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位一体”到“五位一体”党建布局的演变

中共自成立之日起,就十分重视自身建设并随着实践的需要逐步发展和完善了党的建设的主要内容.“五位一体”党建布局的形成是适应中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的需要,是中共在新形势下顺应国内外局势发展的需要,是中共长期执政的需要,是中共党的建设自身发展的需要,同时这一总体布局的形成对保持中共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党员发展政策探析

全面抗战时期,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中共自身影响的扩大,我们党为了坚持抗战到底,积蓄力量,及时制定了发展党员的政策及壮大队伍的基本方针、巩固党组织和整顿党组织的相关政策,实现了中共的大发展.中共党员队伍的壮大,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对新时期党员的发展仍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知识分子政策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认识到科学技术对抗战建国的重要意义,阐述了科学技术的对抗战建国的重大意义。并据此制定了陕甘宁边区团结、优待知识分子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既贯彻了党在抗战时期的统一战线思想,又争取了大批知识分子奔赴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充分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抗战积极性,使他们满腔热情地投身抗战建国的大业中。对于由王实味问题引发的审干运动及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共及时进行了纠正,基本上保持了自身发展政策的连续性。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知识分子政策及其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对解读中共后来的知识分子政策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了实现三大优势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表明,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共决心通过使中共保持比较优势、使中国形成竞争优势、使社会主义获得存在优势,来全面展示自身的先进性。     

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不断地依靠共产国际(实际上主要是从苏联)定期提供的经费援助开展活动。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初中共建立起南方根据地、中共中央由上海迁往中央苏区,才有了根本性的转变。而定期获得经费的情况虽然就此改变,但中共依据自身的实际需要,不定期地向共产国际提出申请、进而获得相应的财政援助的情况,却一直延续到共产国际解散之后。来自共产国际的这种财政援助,无疑对中共自身的发展与成长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莫斯科方面提供援助的部门和渠道变动不定,再加上中共长期处于秘密工作状态和战争环境之中…     

李大钊选送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情况考订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成果。作为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和国共合作的积极推动者,李大钊通过国民党北京党部、中共北京区执委和中共上海地委等途径,以负责选拔、亲自介绍和挂名介绍等方式为黄埔军校第一期选送了23名学员,不仅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人才,也推动了国共合作发展,对黄埔军校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统制经济的态度嬗变

全面抗战期间,国民党为积聚人力、物力、财力以应对战争之需,不断强化对经济的渗透与管制,逐渐形成以统制经济为特征的战时经济。中共对战时统制经济的态度是支持中有批评、反对中有赞同。在抗战初期,中共主张大力发展国防经济,改善人民生活;随着统制经济力度的加强,国家资本逐渐膨胀,私人资本发展空间日渐萎缩,中共呼吁节制国家资本,发展私人资本;到抗战后期,尤其是豫湘桂战役后,中共呼吁取消统制经济,争取政治民主。中共对统制经济的态度既受其作为工农利益代表的政党底色、国共关系演变的影响,也与统制经济实行过程中的流弊等诸多因素有关。中共有关统制经济的的考察,丰富了对抗战时期统制经济理论的观察维度,也为中共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治理水平提供了历史借鉴。     

中共中央长江局对中国共产党抗战形象的塑造与传播

抗战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走向世界的关键时期。中共意识到仅有抗战行动还不够,还需在根据地以外进行自我引介,及时宣传自身的抗战主张,从而塑造和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形象。1937年12月,中共决议在武汉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专门负责宣传中共抗战的方针、政策,报道中共抗战之进程以及联络民主人士和外国友人,扩大中共在国内外的影响。中共中央长江局在国统区通过创办《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报刊,积极组织和参与外事活动,向外界宣传中共的抗战主张。中共中央长江局为巩固和扩大抗日统一战线,争取港澳侨胞、华人华侨及外国人士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与援助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直至1938年10月,因武汉沦陷而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及时有力地塑造、传播了中国共产党抗战引领者的形象。     

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不断地依靠共产国际(实际上主要是从苏联)定期提供的经费援助开展活动.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初中共建立起南方根据地、中共中央由上海迁往中央苏区,才有了根本性的转变.而定期获得经费的情况虽然就此改变,但中共依据自身的实际需要,不定期地向共产国际提出申请、进而获得相应的财政援助的情况,却一直延续到共产国际解散之后.来自共产国际的这种财政援助,无疑对中共自身的发展与成长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     

新时期中共若干次“三中全会”研究

1978年至今,中国共产党召开过七次“三中全会”。新时期中共制定的重大决策,尤其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决定,几乎都是由这七次“三中全会”来完成。七次“三中全会”体现了中共建立、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历程,表达了中共解决中国发展核心问题——“三农”问题的雄心壮志,也反映了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种历史必然。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应用价值——以邯郸歌舞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为例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灵魂。主要分布于广大农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其自身特性对农民的文化取向形成了一种凝聚力量。"传统"与"现代"共存于一个空间,相互发展、相互促进。就邯郸市歌舞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对其的传承与保护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有所为有所不为——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军工的制胜之道

解放战争期间,中共在自身军工实力与国民政府存在巨大差距的情况下,在军工领域采取了"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果断放弃了枪炮等复杂军械的生产,将相关资源集中于工艺简单、威力巨大、运送方便的炸药、手榴弹、炮弹等武器的生产方面,从而为前线作战提供了充足的武器弹药。中共前线作战部队巧妙地利用和发挥了上述武器装备的优势,在战场上形成了优于国民党军的火力,成为中共部队战胜国民党军的重要因素之一。     

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本文主要论述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提出毛泽东是中共重要创始人的新观点 ,并进一步论述了毛泽东的建党活动为其后来成为中共领袖奠定了重要基础 ,是他中共领袖生涯的起点 ,因而为研究毛泽东革命实践开拓了新的思路     

“统一”与“独立”的双重思虑:中共根据地节庆中的国旗和党旗

基于抗战大局和自身发展需求,中共在节庆活动中围绕国旗和党旗的使用进行着双重思虑,即如何在独立的政治前提下表征国家的统一,如何在统一的政治局面中显示自身的独立。依据政治斗争形势和节日类型,中共适时地调整策略,有选择性地引入、使用国旗和党旗,这使得它们在节庆活动中呈现出此起彼伏的变化轨迹。透视这种变化,既可以洞察政治符号在政治斗争中跌宕起伏的命运,又能洞悉中共处在严峻的政治局势中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智慧。     

抗战时期陕甘宁根据地农业合作社的绩效分析

1942-1945年间,陕甘宁根据地开展的合作化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重要措施,而不仅仅是革命危急形势下的应急之举.从整体上看,它是中共创新地利用乡村互助合作生产的传统,以合作社为契机,全方位推进乡村社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变革.此举不仅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而且,广大民众通过合作社组织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参与中形成了与中共政权之间的良性互动,使得中共逐渐实现了对乡村社会资源的全面掌握.     

论瞿秋白的党建观及当代意蕴

瞿秋白是中共早期党的主要领导人。在中共党的建设中,其注重哲学基础的建设,关注党的自身理论维度的建设,强调党的组织原则的建设。追忆和反思瞿秋白的党建观,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重塑和坚定党的崇高理念提供了方法论和理论视角。     

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探源

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保护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逐步提高.新世纪、新阶段,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基于中国发展的要求,中共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并在十八大上将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而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被中共十八大纳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中国共产党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是对中国古代朴素的人与自然和谐观“天人合一”及朴素的自然伦理“仁民爱物”论等传统生态文化的扬弃和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人与自然协调发展观的传承.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践行中共指导思想之重要内容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中国式现代化与和平发展道路的制度探索

中国式现代化是民族复兴的方法论,也是人类和平发展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共二十大报告对中国模式与中国发展道路的概念综合与历史综合,是中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本模式与路径。中国式现代化是在西方主导的殖民化与全球化的世界体系进程中催生和展开的,是民族性与现代性复杂互动与动态结合的产物。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既是对中国自身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总结与规范提炼,也是对西方现代化内含的冲突与征服基因的思想和制度批判。中国式现代化历经近现代的接力探索,从物质、制度、文化层面累积演进,经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新中国的建立而进入自身道路与体系的结构化发展阶段,对接中共二十大提出的民族复兴总目标。中国式现代化以和平发展价值观为基础与内核,是人类和平发展道路之制度性探索的典范。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明晰世界体系的霸权内涵与斗争性质,坚持和平发展的王道实践,与西方霸权和霸道展开道德和制度斗争。“一国两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与制度杠杆,是和平发展道路的典范制度,在新时代语境下可从国际法维权与国际调解院创设中进一步做出和平发展的制度性贡献。中共二十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时刻,也是人类和平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新起点与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和平发展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带来了新选项与新希望。     

政策与民生：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生活之变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生活发生了历史性巨变,其中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生存条件的改善及生活样态的变化(1949—1977);从温饱到小康(1978—2002);全面小康的逐渐实现(2002年以后)。在这一过程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人民生活状况与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尤其是与中共治国理政的政策相关。以各时期主流媒体的视角来展现这种变化并揭示其原因,有助于理解一个长时期的社会变迁,有助于理解中共的政策与社会变革的关系,并可揭示推动中共自身变革的社会因素。     

广西第一个共产党支部为何在梧州建立?

1925年11月,在中共两广区委直接领导下,广西梧州建立了中共梧州支部。这个时候,南宁、柳州、桂林与广西其他地方均未建立中共组织,中共梧州支部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在广西建立的第一个支部。广西第一个中共支部,为何在梧州建立?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梧州靠近当时的全国革命中心广州,位置十分重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广州成了全国革命的中心。中共两广区委在广州具体领导广东、广西、福建西南部以及南洋地区华侨的革命工作。1925年初,中共两广区委根据中共“四大”的决定和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着手准备在梧州发展党的组织。梧州,是广西东边的重镇,两广交通要冲,离广州很近,交通便利。梧州的居民大部分是从广东迁来的,梧州跟广东的关系甚为密切。当时新桂系刚统一广西,表示愿意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这就为中共两广区委派党团员(多是广东人)来梧州发展党、团组织提供了方便的条件。梧州又是浔、桂两江交汇处,是广西水上交通咽喉。所以,中共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