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牡丹亭”

多年以来,我不但在歌场上没有看见过全部“牡丹亭”的演出,甚至于连表演极为细致的“惊梦”一出近来也很少出现于舞台上,这真是汤显祖死后的厄运,也是我国剧坛上的耻辱。然而仔细一想,这也是没有什么可惊异的。全剧中既有远离现实的开棺还魂的情节,又加上阴间判官审问等极其荒唐的串插,难怪在现代舞台上要避免上演,就连戏曲评论家们也不敢动笔触及它了。但从另一方面看来,欧洲的古典文学作品如但丁的“神曲”和歌德的“浮士德”等都是     

王弼哲学的“本”与“本体”之辩:人与物的两个进路

王弼哲学中的"本"就物事来说,应指的是"本体",也就是万物存在的终极视域及存在和发展的内在根源与依据,即"道"。它外在体现的形式是"无";而就人事来说,则只能称作"本",即作为主体的人解决问题的根本原则,指的是"无为"。就以上意义而言,"本"由"本体"自然而生成,而"本"则为"本体"之行为方式。王弼以"本体"作为自然哲学基础,以"无为"作为政治实践手段,试图通过维持自然万物的本源之道,使社会秩序彻底回复到应有的和谐稳定状态。     

论王弼“得意忘象”方法论的革新

魏晋时期,言意之论是源于易学革新和玄学本体论的创立首先需要在认识论上有所突破而产生的。王弼综合了儒道二家中有重求义理倾向的传统,并加以深化和革新,从而得出了得意忘象、尽扫象数的方法论。王弼所提出的具有一般方法论意义的命题,实现了对汉代注释经典方法的革新与超越。     

王弼“易学”与汉魏学风

王弼“易学”与汉魏学风王连儒汉魏六朝以来，随着中国土人自我意识的逐步强化，加之政治变故的频仍，学木的发展也明显表现出反叛传统的趋势。汉武以来儒学一统的局面已经逐步为“异家”学说所取代，一批思想活跃、观察敏锐，敢于标新立异与传统观念对立的文人士大夭，靠...     

論“国人暴动”

阶级斗爭,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这是马克思主义者所公认的科学真理。西周、春秋是阶级社会,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绝大多数所公认的历史结论。从西周末期到战国初期,中国社会有发展、变化,也是史学家所公认的事实。而某些史学家却认为在这时期內“沒有阶级斗爭”,然则这时期的社会是怎样发展变化的呢?这样,就是在客观上否认阶级斗爭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这个客观真理,这是我们所绝对不能同意的!     

評“空白論”

1967年在一次集会上,白骨精江青居心叵测地问道:“从1871年到列宁留下多少作品?文化大革命前留下多少作品?”狗头军师张春桥,立即阿谀逢迎地答道:“从《国际歌》到革命样板戏,这中间一百多年是个空白”。“四人帮”炮制的这个“空白论”,不仅是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全盘否定,而且是对整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恶毒诬蔑和直接背叛。剖析这个“空白论”,对于我们认清这帮祸国殃民的害人虫,利用文艺为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服务的反动本质;对于我们恢复和发扬无产阶级文艺的革命传统;对于我们坚持马列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都是十分必要和颇有教益的。     

論“鐵拳”

(一) 近百年来,中国曾經是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世界上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都想插手到中国来,并把中国当成一块最大的肥肉去爭夺,特別是十九世紀末年以来,在东方,中国曾經是许多矛盾的焦点。这时帝国主义在东方侵略的一个特点,列宁在其《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里,曾經这样的指出:“当非洲十分之九的面积已被佔领的时候,(到一九○○年的时候)当全世界都已分割完了的时候,便必然开始了一个垄断式佔有殖民地,亦即是为分割世界和重新分割世界的斗爭特别尖銳起来的时代。”(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一卷頁1028)这正是义和团革命运动发生的时代。义和团革命运动的兴起,包括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方面,而以反对帝国主义为主体。当时帝国主义国家美、德、沙俄、日本等等,对中国的侵略是非常残暴的,其     

“文盲論”源流考

“四人帮”的狗头军师张春桥一再鼓吹“文盲论”,其词曰:“即使全国都成了文盲,也是最大的胜利。”乍听颇觉诧异,以为是“创新”之论,然而一经考证,便发现它并非新货色。我不懂考古学,只是考“今”而已,所以只能从三十年代资料中考见其源流。 三十年代,国民党文化特务、反共刊物《新垒》月刊主编李焰生就曾大写文章,厚颜无耻地发表过一一些“文盲论”。这个人面狗心的文化特务,在一九三四年八月出版的     

实践唯物主义与“新实践唯心主义”

前一段时期,哲学界有一种倾向:借抬高实践的地位,以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有的同志称这种倾向为“唯实践主义”,笔者以为叫它“新实践唯心主义”更切当。列宁指出,对实践“可以作主观的解释,也可以作客观的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     

“尚書引論”自序

尚書是我們研究中国古史、古代語言文学和学朮思想所必当学习的一部古籍。但是尚書流傅甚久,关于尚書的名义、起原、編定、傅本、篇目、真伪等等,问题頗为复杂,而又不易判辨。我們現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書是依据伪孔傳本。这里面的五十八篇,除了汉初伏生所傳今文尚書廿八篇分为三十三篇(註一)是真的尚書外,其余廿五篇都是所謂「伪古文」(註二)。「伪古文」一案,从唐宋学者怀疑起,到清代的閻若璩丁晏等人才慢慢地考証出来这是王肃伪造,但是也还有人想推翻这一公案,这是需要更加解决的。汉代又有所謂孔壁古文,在汉志中列有古文尚書經四十六卷。这个四十六卷本是五十八篇,是将同于伏生今文的古文尚書分为三十四篇,另加逸書十六篇,这十六篇又分为二十四篇才構成的(註三)。关于这一种的傅本篇数,也是問题多端。清儒王鳴盛在尚書后案中说:「尚書卷篇之数,千載夢夢,直至閻(若璩),惠(棟),方加厘正,十得八九,犹不无小誤,至予論始定」。可見这一問題也是經过許久才获得解决。但是談泰誓的人往往忘了古文尚書四十六卷中也有泰誓,这也是我們現在应当加以纠正的。伏生今文原是廿八篇,加入后得之泰誓一篇,才成为廿九     

哲学本性与精神本体——兼论唯心主义表述方式问题

本文论述了对唯心论哲学的表述方式问题,探讨了哲学本性与精神本体之关系,认为哲学的抽象思辨性、超越现实性,加之人类认识的特点、哲学基本问题之特性,尤其是主观至上性思维原则等,是精神本体形成的主要原因,由此也决定了精神本体的基本特性。     

論李自成“大顺政权”的性质

列宁指出:“最能表現这个国家机器特征的有两种机关,即官吏和常备軍。”这就是說,政府和軍队是国家政权的两个最重要的标志,具备这样两个要素,就意味着一个政权的成立。李自成領导的起义农民,在同地主阶級的搏战中,建立了一支十分庞大的軍队。崇禎十三、四年占領河南村,有“众数十万,号百万”。崇禎十七年进据西安时,有“步     

論“治統”与“道統”

在思想的“普遍性形式”問题的討論中,馮友兰先生为要证明“思想的超阶級性”,找出了一条十分重要的論据,那就是他的“君”“师”分工、“道統”与“治統”相对抗的理論。在我們看来,这个理論的实质,无非是要人們承认一定的思想不是为一定的政治、一定的阶級服务的,因而这种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就真的是超阶級的,真的代表与“一个阶級的特殊利益”相对立的“全社会的普遍利益”。这里,馮先生不过“为了表明自己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又把思想“变成在历史上代表着‘概念’的許多人物”,以为这样一来,自己关于     

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理念論”的批判是对一般唯心主义的批判——《形而上学》一书釋义之一

亚里士多德对于柏拉图“理念論”的批判,在哲学发展的历史上和理論上都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过去所有的資产阶級哲学家和哲学史家都設法歪曲或抹煞它。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一书中以二、三百頁的篇幅不厌其煩地談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許多方面,但关于亚里士多德对“理念論”的批判,却只写了几行,并沒有提及这个批判的真正意义,所以列宁在《哲学笔記》中指責他說: “唯心主义者黑格尔对亚里士多德(在其对柏拉图的理念的批判中)破坏唯心主义基础这一点胆怯地避而不談。”     

论本体阐释的“公共性”与公共阐释的“本体性”

公共阐释论是在西方阐释学和中国古代阐释学的理论资源上提出的一种哲学阐释学。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本体论阐释学的"公共性"特征为公共阐释论的建构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公共阐释论以公共理性为根基以及对确定的认知真理性的追求则弥补了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本体论阐释在解决阐释结果确定性问题上的不足。本文认为,公共阐释论亦属于本体论阐释学范畴,其"本体性"主要体现在阐释的生成性、整体性、真理性特质。建立公共阐释论具有理论和现实上的必要性。     

王弼对“忠恕”之道的误读及其意义

“忠恕”原是曾子对孔子“一以贯之”之道的个人理解和阐发，王弼结合魏晋的时代风尚和重“情’’思潮，对孔子、曾参的“忠恕”范畴进行了重新界定，并通过对“一以贯之”的“贯”进行辨名析理，为先秦儒家伦理注入了玄学新义。王弼以“情”释“忠”，用宇宙人生之共同本性——“情”联结“忠”、“恕”，对宋朝理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论事物发展的动力問題——是“矛盾論”,还是“统一論”?

近几年來,我国哲学思想界对于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爭性問題以及事物发展的动力問題,展开了热烈的討論,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我們相信,随着問題討論的逐漸深入和正确解决,对我国哲学工作者思想理論水平的提高,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我們河南哲学工作者,在討論事物发展的动力問題时,曾經引起了热烈的爭論。事物发展的动力究竟是什么呢?在討論中,有三种不同的意見。簡单說来,第一种意見认     

“人性”论对中国古代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

“人性”的问题,是中国哲学史上长期争论的基本问题之一,所以有些哲学家,对于人性的问题便做了专门的阐发,并成为自己的政治观和伦理观的基础,特别是唯心主义哲学家,更是把它做为自己哲学的基础,从而建立起具有中国特点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人性”,在中国古代哲学家那里,最初只是指人的自然属性而言的。最早把“性”做为人的自然属性或伦理范畴提出来的,就是孔子。他说:“性相近,习相远。”(《论语·阳货》)即是说在人初生之时,其性相近,以后由于环境和习俗的影响,才有了差异,这就明确地指出了,人的后天习俗行为,对人性的影响作用。孔子把“性”作为一个与伦理规范相联系的命题提出来,说明了人类认识领域的扩大与加深。它标志着人类认识自身问题的开始。从天命观发展的角度看,这也标志着由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转化的开始。     

王弼的义理易学

王弼是经学史上义理易学的杰出代表.他继承了<易传>的学术传统,其易学中的义理既包涵筮法形式的学理,又通过"全释人事"而表达出政治伦理的内涵.王弼弘扬了一种与现实的吉凶悔吝后果相关的实用理性精神,并在汲收道家"无"的智慧基础上表现出建构儒家形上学的努力.     

论王弼的学术思想

本文着重论述王粥摒弃迷信，以理性治《易》的学术思想，即：从理论上正确地解决了《周易》卦象与卦的内容之间的关系以及卦交辞文字的譬喻性的问题，且在具体的释卦中有所运用。但是，由于他服膺《周易大传》的“象数说”，导致了释卦中的某些失误。随之论述了王弼以“无为”解决了“会通孔老”的时代课题，从老子道的作用层上发掘其理论的价值。这对我们今天进一步开展“老学”研究，亦有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