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了”——古代汉语中“了”字的意义和作用

“了”,在现代汉语中用在动词、形容词的后边作语助词,表示行为过程已经完成,有时是时态助词,有时是语气词。如:“天亮了”,“他走了”,“他到了好久了”。有时它只表示一种肯定的语气,如:“天快下雨了”,“他马上就来了。”有时它表示祈使的语气,如:“你可以走了”,“你就别操心了”。有时它又表示感叹的语气:如:“糟了！”“太棒了！”“好极了！” “了”字在古代汉语中也有作语助词的。现代汉语的语助词“了”,也是从古代汉     

调整生物钟 性趣真正浓

很多夫妻都曾遇到这样的情况，有时一方“性”趣正浓，另一方却丝毫没有兴趣，常常以下班晚了或工作累了作借口。可有时明明下班晚了或工作累了，却能够“性”趣盎然……究竟是什么在影响着夫妻间的性需求？     

“油滑”的定位——鲁迅《故事新编》艺术新论

自从鲁迅的《故事新编》一篇篇地在报刊上发表,对于它的研究也就开始了。综观70年的研究史,大家对“油滑”的争议最大。“油滑”一词是鲁迅对《故事新编》自评时使用过的。他说,历史小说有两种写法,一种是通常的“博考文献,言必有据者,纵使有人讥为‘教授小说’,其实是很难组织之作。”另一种就是鲁迅自己尝试的“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这种演义写法“无须怎样的手腕”,“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而且因为自己的对于古人,不及对于今人的诚敬,所以仍不免有油滑之处。”他又说“油滑是创作的大敌。”     

谈李白的一首诗

<正> 《李白和杜甫》一书在“诗歌上的交往”一节中,引用了李白的《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三首)中的第三首: 划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郭沫若同志说:“他要划却君山以铺平湘水,不是看到农民在湖边屯垦,便想到要扩大耕地面积吗?”由此便断言:“李白划却君山的动机和目的,应该说才是真正为了人民”,即是“与巴陵人民同醉”。这种解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洞庭湖附近扩大耕地面积的方法是围湖造田,游洞庭时也确实可以看到农民在湖边屯垦,可惜在李白游洞庭的诗作中,没有一首写到这回事。因此,说李白要划却君山是为了扩大耕地面积是缺乏根据的。在君山上本就可以直接从事农作,江南的许多田地就     

土族神话故事简介

<正> 土族人民在长期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实践中,创作了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神活故事。这些故事总的说来是颂扬真、善、美,反对假、恶、丑。其中主要内容有: (一)反对黑暗统治 在土族民间传说中,“蟒古斯”和“狼”是恶势力的代表。他们有时以狰狞的、凶恶的面目出现,有时乔妆为善良的老太婆,花言巧语使人上当受骗。他们到处吃人、吃牛羊、作恶多端,弄得人民不得安宁。而人民还是识破他们的伪善面目,最后战胜了可恶的蟒古斯和狼,从而安居乐业。     

论康有为的“大同书”

“大同书”是康有为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但同时却也是长久被误解和曲解的著作之一。就在最近的一些涉及“大同书”的文章中,也还有这种情况。例如,有人说“大同书”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有人却说它是没有现实社会基础的“游离了的学说”;有人认为康有为著书目的是为了“给中国资产阶级指示出路”;有人却确信著书目的是为了“欺骗和麻醉人民群众,以缓和人民革命高潮”。很明显,这种种不同看法造成混乱的感觉。实际上,“大同书”的内容和特色是它通过乌托邦的方式比较集中和没有掩盖地表述了康有为前期反封建的资产阶级进步思想。如果说,在“戊戌奏稿”及其他著作中,康有为是最後总结了整个改良派现实的具体政治纲领;那末,在“大同书”中,康有为却是最先企图予改良主义以空想的最高目标。这两者有着大的距离和矛盾,(正是这种距离和矛盾迷惑了许多人)但同时却又是有机的统一。一方面,在“大同世界”的空想中,处处潜伏着软弱妥协的改良主义思想实质;另     

关于司马迁的政治思想——与刘炳福同志商榷

《学术月刊》1963年第11期上,刊载了刘炳福同志“司马迁的政治思想”一文。文章对司马迁政治思想研究中的一些非阶级观点的批判是正确的;指出司马迁“是一个地主阶级的思想家”,而不是什么超阶级的“人民的歌手”、“人民历史的开创者”,也是很对的。但是,在批判各种非阶级观点的同时,却有些把司马迁政治思想的评价简单化和绝对化了。这篇短文,不打算全面分析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只想就刘文所存在的问题方面,提出一些意见,请同志们批评。     

以德治国的文化渊源

“以德治国”方略，有着深刻悠远的文化渊源。中国古代有识之士就已提出“以德治国”的思想。孙奇逢在《四书近指》中指出：“平天下者，明明德于天下者。”意思很明确：治理天下，管好国家，就必须将明确、进步的道德昭示天下，用切实的行动为民谋福利。笔者将“以德治国”分为“以德治官”和“以德劝民”，并认为，要真正将“以德治国”付诸实施，应该从“以德治官”和“以德劝民”两方面着手，即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都恪守其德，“德治”就具有了现实可能性，国便得以“治”了。为什么同样是“以德”却要“治官”而“劝民”呢？人民是国家…     

行政处罚与刑罚的适用衔接

行政处罚与刑罚作为两种公法上的责任,分别隶属于两种性质不同的法律规范体系。行政处罚主要由行政法来调整,而刑罚则由刑事法律加以规制。然而两者在适用上并非是格格不入,当然也不是“ 兼容并蓄”。就同一个违法行为而言,两者有时交替使用,有时却又相互排斥,如何解决行政处罚与刑罚在适用上的关系,对于落实行政处罚法的目的与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梁祝”故事在壮族、瑶族地区流传变异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千百年来不仅在我国的汉族地区广为流传,而且在边疆的少数民族中也有很深的影响。单就广西壮、瑶地区而言,几乎是家喻户晓,老少皆知。瑶族的《盘王歌》和信歌中都有关于“梁祝”的歌词,壮族情歌中也常出现“要学山伯和英台,生生死死也成双”等诸如此类的词句。然而,正如俄国著名文艺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所说:人民的文学创作“有时编造新的,有时把从前编的加以改编,使其适应于自己当前的情况。”(《杜勃罗留波夫全集》第一卷,第523页)壮、瑶人民结合自己特定的社会生活,从人物形象到语言风格,从情节处理到环境描写,对原“梁祝”故事进行了大胆的加工改造,使之具有浓郁的民族色彩。“梁祝”故事在流传中的这种变异,是与古代壮、瑶地区特定的政治制度、经济条件、文化传统、生活环境及人们的心理素质有密切联系的。本文力图就其变异的历史根源作一些探讨。     

评“怎样阅读‘三国演义’”

孙昌熙先生的“怎样阅读‘三国演义’”一書,有一些缺点和错誤,其中主要有以下几点。一首先,在这本书里,孙先生对一些問題的看法是唯心主义的。孙先生对文艺的源泉的看法是錯誤的。孙先生虽然也引用了毛主席的关于文艺的源泉是生活的那段話,可是孙先生接着就把这句话歪曲了。毛主席說的是“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朮原料的矿藏”,孙先生把这个理論运用来分析“三国演义”的时候,却說它是“以人民的文学艺朮原料为源泉”。(“怎样閱讀‘三国演义”2頁。以下凡引此書的文字,只注明頁数。)在这里,孙先生以     

刘勰文质统一观初探——《文心雕龙》综论之一

<正> 在《文心雕龙》中,文和质这一对概念,有两种含义:一是指文章语言风格的华丽和质朴;二是指文学作品的形式和内容,其中还包含有关艺术性和思想性的某些因素。本文所讨论的主要是后者。《文心雕龙》在具体论述时,文,有时用“华”、“采”、“言”、“辞”等词来说明;质,有时用“实”、“情”、“志”、“理”、“义”等词来表达。它们之间的具体含义虽有差异,却统统可以包括在文和质的范畴之内。刘勰对文和质的关系,从理论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富有创见,自成体系,很值得研究。     

介词,还是连词?——关于一些“以”字词性的处理

“以”字在古代汉语里用得极为频繁,仅诸葛亮《出师表》一文里就出现了23次,它的用法多,有时作介词,有时作连词,有时即使表示同一个意义,也需要把它归入不同的词类、稍不留意就会混淆词性.下面具体谈谈一些“以”字词性的处理.     

直面挑战

有这样一群中年人,他们似乎总在走“背运”:资历有用时,他们没有;等他们有时,它却没用了     

劳动人民不可侮——彻底批判林贼恶毒诬蔑劳动人民的滔天罪行

人的知识、才能从哪里来?世界上究竟誰最聪明、誰最愚蠢?是誰創造了人类世界?伟大领袖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了最好的回答:“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但是,反动统治阶級的所谓“圣人”孔老二为了复辟奴隶制度,却任意顛倒历史,肆意诬蔑劳动人民,胡说什么:“唯     

要对人民负责

毛主席说:“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对照自己,我对人民负责是很不够的。我们食品仓库有六盘磨,每年给牲猪加工七、八十万斤饲料,都要请石匠钻磨;有时请不到,就加工不好,既浪费饲料,又影响牲猪的成长。我要是学会了这个手艺,不仅可以为国家节省一笔钻磨费,而且还不影响牲猪上调计划的完成。     

歌颂投降主义的三部曲——评《水浒》

毛主席最近深刻地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又说:“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学习了毛主席的上述指示,再认真读一下《水浒》,我们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部曾经被人称颂为“农民起义的教科书”的小说,虽然以农民起义为题材,但它却从根本上歪曲了农民革命。它通过大量情节,拼命鼓吹造反“有罪”,投降“有理”,反革命“有功”。它决不是什么“农民革命的史诗”,而是歌颂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     

评俞平伯在汉乐府“羽林郎”解说中的错误立场

汉乐府“羽林郎”是我国古典诗歌中一篇杰出的现实主义的诗。它不仅反映了那时的社会现实、人民生活,而且也反映了中华民族“酷爱自由富於革命传统”的民族性格。在这长不过一百六十字的短诗中正蕴藏着丰富而鲜明的“民主性的精华。”但是不幸得很,这首诗在解放前竞遭到反人民的战犯胡适的暗杀。胡适在他的“白话文学史”里抄录了不少汉乐府歌辞,对这些歌辞的人民性虽极尽歪曲抹杀之能事,但总算抄出来了,独独对这篇“羽林郎”却一字不录。是不是胡适没有看见呢?不是的。他在考证“孔雀东南飞”的时代时,就曾利用了一下“羽林郎”,他说:“描写服饰莫如‘日出东南隅’与辛延年的羽林郎。”(白话文学史一○三页)可见他并不是没有看见而是有意识的要把它扼杀,压根儿就不让它和读者见面。     

重评关羽

素称《三国演义》三绝之一的关羽,是我国古典小说中塑造得相当成功、“妇孺皆称”的一个艺术典型,但他在我国历史上却产生了极端复杂的矛盾现象:人民群众固然喜爱、崇敬他,而封建统治阶级也尊崇他、神化他,甚至各民族的统治者都把他当作义勇的化身,奉为无上的神灵。人们因而对他也就有着不同的评价。特别是政治上的变化往往要波及对这位古人的评价。五十年代,人们认为他的一些优秀品质是“受到人民喜爱的精华”,而到了极左思潮泛滥的七十年代初,有的论者就把他划为“完全符合统治阶级理想的人物”,认为他的忠、义“是多么适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我们究竟应对这一艺术形象作什么分析评价呢?     

两种根本对立的人权观

在我们这个星球上,资本从来到世间那一天起,“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事实表明,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来说,完全是人权的践踏者,而不是卫道士。共产党从诞生那一天起,就“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事实也表明,共产党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来说,才是真正保障了人权,而不是侵犯了人权。这是任何人也篡改不了的历史。然而国际敌对势力和国内搞自由化的人,出于和平演变的需要,却硬是要把这一切都颠倒过来。这样,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对于人权问题,就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声音。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