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权的伦理价值冲突

沉默权是所有司法制度中最受争议的制度之一。我国对沉默权制度的争论至今还无定论。从沉默权的伦理性入手 ,可以看出 ,沉默权的争议是社会公正与个人公正、人文关怀与社会秩序、国家统治权威与现代人权、公共道德义务与个人道德权利等伦理价值的冲突。冲突的原因在于伦理价值的多维性 ;伦理价值发展的不平衡性和个性差异的影响 ;社会对人文关怀的强化。平衡冲突的方法则是 :坚持宽容的伦理关怀 ,固守以人为本的精神 ,坚持伦理观念创新     

司法公正的伦理维度

司法公正有伦理内涵、伦理冲突、伦理标准三个维度。其中,就伦理内涵而言,司法公正指在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应坚持和体现的正义原则,包括公平、正义、平等、正当等含义。而伦理冲突则表现在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伦理冲突、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伦理冲突、司法主体的道德操守与部分司法人员个人私欲的伦理冲突三个方面。司法公正的伦理标准有人权标准、独立性标准、平等标准三个。     

医患纠纷的伦理解析与文化救赎

当代中国医患纠纷本质上是医患双方彼此不尊重对方合理利益而产生的一种道德价值观冲突。从伦理文化维度看,医患纠纷其实是道德相对主义困境的表征,以及由其所导致的交往理性和公共理性的缺失与空场,救赎之路在于德性的重塑、主体的建构和公正的诉求,即重塑尊重生命与人格的医学人文精神、建构有效的医患商谈对话原则和建立伦理公平实现机制。     

论中西伦理价值观的主要差异

本文从中西伦理价值观的人性基础、目标、基本取向和实现机制等几个基本方面对中西伦理价值观体系的不同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认为道德之性与自然之性、德性主义与幸福主义、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情感主义与理智主义等几个方面的区别构成了中西伦理价值观体系的主要差异,并由此形成了中西伦理价值观体系的不同理论特质。     

人权观念的工具理性与我国人权外交的合理选择

人权是一种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权利。人权外交也是人类在国际社会追求普遍道德原则的结果。但是,在人权外交领域,由于各国历史背景、经济文化、社会制度不同产生了诸多人权问题。中国在选择人权外交时应遵循国际法准则和国际社会公认的人权公约并以此为标准,在国际社会提倡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人权冲突、化解人权危机,反对以人权为工具的“新干涉主义”行为。     

伦理、道德之别与中西文化的不同路径

中西道德价值文化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这种差别体现在“伦理”与“道德”的差别上。正是因为这种差别使中西文化沿着不同的路径发展到今天。面对全球化时代 ,中西道德文化应取长补短 ,为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开辟新的航向。     

"新冠"疫情防控中的伦理冲突及道德选择

"新冠"疫情防控面临一系列复杂伦理冲突。其中,公共健康与经济社会发展、政府干预与公民自主权、病人权利与公共健康、资源稀缺与分配公正、知识产权与信息共享以及公众知情权与患者隐私权之间的冲突是六个焦点性冲突。从实质上看,这些冲突都是主体在进行道德选择时面临的不同道德价值之间的冲突。价值冲突极大地增加了主体的选择难度,甚至常常把主体推向道德两难的境地。解决"新冠"疫情防控面临的伦理冲突,要在区分真实与虚假两类不同性质的冲突、坚持生命至上理念和相应伦理原则的基础上,结合"最大善的目的"与"最小恶的手段"进行道德选择,并给予遭受道德创伤的"少数人"伦理关怀。     

从我国人权立法与国际人权公约的冲突看二者之差异

本文通过分析我国的人权立法与国际人权公约的冲突进而探寻二者之间深层次的差异,从而找到我国人权立法与国际人权公约的差距。     

应用伦理学的论证问题

在一个价值观念日趋复杂化与多元化的时代,应用伦理学的任务与其说是追求道德真理,不如说是寻找道德共识,也即通过理性的论证来赢得大多数人道德上能够接受的有关伦理冲突的解答方案。因此,应用伦理学的首要任务就在于对具有不同价值诉求的各种论证方法进行综合对比,并为对它们的应用做出论证。通过对功利主义、契约主义、德性论、责任伦理、形式化的道德法则等各种论证方式的分析,文章认为,任何单一的伦理学理论都难以在应用伦理学的平台上占据统治地位。而人权原则则是各种伦理学理论共同的道德视点,它构成了应用伦理学进行道德论证的惟一基点。应用伦理学的论证过程,就是以这一共同的道德视点为根基,以多数决原则为辅助,以纠错机制为补充,为道德冲突寻求解答方案的探索过程。     

作为能力的道德良知

道德良知问题在伦理学研究中意义重大,是伦理学史上讨论的重大问题之一。中西伦理学在这个问题的思考上,经常将"良知"等同于"良心",并不明确区分二者,这也反映了二者在概念内涵上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是非善恶的认识与判断,从道德心理上说,是"良心";从道德认识上说,是"良知"。中西伦理思想家们在良知(良心)的起源、构成、价值判断和本质问题上提出种种不同见解。作为能力的道德良知,是主体对道德知识、原则、规范等道德现象的辨识能力;是主体以自我道德认识贯穿于行动之中的行动能力;更是主体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都能坚持自我良知的同一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