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时代”的理性批判——康德哲学的现代意义

理性在西方文化批判中世纪意识形态,促进人的解放和现代化的进程中,曾经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并逐渐取得了近代公认的“理性至上”的地位。然而与之伴生的,是理性自身的发展出现形而上学教条化倾向。康德哲学最早开始了对理性的批判,迎接从近代走向现代的思想转折。本文从批判理念本体论的形而上学,排除理性方法论的教条独断,探讨理性之外的精神领域,恢复人与人学的哲学中心地位几方面,讨论康德哲学的现代意义。     

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的哲学解析——马克思的“实践主体”对“理性主体”的突破

当今,日益恶化的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学界探讨的热点,从哲学的层面上看,学者们将问题归结为自笛卡尔以来的近代西方哲学的主客二分理论及建立其上的理性主义和主体性传统.本文通过哲学史的解读认为,问题的核心并非在于单纯的"理性"和"主体",并非是"主体理性",而是"理性主体",即对人的抽象化理解.但西方现当代哲学却未能突破这一理论悖论,而马克思以"实践"为核心,将社会实践归结为主体(人)的本质,建立起的"实践主体"哲学突破了"理性主体",从而给我们解决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石.     

现代哲学思维中认识的主体性意识

近代肇始,唯理主义哲学家笛卡尔曾对“思维实体”与“广延实体”作了严格的区分,一方面完成了主客体在人类哲学思维中的分化过程,另一方面也为近代哲学确立了从“思维实体”或主体方面去考察思维自己构成自己的道路的方法论模型。笛卡尔方法论模型在近代的发展,特别是经过康德创造性的运用,极大地弘扬了认识的主体性,使认识的主体性意识成为近代“哲学的思维态度”的一个突出特征。然而,由于该方法论模型内在固有的局限     

论革命战争文学创作主体的理性诉求

红色理性是一整套指导中国民主革命实践的理论和原则，其核心内涵即“暴力革命论”，深层内涵是以全人类为本位的人道主义。它与政治理性和人文理性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区别与联系，对革命战争文学的创作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它不仅使作家的文学价值取向趋向一元，而且极大地制导着创作主体的思维意识，使之呈现出特有的思维模式。剖析红色理性对创作主体思维的作用机制有助于进一步开掘革命战争文学的创作规律，为革命战争文学研究提供新的方法论。     

理性演绎方法与知识体系建构--笛卡尔方法与体系的关系

笛卡尔作为西方近代哲学开端处最具方法论意义的代表,以其理性演绎的四条基本原则为方法论的前提,以直观推论的几何学方法为具体过程,有效论证了三大实体的存在,建构了西方哲学历史上比较典型的几何学哲学体系,彰显了体系与方法的内在有机联系.深入思考理性演绎法在其思想理论体系建构中的作用,是研究笛卡尔思想、方法和体系统一关系的关键.     

马克思的交往实践观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观

马克思的交往实践观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观刘怀玉（河南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从近代的认识论意义上的个体性主体哲学，走向现代的本体论意义上的交互性主体哲学，这是２０世纪西方哲学发展的总体趋向之一。换言之，如果说近代哲学的重心是在绞尽脑汁地解释，主体是怎样认识...     

论近代科学理性与“逻各斯”理性的差异

近代科学理性承袭了古代哲学"逻各斯"理性的本质精神,然而它们在表现形式上却呈现出巨大的差异。古代哲学"逻各斯"理性主要体现为内在确证、质的规定和以自然语言为载体的逻辑演绎;而近代科学理性则表现为外在确证、量的规定和以数学语言为载体的逻辑推演。这种差异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哲学的主客一致的基础,它不仅导致近代哲学研究从古代本体论向认识论转变,也促使了经验主义、逻辑主义和机械主义的兴起,最终引起哲学理性的变化,导致"努斯"理性的沉沦。     

生存论视域中主体间性理论及其理论误区--一种对主体间类存在关系的哲学人类学反思

生存论哲学标志着对传统哲学的逆反和新的哲学范式的萌动.现代生存论哲学对近代主体哲学和道德观念进行批判呈现出两条理论轨迹一是从个人主义走向新个体主义;一是从个人主义走向共同交往.生存论哲学在主体间性问题的理论误区,在于割裂了个人与社会、理性与非理性、理想性与历史性的统一.要走出生存论哲学的理论误区,必须确立人的存在的总体性视野和历史性视野.     

青年卢卡奇对形式理性的批判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青年卢卡奇深刻批判了近代形式理性的物化结构.卢卡奇认为,近代形式理性是一种反思的、历史的和总体的理性,它是以认识论表现出来的本体论.思维遇到既定性的、非理性的事实,使近代哲学陷进主客体二律背反的理论困境.德国古典哲学乃至后来的人本主义思潮试图通过实践、艺术、历史、文化等路径解决这个问题,但都是在更高层次上说明了它的不可解决性.卢卡奇利用总体性辩证法,揭示了具体历史的内部结构.他把"主体-客体"的认识模式从空间结构维度推及时间历史维度,以主体性原则完成了对历史的重新构建,从而超越了形式理性的二律背反.     

经济主体“完全理性”与“有限理性”的历史纷争

长期以来,在经济学界一直存在着关于经济主体是具有"完全理性"还是"有限理性"的争论。经济学家关于"经济理性"概念的理解深受"哲学理性"的渗透和影响。古典经济学受西方唯理论认识论的影响,强调从事经济活动的"经济人"在主体上都是具有完全的认知理性的、对经济现象的掌握具有完全信息的"理性经济人"。现代经济学在对古典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学说不断的质疑与批评过程中,创立了"新理性经济人"学说,一直发展到今天,成了现代西方经济认识论中关于经济人认知理性的主导性观点。     

从启蒙理性到生活世界的重建

本文研究了从文艺复兴时代的启蒙理性的滥觞到生活世界的重建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认为启蒙理性所建立的知识架构、价值体系和世界图景,经过科学观念的扩张和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近代理性哲学的发展而走到自己的逻辑终局。现代哲学对生活世界重建的不同路径,既体现了现代哲学对近代哲学反叛的总趋势,又勾划出现代哲学不同流派的基本面貌。     

合作:主体间性的人类共同行动

合作是人类共同行动的理想形态和社会治理的基本机制。当代主体间性哲学以主体共在观、交互关系观、交往理性观为合作行动提供价值导引和方法论。合作以平等主体的存在为提前、以相互信任为基础、以合作理性为保障、以共享权力为根本,是多元主体间共生共在、自主自觉的共同实践形式。简言之,主体间性是合作的本质特征。     

主体的命运:由凯旋走向黄昏

"主体"是西方文化的中心范畴和重要发展线索。随着古希腊文明的不断发展,沉没于自然之中的主体意识开始萌芽和逐渐凸显。近代哲学通过对人的理性的弘扬,确定了人的主体地位,使"人"取代与颠覆了中世纪神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权威。然而,随着人的主体性的不断强化和无限膨胀,主体不断暴露出的缺失与弊端造成了人类生存的现实困境,为人的主体地位的丧失埋下了危机的祸根。现代主体的困境成为后现代哲学的生长点,在后现代哲学的批判、匡正和消解中,主体失去了往日的权威和地位,由凯旋走向黄昏。     

“主客二元对立”背后的理性建构及其克服

在近代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中,存在着笛卡儿式的和康德式的两种不同的思维路径。从表面上看,这是二元论的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然而,二元论的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实质上,西方认识论哲学是一种理性建构说。在这种理性建构模式中,主体被抽象化,而客体则被抽象的主体重新建构。因此,主体与客体在这种唯心主义哲学中,二者的关系是自洽的。只有在涉及社会历史领域或具体经验事物时,理性建构说才真正显露其理论缺陷。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提出,克服了这种认识论缺陷,摆正了人在世界上的地位。     

现代公共理性观念的溯源——康德的公共理性观念及意义

公共理性是当代英美政治哲学一个核心观念,它关涉着现代西方社会多元化导致的冲突之解决。西方近代哲学史上,公共理性概念可以追溯到康德哲学。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主张给予人们以不同方式运用理性的自由,通过理性的批判产生公意,"批判"就象"公共意志",根据全体有理性的人的同意来进行裁决。在《历史理性批判》和《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中,康德明确了"公共理性"是法治社会所给予个人的自由权利,以及解决冲突的基本态度。康德对"公共理性"的这种理解,深刻地影响了现代政治哲学,特别是其与罗尔斯的"公共理性"观念之间的有意义的联系和意味深长的区别。     

“感性意识”：马克思主义的“合理理性”

近代理性的疯狂使它失去了曾经具有的唤醒人的自由与尊严、倡导人的全面发展的蓬勃精神,转向了独断、迷信、极权相连的异化道路。而以现代人本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在反对近代理性僭越的同时,又以非理性的变形形式重新巩固了理性的地位。立足于西方现代哲学起始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现存世界深刻的感性根基出发,创造了“感性意识”这一科学合理的理性形式,实现了对近代“异化理性”的真正超越。     

中国哲学中的理性观念

在中国哲学中,体现于"思"的理性,首先与"心"相关。心之"思"既展开为具体的活动,又以理、道等为内容。从思维的趋向看,中国哲学视域中的理性,更多地呈现辩证的性质。与之相关,在这种理性形态中,认知意义上对事(物)与理的把握以及评价意义上对价值的判断和确认,构成了彼此相关的两个方面。与赋予认识意义上的理性(心之"思")以认知和评价双重内容一致,中国哲学对实践过程中的合理性(rationality)也作了广义的理解,使之同时包含"情"与"理"二重涵义。以上二重趋向从不同的方面体现了中国哲学对广义理性的理解。进入近代以后,传统哲学对理性的理解依然得到某种延续。在这方面,梁漱溟的看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对"理性"的诠释,可以视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理性观念在近代的回响。     

理性的批判与重建——从普遍语用学的角度

近代以来的意识哲学因其对立式思维和工具理性而造成了现代性的危机,进而招致来自方方面面的批判,但由于未能理解意识哲学的本质,这些批判仅仅形成了批判与解构理性的喧嚣话语,却未能从根本上走出意识哲学的桎梏.哈贝马斯在现代语言学的基础上,建立了"重构式的科学"即普遍语用学,确定了互动交往中的基础规则,使理性重新扎根于生活世界之中,从而实现了从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哲学范式转换,为走出意识哲学的"铁笼"提供了可能性的路径.     

中国哲学理性观念的整体流变

中国哲学传统中存在与西方哲学经典概念理性相对应和意义趋同的概念,这就是中国本土的"理性",也存在哲学理性观的历史演变。这种历史演变经历了先秦时期理性观念的分型确立、秦汉时期理性发展的伦理化取向、魏晋至隋唐时期理性发展的本体化取向、宋明时期理性发展的本体化与伦理化相整合的取向、近代时期理性观念的转型与新变五个发展阶段。中国理性观念的本质特征表现为道德理性主义,这与西方理性观念的科学理性主义本质特点大异其趣。     

人类哲学思维的共同背景和本原——关于马克思与雅斯贝尔斯的理性概念

通过对比分析马克思与雅斯贝尔斯的理性概念,指出理性不仅是人类哲学思维的共同背景和本原,也是人类创造性劳动过程的共同背景和本原。马克思致力于哲学的"实现"即一种理性哲学,这种理性哲学试图塑造现实世界而不停留于空洞的反思知识,但它又不满足于单纯的实证知识的功能。在寻求新的哲学理性形式的道路上,雅斯贝尔斯追寻马克思哲学理性概念的历史踪迹,不是放弃近代的理性方案,而是通过区分和内在的批判性划界,维持和发展了近代理性方案的真正的、解放的可能性。雅斯贝尔斯以全新的方式开辟了"存在空间",把哲学逻辑学的理性交往知识旨趣移入世界政治和世界哲学视域之中,从而以新的总体交往方式促进全球人类交往过程。我们时代理性的联合反对理性的毁灭,恢复哲学理性是至高无上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