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为曹操翻案”

本文首先肯定郭老在1959年提出“为曹操翻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后指出“为曹操翻案”这个口号,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是不科学的,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看也是片面的。作者认为,只有对“为曹操翻案”这个口号给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才可能在曹操问题的认识上逐步地取得一致,从而更好地开展《三国演义》的研究工作。     

曹操——一个丑转化为美的不朽的艺术典型

本文从美学的角度探讨了《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作者认为:曹操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具有“不丑中的丑”;而作为一个文学形象,则是“丑中的不丑”。《三国演义》的成就之一就是成功地塑造出了曹操这样一个复杂丰满的典型形象,显示了艺术创作的精美。     

如何看历史上的曹操

在中国历史上,能集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于一身者,曹操是空前绝后的一人。可是提起曹操,人们会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评语,数落他的种种不是。其实,撇开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以纯客观的历史视角审视曾经近两千年前彪炳神州大地的曹操,我们会发现这位历史人物与《三国演义》中的文学形象迥然不同。     

历史的曹操和文艺的曹操

历史的曹操和文艺的曹操吴代芳在中国的文化长廊中，有两个曹操形象。就主要倾向而言。一是历史上的正面形象，主要反映在《三国志·武帝记》上；一是文艺上的反面形象，主要反映在《三国演义》和三国戏所刻划的人物上。二者之间，有相互对立的一面：即忠与奸、真与假的对...     

对鲁迅所谓《三国演义》“缺点”的不同看法

鲁迅谓《三国演义》有三条"缺点",所论有失公允,甚至贬低了《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三国演义》叙事"七实三虚"已为后世历史演义小说创作所普遍接受,王渔洋"被它闹昏了"不是《三国演义》的失误。《三国演义》中"好的人"也有"坏处","不好的人"也有"好处",并未"出乎情理之外"。《三国演义》"作者所表现的和作者所想象的"是否不一致,无法说清楚,"文章和主意"完全"符合"是不存在的,成功的作品皆"形象大于思想",曹操的"豪爽多智"和诸葛亮的"狡猾",恰好说明人物性格的复杂多维,这是小说艺术的成功。     

《三国演义》是怎样塑造刘备形象的

《三国演义》基于“帝蜀寇魏”的指导思想 ,从“尊刘抑曹”出发 ,着力于刻画曹操的奸诈一面 ,不切实际地褒扬刘备的作为 ,隐其诡诈之行 ,并且有形或无形地给刘备以极大同情、给曹操以极大鄙视 ,使之最终形成忠与奸、美与丑、好与坏的尖锐对比 ,成功地完成了两个人物的艺术创造 ,从而所达到了它的社会和艺术效果。这不是历史上的真正的曹操和刘备。这样的形象是在文艺创作中逐渐演绎 ,并由《三国演义》这部不朽的著作最后完成的。     

曹操与王熙凤——对其恶与美之品格的认识

《三国演义》中曹操这个典型人物,在其他小说中很难找到,不想在《红楼梦》里找到了,这就是王熙凤,从前之论者也注意到这一点.有人在论及王熙凤时说她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涂瀛),是巾帼中之"女曹操".这看法是有道理的.就这两个艺术典型塑造之成功,知名度之高,尤其他们之性格特征又是那么惊人的相似,恐怕再也找不出如这二人那么之"合谱"了.在中国小说史上,宛如一     

略论郭沫若的翻案剧

四十年代,郭沫若曾以写历史悲剧闻名于世。解放后,郭沫若先后写过两部史剧,即《蔡文姬》和《武则天》。两部史剧都是翻案剧。前者替曹操翻案,后者替女性人物翻案。郭沫若为什由写历史悲剧转而写翻案剧呢?他是怎样写历史翻案剧的?写翻案剧的时代意义是什么?这是值得我们深思和探索的。一、为什么要写翻案剧?     

形象与性格——曹操与拿破仑的形象塑造比较

读罢《三国演义》和《战争与和平》,当我们欣赏两部巨著所描绘的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时,我们不会不发现,在这群千姿百态、个性各异的艺术群象里,有一对相似的形象,这就是曹操与拿破仑。     

曹操研究的历史反思

如果从1959年1月25日,郭沫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提出“替曹操翻案”,重新评价曹操算起,那么,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曹操研究,到1988年底为止,正好已走完了她的第30个年头。30年来,曹操研究,始终步履蹒珊,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苦行。1989年是郭沫若发起“曹操翻案”讨论30周年,值此纪念之际,有必要对曹操研究的历史进行认真的回顾与反思,以期进一步开创曹操研究的新局面。封建时代,人们对曹操的认识,对曹操的评价,在过去各个历史阶段,并不一致。但就总的倾向而言,曹操始终     

中国古典小说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再创作——以《列国志传》为中心

20世纪初期,通过改编《列国志传》等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进行再创作的翻案小说在朝鲜半岛盛极一时。将这些翻案小说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分类整理之后可以发现:遵循原著、注重史实的传记类小说目的在于通过历史警示后人、批判社会,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反映了人民群众渴望英雄的迫切呼声;而以商业化目的为主、追求趣味性要素的演绎类小说则单纯为满足大众审美需求,降低了小说的艺术价值,体现通俗性导向。翻案小说的出现,使《列国志传》等中国小说在朝鲜半岛的传播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原著在传播的过程中不断得到解构和再创作,从而更好地被国外读者所接受。     

还杨修之死本来面目

杨修死于帝位之争,而非曹操的屈才．《三国演义》发挥了《世浯》中杨修恃才逞能的一面,而略去帝位之争不提,是为了塑造奸雄曹操的性格特征,与史实并不符合．     

明代章回小说的女性形象的演变及其文化意蕴

明代章回小说女性形象的演变表现如下：从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为代表的历史英雄、神魔侠义小说中的妖女形象,到《金瓶梅》《绣榻野史》为代表的艳情小说的淫妇形象,再到《章台柳》《山水情传》《鼓掌绝尘》为代表的才子佳人小说中的佳人形象。这表现了作者审美观的从神奇-日常-理想、女性观情欲观的从遵循-叛逆-皈依的发展过程。     

柔肩担道义——论《三国演义》中女性崇德倾向及其文化内涵

《三国演义》中的女性形象有崇德尤其是政治道德的倾向,这是通过虚构、改写等手法凸现的。这既有时代投影、文体的限制,也与小说的教化观念和对理想人格的塑造有关,并对以后的小说产生了积极和消极的影响。     

论黄脸曹操

通过对文学戏剧中白脸、黄脸曹操的比较,评析了《曹操与杨修》所塑造的曹操的本色形象。并在理性分析形象的基础上,挖掘了人物形象所蕴藏的思想观念、人文价值、艺术质量和审美思考。     

明代反理学思潮与小说戏曲的兴盛

（一）明代小说最突出的成就是长篇小说的崛起，其中最著名的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后被人并称为“四大奇书”（李渔《三国志序》）。固然，这四部小说的故事素材来源甚早，除《三国演义》是纯粹的历史故事演绎之外，《水浒传》和《西游记》源自宋、元话本，《金瓶梅》则是以《水浒传》中西门庆、潘金莲故事为引子并移植、借用其他话本故事而成。然而，作为具有完整结构的长篇小说，无疑是明代中晚期的产物，而长篇小说突然在其时大量出现这一小说史乃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现象的形成，则显然与文学思潮的…     

《三国演义》毛评概述

商韬、陈年希在《江海学刊》一九八六年第四期(文史哲版)撰文《<三国演义>毛评概述》,对王宗岗评《三国演义》作了很好的分析。他们认为,毛评揭示出《三国演义》的艺术魅力,在于写出了众多的人才,特别是塑造了孔明、关羽、曹操三个奇绝的人物形象,这是很有艺术审美眼光的。如何塑造人物毛氏在评点中     

毛宗岗对《三国演义》的比较批评

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成功地运用了比较批评的方法。他把《三国演义》与历史著作、唐宋诗词、元曲等进行比较,揭示了《三国演义》艺术上的独到之处;把《三国演义》中人物与历史人物进行比较,说明了《三国演义》人物刻画的突出成就;把《三国演义》本身的人物、情节等进行比较,或探讨了《三国演义》人物的鲜明个性,或阐释了《三国演义》情节的"特犯不犯"。这样独具特色的比较批评,对读者深入理解《三国演义》的思想和艺术、后人的小说批评,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试析《三国演义》中曹操的“准公共关系”思想对现代管理的借鉴作用

《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是封建社会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事家,是一位个性鲜明的历史人物。在《三国演义》成书的时代,虽然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关系还没有产生,但在曹操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法情结合、多奖慎罚、应变灵活、协调沟通、信守诺言的思想和作为已有了现代公共关系思想的闪现。这些“准公共关系”思想对现代管理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诗”在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中的功能

西方小说由诗发展而来，而中国小说极少用诗去写，但有以诗入小说的传统。诗在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中的功能是发展多变的：《三国演义》的诗多用于评论；《水浒传》的诗多用于描写；《金瓶梅》中多用曲辞，多写市井生活；而《红楼梦》中的诗则起着结构小说的重要作用。以诗入小说，是中国小说的独特民族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