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哲学“内在紧张”评析——基于“高等教育哲学以何为本”的思考

高等教育哲学尚未获得完备的理论形态。"人本论"、"生存论"、"认识论"、"政治论"、"智慧论"和"资本论"等对立统一的理论的出现,预示和表征了高等教育哲学的"内在紧张"。本文从比较的视角揭示了中外高等教育哲学研究的概况和核心关注。     

“建安风骨”辨思——对建安文学接受史的考察

本文通过对建安文学接受史的的考察 ,指出从魏晋至中唐 ,建安文学在批评家心目中正是今天我们称道的“风骨”(古义 )的反面。陈子昂以及严羽正式提出“汉魏风骨”或者“建安风骨” ,又是以改变“风骨”的古义为前提的。那么 ,今天我们所说“建安风骨”的理论根据是什么 ?它在多大程度上能概括建安文学的真实风貌 ?本文所做的还原式的工作 ,可能使这些问题变得较为清楚。     

贾谊的“过秦”论及其“六经”思想基础

思想家、史学家贾谊的"过秦"论,是汉初"过秦"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贾谊"过秦"论的历史视角分为"攻"与"守"两个阶段,具体分析了秦之兴亡的原因,得出了"攻守势异"的历史认识;贾谊"过秦"论的目的是为西汉皇朝的政治统治提供历史借鉴,由此提出了具体的仁义治国理论。同时,贾谊是汉初"六经"的重要传人。其"六经"思想继承了先秦儒家特别是荀子的思想,并将其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从天道观上作出了论证。在此基础上,贾谊具体阐述了"六经"经传内蕴的仁爱、礼治思想。这些"六经"之论,成为其"过秦"历史总结的思想基础。     

“日本人优秀论”刍议

"日本人论"、"国民性比较研究"是日本学者热衷的课题,著述繁多。战前和战时的日本御用文人,利用"日本人优秀论"为国内统治和侵略战争造势。战后"日本人优秀论"的钟摆与日本经济增长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当日本经济发展迅猛时,钟摆向"日本人优秀"方向摆动,而当经济状况不好时,又摆向相反的方向。     

日本对琉球群岛的所谓“剩余主权”问题新论

在1951年旧金山和会召开期间,杜勒斯抛出了"剩余主权"论,这一主张的提出,并非杜勒斯心血来潮,更非杜勒斯首创。"剩余主权"论具有多样的内涵和外延。杜勒斯抛出"剩余主权"论,反映了美国政府不同部门之间在琉球问题上的谋算与颉颃、杜勒斯个人对日本占领问题的思考、美日两国之间的外交折冲与妥协、日方力求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盘算等,这些因素构成了杜勒斯"剩余主权"论形成的立论前提及实际操作基础。透过史料考察,有助于揭示美国在琉球问题上抛出"剩余主权"论的深层次图谋,有助于廓清其不合理性的历史根源。     

战后日本自我认识的深层结构——以“战败后论”“二次战败论”“永续战败论”为线索

1997年,加藤典洋以"战败后论"为题,提示了日本"战后"话语的延续,揭示出战后日本社会的"扭曲性结构"。1998年,江藤淳撰写《二次战败》一书,指出日本面对美国再度经历一场"战败",如何脱离美国、谋求自身独立成为日本反思与批判战后自我的重要问题。2013年,白井聪提出"永续战败论",将日本"战败"上升到国家认同与文化心理的层次,突出了日本面对"战败"的逻辑悖论与病理构造。2015年,绪形康以日本与中国为对象重提"二次战败论",就面对走向复兴的中国,日本将走向何处、将如何与中国交往进行了阐释。审视"战败后论""二次战败论""永续战败论",其背后潜藏着"自我—他者"的二元性的对立、对抗的思维结构,突显了战后日本"不可再败"的话语结构与强化国家主体意识的自我认识,同时也昭示出日本的对外认识之中始终存在着"中心与边缘"的全球化或地缘化的思维结构,或将对21世纪的中日关系产生根本性的深远影响。     

从“辩证唯物主义”到“政治哲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态演变及内在逻辑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经历了从"辩证唯物主义"到"实践唯物主义",再到"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哲学"的形态演变。这一形态演变的背后,实际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性质从"客体论"到"主体论",再到"存在论"和"价值论"转换的内在逻辑。而形态演变和内在逻辑转换,又意味着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逐渐实现了从照着"宣讲"苏联模式教科书,走向了创造性地"回到"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最终走向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发展和进步。     

欧美“新帝国主义”剖析与批判

"新帝国主义"或"新帝国"论被视为一种应对冷战后新的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的政治思潮,是全球化加快推进、世界格局剧烈变动的产物,是帝国主义演变的新形式和新阶段。它将当今世界各国划分为不同类型,并把"失败国家"看做最大的威胁;宣扬美国的强势地位,主张美国有责任发挥领导作用;认为传统的手段难以阻止新的威胁,主张采用"新帝国主义"手段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秩序;主张采取"双重标准",实施"先发制人"、"单边主义"战略。"霸权稳定论"和"民主和平论"是其两个理论基点。"新帝国主义"不仅适应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需要,而且为冷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继续控制和盘剥广大第三世界、攻击和颠覆社会主义提供了一套理论和政策的依据。     

甲午战争时期福泽谕吉的“朝鲜改革论”

甲午战争前,朝鲜甲午农民战争的爆发被日本认为是侵略朝鲜的"良机",也为福泽谕吉提供了实现其积极鼓吹的"朝鲜政略"的机会。甲午战争期间,福泽谕吉阐述了自己的"朝鲜改革论",为日本"改革"朝鲜寻找"正当理由",并为此积极地出谋划策。福泽谕吉的"朝鲜改革论"随着甲午战争的进程而有所改变,大体上追随了日本的对朝政策,其只不过是在其文明观掩盖下的对朝鲜的"侵略论",实质就是使日本对朝鲜的侵略正当化。     

日本“固有领土论”的话语建构——从“北方四岛/南千岛群岛”争端谈起

"固有领土论"是东亚国家特有的政治话语,二战后最早将"固有领土论"应用于领土问题的国家是日本,其是日本官方与民间行为体在冷战环境下为实现领土主张而人为建构的一套话语体系。"固有领土"话语最早出现在战后北海道的民间领土返还运动中,指代被苏联占领的北方四岛。在冷战背景下,为了在日苏谈判中实现"四岛返还"目标,日本政府于1955年建构出一套"固有领土论",并逐渐将"固有领土"升格为日本在日苏(俄)领土问题上的官方立场和固定用语。随后,日本政府又于1962年和1970年分别将"固有领土论"强加在日韩竹岛问题和中日钓鱼岛问题上。日本对该话语的阐释存在"自古以来"和"无主地先占+实效支配"两种逻辑,且在三个领土问题中使用"三重标准"。基于日本国会会议记录等历史资料,回溯"固有领土"一词在日本政治语境中的产生、演进、扩散过程可知,日本的"固有领土论"存在诸多破绽,近年来对日本领土政策的负面影响也日益凸显。     

解释学与生存论双重视阈中的“实事求是”

黄玉顺先生曾依据"实践主义"的解释原则,阐明了"实事求是"命题所具有的存在论新意。本文则试图以解释学精神来说明"实事求是"命题各个涵义的历史合理性与局限性,说明"实事求是"命题所展现的时代精神的变化,并立足当代生存论哲学的整体视阈,进一步深化"实事求是"的生存论涵义。     

“三曹”与六朝诗风

“三曹”文学成就,世所公认。然不同时代对“三曹”的品鉴称许,表现出不同的审美好尚。如今人某些观点中就钟嵘《诗品》将陈思、文帝、魏武依次列入上、中、下三品所表现出的责难就体现了这种审美差异。实则“三曹”不仅仅体现出“建安风骨”这一种风格,他们亦是六朝以华美为主流的多元化美学风格的滥觞者。     

论城市治理的“数据本体”及界面文化建设

自然界、社会和思维过程融合为数据世界,"数据本体"基于数据世界生成和演化。从自然生成论和建构论角度探究"数据本体",其内涵和意义也复杂多样。基于建构论的观点对"数据本体"及其现实过程解析,这种解析过程有多方面的启示。城市治理过程涉及数据本体论问题,对"数据本体"的探究有利于认识和理解城市界面文化。     

史论·论史·论论史——中国史学上“论”之指向的几次变化及其启示意义

在中国学术史上,南朝萧统所编《文选》,其中以"史论"标目而选辑有关史家所撰史论文字,当是较早提出"史论"这一概念者。宋代学人扩大了"史论"的范围,同时又提出"论史"的概念并加以运用。至清人浦起龙注释《史通》一书时,明确地区分"史论"与"论史"各有所指,进而提出"论论史"的概念。其间经历了一千二百多年,充分表明中国古代学人对于"论"的理解、兴趣和广泛运用。这一优良传统所具有的启示意义,值得重视。     

理雅各的易学“太极”观

理雅各的易学"太极"观形成于19世纪中期由西方传教士发起的"术语之争"阶段。围绕God的汉译译名之争,理雅各通过援引宋元理学家的易学诠释理念,一方面努力发掘《易经》中"太极"等同于最高人格化存在"帝/上帝"的神学意蕴,为自己的"帝"译论张目立纲;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发掘理学家"物化""太极"的一面,以期推翻论辩对手的"神"译论主张。理雅各的易学研究由此在客观层面上兼备了彰显理学内部体系矛盾和加强中西思想沟通的双重效应。     

“因文生事”的文生逻辑——论金圣叹对明清小说虚构论的发展

金圣叹提出文生虚构论,对于以往只注重事之真实与否的虚构理论来说是一个重要补充。其论述逻辑从三个方面展开:"事为文料说"是其文生虚构论的理论基础,"因文生事说"是文生虚构论的主要内容,"文字功能论"是文生虚构论的功能延展。金圣叹的文生虚构论来自于文章理论,顺应了从明末清初开始的通俗小说从史到文的航道转向,为古典小说的近代化转型奠定了理论基础。     

王充批判“天人感应论”的思想逻辑与时代命运

王充批判"天人感应论"的理路和心态与其通过"颂汉"位列台阁的人生理想密切相关。王充以"天道自然论"来反对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论"。他否定"天"的意志性,切断天道与人事之间的关联,进而否定自然灾异与帝王行为之间的"感应"关系,从而证实"天意谴告"的虚妄。王充批判"天人感应论"的矛头所指是主流知识界(儒者),而不是专制王权;其现实动机是通过对王权的维护与支持,以实现他位列台阁的人生理想。但是,在"天人感应"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大背景下,他的人生理想不可能实现。     

从“民主”外交视角对“民主和平论”的再审视

"民主和平论"是冷战后西方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对世界秩序的一种话语表述,它从民主制与和平的逻辑联结上为我们描述了实现世界和平的进路:民主国家间彼此没有战争,因而普遍的民主能够带来普遍的和平。这一推论的依据是民主制国家更具有制度和道德上的优势,然而面对国际政治的现实,"民主和平论"在理论和逻辑上仍是一个不能完全得到验证的命题。不过,作为对世界和平问题的探索,我们在对这一理论进行质疑和批判的同时,也不应忽略其中所包含的建设性观点。     

梁启超和章太炎的“亚洲主义”论述——从回应近代日本“亚洲主义”的视角

在晚清至民初时期中国处于相对衰弱地位的背景下,梁启超和章太炎以明治维新为蓝本,肩负了探索中国近代革命道路的民族使命,从被压迫民族立场对已经兴起的近代日本亚洲主义进行回应,阐述了独自的"亚洲主义"言说。他们都认识到近代日本亚洲主义为抗拒西方的殖民侵略,在主张亚洲国家"互相联合"对抗西方的同时,实质上又包藏对中国及朝鲜等亚洲国家行使霸权主义的野心,揭示了这种日本型"亚洲主义"的欺瞒性。本文以考察梁启超翻译《佳人奇遇》的态度,以及梁启超和章太炎对明治时期盛行的"人种论亚洲主义"所作出的批判性反思为线索,指出他们当时基本态度,即对明治维新成功的钦佩和"同文同种""唇齿相依"论的亲近感。他们开始对日本的"亚洲主义"有过认同,但心情、思路和愿望却与之大不相同,他们对日本"亚洲主义"的反应可以说是经历了一个由期待、认同到警惕、批判的过程。特别是章太炎组织发起的"亚洲和亲会"及其言论,超越了明治时期"人种论亚洲主义"的藩篱,排斥了日本"亚洲主义"的扩张主义性格,是当今思考"亚洲"以及"亚洲共同体"概念的贵重思想资源。     

“国民国家论”评介

西川长夫认为,法国大革命200周年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即革命时代的终结乃至国民国家时代的终结。由于法国大革命是近代国民国家的起点,因而应将今后研究的焦点对准国民国家。国民国家有五个特征:具有国民主权和国家主权、为整合国民需要强有力的意识形态、位于世界性的国民国家体系、矛盾性、模仿性等。批判"国民国家论"的最主要观点为"没有结果的讨论",认为"国民国家论"过高评价国民国家的国民整合能力,但也激发了对少数人的历史、社会性别史、殖民地史的研究,并由此诞生了新的学科,出现了许多学术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