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大师朱熹的科举生涯与科举观评析

朱熹是南宋新儒学的集大成者 ,他在推动南宋书院发展的同时 ,对科举制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但他并不从根本上否定科举制度。在苦读应试经历的感性认识基础上 ,朱熹提出了重视德业修养的科举观 ,反对片面追求科举功名。这是新儒家在频繁禁学的背景下 ,为规避禁学的压制 ,利用其对学术话语权的掌握来参与现实问题的主要内容之一。因此 ,自 2 0世纪 30年代开始 ,不少研究者所持的南宋书院反科举的观点就值得商榷了。     

科举停废110年祭

科场长期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和人文教育活动的一个关键场域。科举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具有维护统一与压抑个性、普及文化与忽视科技、取士唯才与做官第一、鼓励向学与片面应试等功罪。为科举制平反,需要还原历史真相、还原科举情景,不再与古人为敌,而要与古人为友,替沉默的古人说话。可以将科举人物定性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精英群体之一。科举不是妖魔鬼怪,不是传统社会的万恶之源,而是中国古代的一项重大发明。     

朱熹倡导的应试动机及其影响——科举史上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

朱熹主张以经义取士,倡导文行一致的应试动机并身体力行。这种应试动机影响了南宋以降科举社会中相当一部分有识之士。顾炎武、吕留良等人均肯定作者潜心儒家义理境界、砥砺身心、应试时以所学接受挑选的八股文。今人不顾及他们对八股文的总体认识,列举其抨击庸滥八股文的言论作为他们全盘否定八股文和八股取士制度的依据,不符合其原意。     

为科举正名

近百年来,"科举"和科举制长期被妖魔化.我们不应将"科举"看成一个贬义词,而应该当成一个中性词,一个含义非常丰富而复杂的词语.通过对历史表象的辨析,可以发现以往人们对科举制存在太多的误解.古往今来的实践表明,不能否定科举制的合理内核,彻底否定整个科举制度实际上就是否定考试制度.作为传统社会相对公平的一种选才制度,科举不是传统社会的万恶之源,而是凝聚着中华历史上众多文化巨人无数智慧的一项制度创造.     

科举研究与高考改革

在一定意义上说,科举有如古代的高考,高考有如现代的科举。古代科举在追求考试公平的同时兼顾区域公平的历史传统,影响了近代以来的高校区域布局和目前高考分省定额划线录取制度的实行。在改革和完善高考制度的过程中,应该借鉴科举考试的某些防弊措施与考试管理方法,加强考试立法。研究历史上的科举考试制度,可为当今的高考改革提供参考和借鉴,因此,科举学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性。     

科举评价:标准、视野与影响

科举评价既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它对近代文官制度的重建、学校教育转型乃至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后科举时代的科举评价,需要确立多元评价标准,拓展评价视野,从“科举学”的全新视角,全面认识和客观评价科举制。     

朱熹:“科举制”拨乱反正的理想主义者

朱熹作为对儒家思想身体力行的理学家,对南宋科举的弊端及其根源进行了充分的揭示,认为既要变更人心,也要变更法制。变更人心首先在于"上之人"好学见道,整顿弊政。在变更法制方面,其《学校贡举私议》提出了带有理想化色彩的系统主张,影响元明清三代科举为力甚大;尽管无法改变"科举制"发展的基本走向,却起着不可忽视的调节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着各个环节的弊端。     

求真:科举学的科学品格

求真是科举研究超升为科举学的原始驱动力,也是年轻的科举学逐步走向成熟必须坚守的品格。为了求真,研究者首要的任务是为科举制正名,还历史以本来面貌;在求真的过程中,要坚守“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抱有对历史“了解之同情”的学术态度,坚持“多元与会通”的研究范式。     

评朱熹对史学的基本态度

朱熹从理学立场和唯心史观出发 ,对汉唐以来的中国历史予以全盘否定 ,对《左传》、《史记》以下史书予以总体否定 ,对读史治史表现出鄙薄和反感 ,从而将理学学派重经轻史倾向推向了极端。这对南宋乃至此后历代史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     

论永徽至天宝年间的科举改革──兼论唐代科举的定型化问题

阐释、考论高宗永徽直至玄宗天宝年间科举制度在科目设置，考试程序，科场规范，科目考试形式和内容以及主试机构等诸方面的整体改革，进而兼及唐代科举的定型化问题，并通过比较分析，昭示唐型科举的基本特质。     

罗斯福执政时期对蒋介石态度的转变

罗斯福对蒋介石的态度和他的对华政策息息相关。他执政时，日本已经开始侵华，一段时间里他对蒋政权作出援助的道义姿态，而主流是对日姑息。随着战事的发展，尤其是珍珠港事件之后，作为资产阶级政治家的罗斯福结合当前实用的短期目标与设想的长远目标，开始极力维护蒋介石作为中国领导人的形象，除1944年一段短暂时间里由于在战略方针和军事指挥上出现分歧而导致罗斯福对蒋介石采取压力政策外，大部分时间里基本上是无条件支持蒋介石。     

态度转变理论对提升廉政教育效果的启示

从社会心理学态度转变理论的视角,分析了当前廉政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即教育内容的重复性、教育过程的单向性和教育方式的外在性。提出进一步提升廉政教育的效果就要做到：在了解领导干部对廉洁自律的真实态度的基础上,按照心理学原理,组织好教育的内容,选择好廉政宣讲者,关注受教育者的情绪状态;还要遵循和运用＂睡眠者效应＂＂恐惧唤起＂等心理学方式。     

晚清科举评价的负面化倾向

晚清时期科举制遭遇了一个极端化、负面化评价过程,这集中体现为针对科举的污名化与妖魔化。晚清以来科举考试正向功能的下降、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引发的中国知识分子现代性焦虑等,促成了科举评价负面化倾向的发生。科举评价的负面化倾向不仅令科举形象受损,对科举制被废止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左右了20世纪以来科举评价的基本取向。走出科举评价的极端化困境,既是科举认识深化的结果,也为科举学研究指明了方向。     

科举至公之道及其现实启思

科举制度的公平性可谓是科举学领域最具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科举千余年的变革走向表现为报考资格从封闭到开放、取士标准从主观到客观、考试录取从追求考试公平到兼顾区域公平、考试规制从简疏到繁密.无论政权如何更迭,公平始终是科举变革的"关键词".科举的公平理念与措施不仅在历史上具有先进性与现代性,在当今社会仍具有普适性,有些做法的公平程度至今未被超越,有相当丰厚的历史遗产值得今天的高考所继承.考试改革须首重公平,这是科举给高考改革最重要的启思,科举的许多规制也可成为高考改革的重要参考.     

清代三次废除八股文的科举制改革及其对知识分子的影响

八股文作为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法定文体,在其运行的几百年间,为统治阶级笼络人才,巩固统治,强化中央集权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陈旧、刻板的弊端也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日渐暴露。在清代就有过三次废除八股文的科举制改革,这几次改革对知识分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清代科举试诗改革背景下李贺诗的接受状况

诗歌选本往往反映出特定时代文化背景下的社会风貌。《唐诗三百首》不选李贺诗,受其选诗标准、宗旨定位和所处社会背景等诸多因素所制。清代科举试诗促成了诗学的复兴,古典诗歌则因现实的需要而面临新时代的扬弃。     

美国对国民政府币制改革的态度及其影响

美国对1935年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的态度经历了较为曲折的变化过程。在酝酿阶段,因为白银利益集团的利益和统治集团内部意见分歧等原因,美国屡次拒绝了中国提出的修改白银政策、援助中国进行币制改革的要求,采取了“不介入”的立场,延缓中国的币制改革。在币改方案宣布后,为了操纵世界金融,美国逐渐由“不介入”态度转变为变相支持态度,以购买白银等方式,向中国提供用来稳定法币汇价的外汇储蓄,逐渐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但在客观上对中国的金融复兴也起了积极的进步作用。     

三苏与北宋进士科举改革

三苏父子生活的年代，恰逢北宋进士科举改革之时。作为士人以至官僚的三苏，不同程度地适应和参与了这场科举改革。改革的直接或间接参与，展示了苏氏对科举改革及人才培养的态度与主张，也因此影响到三苏及其诗文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三苏的个案体现了北宋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的命运     

科举学与科举文学的关联互动

从考试内容和文体来看,科举兼具经学考试与文学考试的性质.科举对中国古代文学影响的主要方面是积极的.科举时代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读书至上的诗书社会,是一个朝野尚文、大多数读书人皆能吟诗作文的文学社会.科举与中国古代文学息息相关,当今科举研究也与古代文学研究密切相关,两者关联互动.从科举学进入文学,主要是为科举制平反的大环境,为重新认识科举文学的价值提供了舆论与理论支撑.由文学进入科举学,则是从文学领域为科举学开拓一个广阔的学术空间,使科举学更为繁荣.     

科举观:科举学研究的新视角

科举观体现为人们对于科举制度的认识与评价,它潜在而长久地影响着人们对于科举考试的情感、态度和行为.在科举制度的历次变革中,不同社会阶层的科举观往往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科举观研究的价值集中地通过"科举观研究"与"科举学"的关系体现出来.20世纪科举观的转变表明,科举观念具有承传与变易的基本特征,同时个体差异、科举认识、科举属性等因素都对科举观念的形成有着深刻影响.今后一个时期,研究视角的多元化、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将是科举观研究取得突破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