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新型农村社区管理体制迫在眉睫——Z村为例

新农村建设项目的实施引发了村民与村级组织之间关系的变化,触发了村民利益诉求的多样化。如何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是国家为推动农村改革提出的新时期乡村建设的新要求,也是村民和村庄对于自身发展提出的新需要。     

社区意识:人际关系、社会嵌入与社区满意度——城市居民的社区认同调查

本文以2012年进行的一项对南京市民的电话问卷调查为基础,对城市居民的社区意识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城市居民的人口学特征,如年龄、性别和文化程度等对其社区意识并没有显著影响,而他们对社区的满意度,以及社区中的人际互动是影响其社区意识的主要因素.此外,虽然社区中的人际互动程度并不高,但仍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一些学者所预期的城市社区的衰落现象并未出现.总体而言,居民在社区认同方面仍然保持了积极的态度.     

后单位社会下城市社区意识的重塑

培育居民的社区意识有助于协调社区阶层间的利益和矛盾,维持社区的和谐与稳定,降低社区治理的成本。当前城市居民的社区意识还较为低迷,具体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社区认同度不够,社区公共理性缺失,社区参与率不高,社区满意度偏低。浓厚的单位意识而低迷的社区意识制约了城市社区建设的发展。破除单位社会后遗症需要加快社区意识重塑:培育社区组织,重构精神家园;拓宽社区参与,深化社区自治;培育社区资本,促进社区发展;开展社区教育、重塑公共理性。     

社区意识分析的理论建构

社区意识是一种心理感受,而不是价值判断。社区意识作为可以测量的多维建构,表现为结构形态的多重性,影响因素的多样性和强弱水平的动态性。在社区社会学领域,社区认同、社区依属、社区凝聚和社区满意构成社区意识的主要形态或研究方法。社区意识不是一个常态的感知,它受到时间推移和内外主观因素变化的作用。个人的社区意识可以产生积极的社会效应,但对其应用价值的评价不能超越具体的主客观条件。     

村庄社区化管理与村民民主参与

村庄社区化管理为破解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城市管理难题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探索,也为村民民主参与提供了一个新的路径。村民民主参与是深入推进村庄社区化管理的必然要求,参与的具体形式主要表现为参与社区的服务管理和决策。为进一步推进村庄社区化管理,应该在不断增强村民社区认同的基础上致力于实现规范化的自治管理,实现村民参与和社区管理的有机统一。     

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刍议--经济发展非均衡状况下的村民自治

村民自治实际制度安排及其运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与地方政府领导人推进村级民主化的努力程度相关,但其根本作用的还是村庄的经济,尤其是集体经济的发展水平.为此着重分析了村庄集体经济的强弱与村民自治实际制度安排、运作之间的关联,并在福建省内择取不同类型的村庄,通过对其具体运作过程和主要功能的比较进行了实证验证.最后指出,村民自治实际制度的安排在村庄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层次上具有可选择性,因而应从村情特点出发积极探寻切合实际的村庄治理模式.     

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刍议——经济发展非均衡状况下的村民自治

村民自治实际制度安排及其运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与地方政府领导人推进村级民主化的努力程度相关，但其根本作用的还是村庄的经济，尤其是集体经济的发展水平。为此着重分析了村庄集体经济的强弱与村民自治实际制度安排、运作之间的关联，并在福建省内择取不同类型的村庄，通过对其具体运作过程和主要功能的比较进行了实证验证。最后指出，村民自治实际制度的安排在村庄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层次上具有可选择性，因而应从村情特点出发积极探寻切合实际的村庄治理模式。     

村民自治组织体系的建构:组织培育与体系重构——论村民自治组织体系的生长逻辑、发展限度与建构路径

村民自治的组织创新和体系建构,是农民根据自身的实际需求和能力自发创造的,并由国家认可最终提升到国家制度,是一个农民创造与国家提升的过程.但在此后的推广和落实中,国家所主导的组织建设和体系建构,忽视了村庄社会的内在需求及其组织的承接能力,使得一些原有的矛盾和问题日益突出,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也逐步显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功能的发挥,不利于村民自治的深入发展.因此,培育和丰富村民自治的组织基础、扩展和重构村民自治的组织体系,构建一个更具自主性、制衡性、制度化和开放性的村民自治组织体系,成为推进村民自治不断深入发展的重要举措.     

从经济精英到村主任:中国村民选举与村级领导的继替

本文讨论村民自治制度实施以来,农村社区权力结构的演变。文章认为,村民选举为村庄的经济精英提供进入村级权力组织的机会与渠道。基于对浙江所做的经验研究之上,本文认为村民选举与自治制度的实施十多年来已经改变了村庄权力继替的规则,村级权力组织的人员发生了变化,通过村民选举相当多的经济精英已经转向政治精英,成为村庄的政治精英,即发生从经济精英到政治管理者的转变。     

社区意识——社区共同体的灵魂

社区是社会最基本的组成单位,社区意识是社区的核心和关键。培育社区居民的社区意识是社区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有利于推进社区建设,提高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促进社区文明建设。     

合作社组织与乡村公民共同体构建

转型中乡村存在着诸如农民个体化、共同体意识弱化及乡愁不在等村庄被撕裂的“碎片化”现实。因而,“统合”就成为乡村建设一个必然论题。从社区经济-社会角度看,合作社兴起与发展为“统”的实现提供了可能:以具有社区基础的合作社为依托,在增加农民经济收益前提下统合村域社会,并在此中实现社会的“利益表达”“利益集结”和村社共同体重建。当前许多村庄实例也都表明,合作社在村庄治理,如滋养社区公共性、恢复村庄价值生产能力和缓解农民焦虑感等方面,不仅可以而且也能有所作为。     

去单位化、社区记忆的缺失与重建——资源枯竭型城市社区建设的社会学分析

资源枯竭型城市①的振兴是经济体制转型与社会基础重建并行的过程,城市社区建设是社会基础重建的重要方面。在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城市基层社会组织与管理也将由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变。但“单位记忆”根深蒂固而“社区记忆”缺失使得资源枯竭型城市社区建设因社区意识淡薄、社区社会资本微弱而步履维艰。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有机统一是资源枯竭型城市开展社区建设、培育社区意识、重建社区记忆的重要内容与途径。     

村民自治的发展与完善——福州3镇6村的调查

村民自治成为村级治理既定的形式,村党组织直接参与村民自治的各项活动,镇(乡)党委政府是村民自治的组织者。本文把村党组织的发展与完善纳入村民自治的范畴,在全面考察村民自治的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与民主监督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村庄经济、村庄权力结构、村庄宗派及村庄文化与历史对村民自治的影响,并提出村民自治的发展与完善的具体建议。     

生态旅游社区参与与乡村亚文化价值观的变化

本文将生态旅游作为一种跨文化活动进行研究,结合实证从对外交流方式与语言交际、时空观念、社区意识等方面研究它在当地社区参与下对社区“亚文化”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生态旅游发展初期,当地社区“亚文化”中层次较高的价值观(终极价值观、社区意识)没有明显变化,环保与生态意识在传统基础上有显著增强,一些低层次的价值观(对外交流方式、语言交际、时空观念)变化很大。     

社会工作视角下农村社区现代化治理探索——以沂蒙老区为例

农村社区现代化建设事关农村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当前我国农村社区的现代化治理存在着管理机构形式化,服务工作不到位;管理人员综合素质较低,社区自治组织职能没能充分发挥;社区居民社区意识淡薄等一系列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村社区的发展。突破传统社会治理模式,从社会工作视角,采取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和实践方法,能够为农村社区现代化治理探索出一条新的途径。     

村治研究的三大范畴及其进展评析

村治研究是中国农村研究的核心.在不同时期,根据政策与实践的需要,村治研究分别形成了村民自治研究、乡村治理研究和农村社区治理研究三大范畴,“村治”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从研究目标上看,村民自治研究追求的是中国农村治理的民主化,乡村治理研究追求的是中国农村研究的本土化,农村社区治理研究追求的是城乡治理的一体化.除此之外,三者在产生时间、研究缘起和研究重点上是明显不同的.村民自治单元下沉、村庄研究回归与农民行为形态、农村社区治理的城乡关系维度构成了当前三大范畴最新的研究趋势.但是,自治单元下沉的合理性、村庄研究的深度、农民形态的准确性以及城乡关系维度的泛化,仍然是制约村治研究创新与发展的主要问题.     

城市社区建设浅析

社区建设应培育和强化社区意识 ,因为社区意识是社区建设的思想基础和精神纽带 ,也是创建文明社区的重要目标 ;同时 ,必须进行管理体制与运作机制的创新 ,建立“两级政府 ,三级管理 ,条块结合 ,以块为主”的城市管理体制 ,培育以党委、政府主导 ,社会广泛参与的社区建设机制 ;另外 ,创建富有特色的社区文化品牌 ,也是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     

两种村域经济发展模式下的村治方式比较——以浙江省A村和B村为例

本文以两个村庄为个案 ,从实证的角度对集体工业化和个私工业化两种村域经济发展模式下的村庄治理方式进行比较 ,分析了两类村庄治理在社区权力结构、社区公共权力运作过程以及村民公共参与方式等方面表现出来的不同特点。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指出 ,村治与经济发展存在着直接的关联 ,特别是作为经济资源配置方式的经济体制与作为基层政治形式的村治有着最为紧密的联系 ,村治方式将在经济等环境要素影响下呈现多样化的趋势     

村庄的大转型

中国的村庄是有实质性意义的农村社会单位;因此,村庄的30年转型集中呈现了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过程、特征与问题。本文把中国农村30年的变迁放在村庄与市场、与国家、与城市社会三大关系转变中加以考察,认为村庄正在经历从农业共同体到城乡社区衔接带之弱质自治社区的大转型;其主要涵义是指:(1)经济共同体转型——基于农业和农民半市场化、半受非市场化保护的政策环境,以及双层经营而农户经营实际上更受政策支持的经营环境,村庄从人民公社体制下的集体大队,转向具有不确定性的社区经济共同体。(2)治理共同体转型——基于村民自治的制度安排和地方性实践突破,村庄从国家的基层治理单位,转向国家与社会共同治理的单位,乡土性公共领域得到初步生长。(3)村庄作为农民社区的转型——从传统农业社区开始转向城乡社区衔接带的弱质端。而中国村庄是否有前途,既取决于国家、市场、城市对农村的态度,也取决于农村和农民对国家、市场、城市的态度。     

转型社会中农村社区治理困境及对策

农村社区治理面临严重困境,主要表现为:乡镇政府越权过度干预、非法势力干扰村庄治理以及村民的政治冷漠,严重影响了农村社区的稳定与和谐。农村社区治理必须逐步由"官主导"到"民主导",构建政府、市场和社区三者之间权责界定明晰、各司其职、各尽所能的多中心治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