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际通婚：一个影响民族关系的重要因素——桂林龙胜里排壮寨族际通婚的人类学考察

族际通婚是社会整合过程中的一个十分敏感的指标。桂林龙胜里排壮寨虽然壮族占总人口的98%,但是族际通婚率却非常高,全寨48户人家中,有40对夫妇是族际通婚。这种现象促进了民族交流、消除了民族隔阂、沟通了民族心理、增强了民族团结。可见族际通婚是影响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族际通婚在测量民族关系中的信度与效度——以安徽省亳州市回族为例

在族际关系研究中,族际通婚被学界长期视作为一个敏感度极高的指标,其比例的高低常被用来判断族群之间的亲近程度。然而,这个指标在现实中却存在着信度和效度上的风险。以安徽省亳州市回汉两族的族际通婚为例,较为详细地说明了亳州地区回汉两族之间三种通婚模式的具体内涵,从方法论和研究方法的角度指出,基于一般性的统计数据来研究中国特定区域的族际通婚及其对中国式民族关系的影响,其结论必然是低信度与低效度的。由于民族身份更改情况的普遍存在,安徽亳州地区的族际通婚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该地区回族内部民族构成的复杂化,进而造成其文化认同的多元化。这些相当数量的虚假的族际通婚情况的存在,致使以族际通婚为关键性指标来检验族际关系不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因此,对于族际关系的衡量还必须参考其他的指标。     

从族际通婚看武陵地区民族关系的演变

武陵地区的族际通婚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其族际通婚曲线发展的历史轨迹,揭示了该地区民族关系曲折发展的历史过程;族际通婚范围逐渐扩大、对象逐渐增多的发展规律,揭示了该地区民族关系由恶性循环逐渐向良性循环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     

回族形成发展过程中的族际族内通婚

回族的形成和发展壮大 ,族际通婚是其最初的原因之一。经过开放式族际通婚阶段之后 ,由于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等外部原因 ,也由于维护自身文化的发展等内部原因 ,回族进入了族内通婚阶段。新中国成立后 ,婚姻自由使回族的族际族内通婚处于自然发展状态。目前 ,我国东部及南部散居回族的族际婚姻也面临着更多的考验     

当代裕固族的族际婚姻——以肃南县红湾寺镇和明花乡为例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文化变迁和婚姻观念的转变,裕固族实行族内婚的禁忌改变,族际婚姻数量增多。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裕固族与异族通婚现象比较普遍,且通婚比例一代高于一代。对甘肃省肃南县红湾寺镇和明花乡的调查表明,多民族杂居的人口分布状况、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不仅强化了各民族之间的接触,增进了彼此的了解,而且促使裕固族与其他民族间通婚比例逐渐提高。与此同时,该地区的民族关系也更加和谐。     

族际通婚对族群认同的影响——以贵德县加莫台村为个案

本文以青海省贵德县加莫台村的族际通婚为个案,分析了族际通婚对族群认同的影响,从而阐明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的民族文化融合。     

对民族关系的社会学考察——以云南昭通青岗岭乡为例

民族关系指在一定的主客观条件下,具有特定民族内涵的特殊社会关系。通过对云南省昭通市青岗岭乡的居住格局、族际交往、族际通婚及其态度的社会学考察得知,混杂居模式和深入持久的族际交往有利于促进积极的民族关系,增强民族宽容,而宗教信仰是影响民族关系的深层次因素。     

论武陵地区历史上的族际通婚

族际通婚是反映武陵地区民族关系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变量。该地区历史上的族际通婚大致经历了先秦时期、秦汉至唐宋时期、元明清至民国时期等三个历史阶段,形成了由个别通婚向集群通婚发展、由上层统治者通婚向下层民众通婚发展、由一般通婚向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轨迹。影响该地区族际通婚的主要因素有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心理因素、自然因素五种因素。     

当代族际人口流迁与民族过程

族际人口流迁是民族交往的直接形态,发生于国家之间和国内不同民族之间.跨国人口流迁是当代全球化的突出内容;国内的族际人口流迁自改革开放以来也呈现着旺盛的势头.当代全球化时代民族过程的基本特征是族性张扬,最终由族际人口流迁反映出来、激发出来.不但如此,族际人口流迁还是民族融合的门槛,跨入其中的人们在此熔冶着共性,实现着民族过程的进一步推进.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族际人口流迁都是民族过程推进的直接途径和最终途径;而在全球化迅猛推进的当今世界,民族过程也仍然通过族际人口流迁在推动、在展现.     

精准扶贫的差别化政策研究 ——以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为例

因区位分布、地理环境、历史基础、文化观念等因素制约,我国28个人口较少民族发展水平总体滞后,同步实现全面小康面临着特殊困难。人口较少民族贫困发生率高、贫困程度深,是集空间贫困、资本贫困、能力贫困、信息贫困于一体的深度贫困,也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贫困。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减贫与发展对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然而,28个民族间存在发展基础、发展条件、发展成本、发展水平和发展目标等诸多差异,加之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决定了扶持政策不能同质化和一刀切。必须坚持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战略思想,分类指导、因族举措、因地制宜、因时施策,实施差别化政策。     

农区蒙古族村落中的族际通婚及其演变——以烟台营子村为个案

通过对一个农区蒙古族村落——烟台营子村的蒙汉通婚状况的田野考察,归纳整理了村落中蒙汉两个民族从历史到当下的从族内婚姻到族际通婚的演变历程,分析当下该社区的语言转用,族际通婚过程中的“硬找蒙汉兼通的介绍人”等现象,探讨蒙汉通婚家庭中子女的族属选择的问题与原因。总体上从“日常生活经验”的角度对蒙汉婚姻缔结过程中村民们做出的文化选择予以诠释。     

人口较少民族迎来发展黄金期

随着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作出要求加快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重要批示,国务院召开全国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工作会议,作为国家“十一五”专项规划之一的《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05—2010年)》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实施,人口较少民族迎来了经济社会发展黄金时期。     

人口较少民族生存发展问题探索——以鄂伦春猎民为例

本文主要根据田野工作的材料与经验 ,提出当前鄂伦春族 (侧重在猎民阶层 )生存发展的三个问题 ,并希望通过问题分析和理论总结 ,就现代化进程中人口较少民族生存发展问题研究作出某种回应。     

人口安全视域下的婚姻挤压问题研究——以云南省7个人口较少民族为例

我国男性婚姻挤压矛盾的地区间转移使得云南省人口较少民族在初婚和再婚市场均面临较其他民族更为严重的男性婚姻挤压。男性婚姻挤压不仅导致云南省人口较少民族人口出生率和婚龄女性素质下降、性别比和老年人口系数上升,打破了人口系统的平衡,还导致云南省人口较少民族婚姻和家庭稳定性下降,犯罪率和群体性事件发生率上升,危及社会稳定、公共卫生安全和国防安全。     

统筹发展: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工作的核心理念——云南省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调查

贡山县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工作取得了明显成绩,但是后续任务依然十分艰巨.在下一阶段工作中,应以统筹发展为其核心理念,协调推进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地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建设,突出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和基础教育三个重点,强化干部工作作风、目标责任管理与项目协调机制.     

扶持人口较少民族政策实践的效果及存在的问题——以云南德昂族为例

从2005年到2010年,扶持人口较少民族的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政治、经济效益,但也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主要体现为,基础设施建设与文化建设的不平衡,不同民族间扶持政策的不平衡.这使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化空间进一步变化,也一定程度地造成民族识别与认同的混乱,还给民族关系造成一定影响.扶持政策的瞄准机制欠科学和扶持政策推进实施的阶段性是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下一步的实践中,扶持政策应从以微观经济效益为主向微观经济效益与宏观社会效益并重转变.     

论城市民族通婚与城市民族关系——以兰州市为例

本文以兰州市为例,通过人口普查数据与田野调查资料分析城市民族通婚的现状,认为兰州市不会出现大规模的民族通婚,且回族散杂居区民族通婚的发生相比回族相对聚居区要容易.总结出城市民族通婚的影响因素即宗教因素、居住格局、群体态度及群体规模、教育水平、工作单位以及城市民族通婚的发生条件即文化交融与结构交融的程度.笔者认定,较低的民族通婚率不能说明城市民族关系不融洽,需要其他变量来互证;由结婚反映出的民族关系多为夫妻、家庭、亲戚等关系掩盖,民族离婚现象则会对局部民族关系带来一定损害.     

我国人口较少民族扶持发展政策及实践探索——兼论景颇族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试验区的构建

随着国家特殊扶持政策的出台和完善,我国人口较少民族．的社会生活条件有了较大改善,扶持效果明显。但人口较少民族地区对外界扶持作用的依存度高,内部创造力严重不足,只有通过扶持政策与民族增长因素相结合,走少数民族自我发展的特色道路,才能彻底解决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根本问题。在分析人口较少民族扶持政策的变化和武陵山民族发展试验区初步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景颇族发展的特点,提出了建立景颇族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试验区的构想。     

论扶持人口较少民族政策在实施中面临的问题——基于对我国4个人口较少民族自治县的调查

研究目的是为政府扶持人口较少民族提供决策参考。通过对4个县的调查,课题组发现当前中国的扶持人口较少民族政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群众参与程度低、特色产业的开发力度不够、缺乏专业技术人员等。认为今后的扶持人口较少民族专项项目应该加大对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要大力发展特色产业,以帮助当地群众增收;与此同时,还要加大当地群众的参与力度。     

我国人口较少民族发展问题研究

人口较少民族政策是我国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扶持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比较分析,从行政管理、人力资源、政策执行及其程序的角度分析了人口较少民族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从公共政策的整体观点提出对策,构建管理机制和人力资源政策及配套制度,为促进人口较少民族建成小康社会提供理论和政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