图主义者普洛丁所坚持认为的自然美是由于“分有”了一种来自神明的理式的主张晚了许多年代,但比起主张“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黑格尔来,却又早了1300多年.而且两者的观点,又是“何其相似乃尔”,这在比较美学上,也应该是很值得研究的吧!     

《庄子》“天”“性”脉络与美的生成

本文以《庄子》本文为分析对象,较细致地梳理庄学关于“美”、“文”生成与本质的思想。文中贯通“天”、“性”、“朴”、“真”等范畴,指出“天”、“性”不仅是庄学思想的内在脉络,也是它关于本原性艺术观念的基本理路;体现了“天”、“道”、“自然”的“性”之“朴”“真”,是美与艺术存在的根本,“朴”先于“美”。庄学所界定的“自然”、“朴”、“真”非仅是艺术风格层面的概念,更关涉艺术本体。     

《韩诗外传》经世思想发微

《韩诗外传》明显有着关注现实政治、探求治理之道的经世倾向,其经世思想体现在天道论、王道论、道势论等方面。在“天道”层面,韩婴阐发《诗》“受命而王”的天命观,指出神圣之天以灾异警示君政之失,以民心代表其意志,并决定着政权正当性,从而告诫君主“畏天之威” “敬天保民”。其王道论兼言“以情度情”之仁政与“降礼尊贤”之礼制,主张以井田制解决土地兼并问题,以纲纪礼法维系社会秩序。此外,韩婴又从“道势”关系的角度,强调儒学之正统地位,挺立儒士人格,鼓励他们坚守士节,积极参与政治,以“道”的力量抗衡帝国形态下不断扩大之皇权。     

周易外传镜诠·贲

<正> ①:贲bì彼伪切。■“离”下“艮”上,夫之《周易内传》曰:“贲之为卦,一阳■立,即间以一阴,至于五而又改其常度。一阴而间以一阳,妻斐以成贝锦,人为之巧毕尽;阴阳之变,至此极矣。是不是与于天地之大文,而徒为饰也。阳为性为德,阴为情为养。以阴文阳,则合乎人情而可享;以阳文阴,则虽顺人情以往、而缘饰之以不诡于道 ”。此明“贲”之饰与礼之文有异。礼之文,天道自然之秩序也;“贲”之饰,乃人为     

老子的理想人格说

一中国哲学,一向不为知识而求知识,主要的在求做人。春秋战国之际的老子哲学,虽以天道自然为宗,但深究起来,本意仍在于人生,即欲求得一个理想的人格。老子所追求的理想人格是一个极为深奥幽深的境界,他称之为圣人。儒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亦是圣人,不过,儒道两家对圣人的阐释却相去甚远。儒家彪炳的圣人是“人伦之至”(孟子语),荀子解说为“圣也者尽伦者也”(《荀子·解蔽》)。把圣人视为人类伦理道德的最高体现者。老子所追求的圣人品格是“尊天道”、“法自然”、清静无为。庄子解说:“道者,万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为事逆之则败,顺之则成。故道之所在,圣人尊之”(《庄子·渔父篇》)。可见,老子心目中的圣人是自然无为的道的最完满的体现者。所以老子认为,天之道,即人之道,即圣人之道。他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以下引文只注章次)。人是天道自然的产物,应当服从于道,故道的本性怎样,人的本性亦该怎样。可是,普通人为私欲所蒙蔽,失去了道的本性,唯有圣人尊天道以明人事。他说: “天之道,利而不害”,故“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第八十一章); “天之道,不争而善胜”(第七十三章),故圣人“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六十六章); “天之道,……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第七十三章)“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第二章)。老子以“天之道”和“圣人之道”——对应的用心,就在于为人生确立一个不容怀疑的最高标准,即“无为”。无为就是顺其自然,如老子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第五十一章)。圣人的基本品     

试析欣赏含蓄美的心理流程

一种古老而权威的美学理论——标举和提倡含蓄美:仅以文学领域为例,刘勰称含蓄能使“义生文外,秘响旁通,伏采潜发……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皎然称之为“诗道之极”;张表臣说:“篇章以含蓄天成为上”;苏东坡说:“言有尽而意无穷者,天下之至言也”;姜夔说:“语贵含蓄……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善之善者也”;魏     

华夏“和”文化与民族美学

<正>中国古代是宗法社会。宗法社会以家族、家庭为本位,最终形成了“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特色,形成了包含一系列做人说教在内的“人教”文化,“礼教”便是其重要的构成部分。“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华夏“和”文化即是由“礼教”派生的一种子文化、这种“和”文化表现为一个多维的行为文化系统。 首先,古人为了给人间之和找到一个本体论依据,便把“和”设想为宇宙天地的根本法则,这便构成了“天地之和”。《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董仲舒《春秋繁茂·循天之道》曰:“中者,天下之所始终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干和,而道莫正于中。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和者,天（地）之正也,阴阳之平也,其气最良,物之所生也……举天地之道而美于和。” 其次,作为“天地之和”必然反映的“人间之和”体现为“天人之和”与“人人之和”两大形态。“天人之和”是人们在处理与天的关系时必须遵循的行为原则。在中国古代的宇宙生成图式中,天与人是     

宋元人对理学文弊的批判和理学文学观的演变

宋代理学在德、艺关系和文、道关系上走向了重德轻艺和重道轻文的极端 ,程颐提出“作文害道”说 ,对宋元时期的诗文和文学理论造成了极大的消极影响。但程颐等人的主张是不符合先儒垂训的 ,于是在宋元时期 ,许多人起而批判这种文道观 ,批判由此造成的文弊。与此相伴随 ,宋元时期理学家们的文学观念也发生着巨大变化 ,一方面 ,他们改变了理学宗师们提出的一些文学主张 ,如抛弃“作文害道”说而提倡“融会文理” ,抛弃“作诗妨事”说而提倡“敛情约性”以为诗 ;另一方面 ,他们对理学前辈提出的一些反文学的文学观做出了新的解说 ,我们称之为“非诗理论的诗学阐释”。由此角度 ,我们也可以审视宋元时期文学思想的变化 ,特别是与理学影响有关的文学观念的变化     

《文心雕龙·情采》篇旨新释

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首在阐明“自然之道”为人文本源,是文化本体;其次,他论文叙质,主张“文不灭质、质文相待、文质代变”;第三,他割情析采,倡导为情造文,批判为文造情;第四,他强调为人为文应存“真宰”。     

韩柳思想文风论略

唐宋八大家,唐只有二位,即韩愈、柳宗元.文学上,柳宗元与韩愈同道,他们竭力提倡古文运动,并称“韩柳”.他们密切合作,相互支持,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柳宗元去世前,托孤韩愈;韩氏的《柳子厚墓志铭》等文,悲悼亡友,情真意切,催人泪下.韩柳二人的创作,交相辉映,都登上了散文创作的峰巅.韩柳二人在思想、学术、文风上,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呈现比较复杂的现象.     

解牛之解

本文将庖丁解牛分析为“族庖、良庖、道庖”三个阶段,据此阐发出实践的三个境界:“无以为而为”、“安而行之”的“率道而行”;“有以为之为”、“利而行之”的理智派的“率性而行”;“勉强而行之”的“逆情而行”。文章对中国哲学的“道”作了独特而新颖的阐解,并对道与行、道与枝、行为与心理、行为与精神境界等关系作了精湛的透析。     

《周易》中的组织情势学发微

自古以来,《易经》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易学古而未老、博大精深。 众所周知,《易经》最基本的概念是阴阳。古人通过观物取象产生了8卦图。而8卦之用则可“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对于《易经》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主要从组织管理学的角度试图对《易经》进行发微式研究。 一、组织情境8势论 根据《易经》8卦的特点,它在组织情势的分类就推演出8种势态: 乾势为天势:“乾:元亨利贞。”《文言》中进一步论述道:“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处于乾势的组织政通人和,拥有天     

舞:中国艺术中深蕴的美学灵魂

不同于西人现象本体二分却期望神人合一的世界观所决定的舞蹈精神,中国舞蹈精神不是巫舞的代神立言,也不是孔子向往的周代之舞的文治武功,而是在飞动飘逸的生命韵律中与“道”合一。概言之,线之飞动、游之精魂、圆之意境、情之所感、象外之致以体现“道”之玄冥是中国舞蹈之精神;“‘舞’是中国一切艺术的典型”,舞之灵魂贯穿于中国各门类艺术中;经典“失落”的中国古典舞的重建应落实到“道”这一中国哲学—美学的高度以建立真正的中国古典舞本体,并从中国各具体门类艺术的意境中抽象提纯以重构重建。这不仅仅只是抢救一个舞种的话题,而是关乎在后殖民时代,中国文化的保护、重建的大问题。     

挥之不去的宗教情结──论香港作家梁锡华的长篇小说

梁锡华的长篇小说,执着于一个“情”字。既执着于男女之情,也执着于作家对所执着之事、之人、之道的情。其长篇小说带有强烈的“自传味道”,既是外在经历的叙述性自传,也是内在心灵的告解性自传。后一种自传的浓烈程度,更甚于前一种自传。《独立苍茫》透露着感伤的自我,《头上一片云》呈现着反思的自我,《香港大学生》投射着理想化的自我。感伤、反思也好,理想化也罢,梁锡华的自我始终与宗教有着牵连。这种牵连,使他深入、细致地展现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少见的宗教自伤者形象;也使他不懈地抒发着一种理想之道—一种远离教会、回归基督的宗教情怀。     

通情达理：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精神逻辑

通情达理可视为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精神逻辑。在“天—命—性—情—道—教”本体建构中，“性—情”通过通情达理贯通天道和人道：“通情”在己之好恶与他人好恶的理性沟通中形成共同的伦理准则和道德规范，即“理”。“理”要获得现实性，又需要“达”的实践智慧。“达理”虽呈现为理性形式，但其实际展开中始终以理性和情感的互融为进路。由此，通情达理所展现的精神逻辑为：“理”从“情”出，“情”据“理”而通，“情”通则“理”得，“理”由“情”而“达”,并由此开辟了以克己、爱人和万物一体为核心的中国伦理精神传统。这一传统，为提升人性能力、培育向善的人性情感、促进内在道德与外在伦理有机统一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哲学智慧。     

论老子“道”的母性崇拜特质

“道”在老子那里,区分为“天之道”与“人之道”,老子将二者并重。从逻辑上说,他的“人之道”从属于“天之道”,只有“天之道”才具有宇宙本体的意义。但从历史上说,他实际是基于“人之道”、围绕“人之道”去探究、阐释“天之道”的。在这一点上,与我国人文传统完全一致。老子的“天之道”的根本特质即表现为母性生殖崇拜的性质。而他的“人之道”的根本特质,则表现为母性人格崇拜的性质。1从老子“天之道”的四大取象看其母性生殖崇拜特质。第一,“道”取象于古时的道路。老子谓“道”“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老子.二十五章》)即在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