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与钱穆的交往和分歧

傅斯年与钱穆三十年代曾有来往,后因史学主张等分歧而产生矛盾。他们的交往和矛盾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国现代史学研究中不同学派的汇合与分离,也反映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文化心理的某些方面。梳理他们的交往和分歧,对于认识中国现代史学发展和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性格心理具有重要意义。     

傅斯年、钱穆的屈原研究浅论

傅斯年、钱穆二人是近代中国史学界的著名人物。他们作为新旧文化激荡时代的知识分子,除了对中国历史文化有一种整体性的关照之外,还对于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有所探讨,关于屈原的研究便是一例。傅斯年主要从文学演进的思路去研究屈原的历史地位;钱穆除了对屈原进行评价之外,还详细考证了一些相关史迹。     

新目录学派志:英国文学考据的兴起与没落

通过介绍以沃特·威尔逊·格雷格爵士为代表的目录派三杰,在对文学文本基本物质形态从手稿到印刷文本辨伪和考证批评的基础上,经过厘定文本讹误和四次重要的学术论战,确立了作者的神圣地位,让文学成为绝对科学化的大学学科,但新目录派最终却退出了现代西方文论思潮。观照几乎同时产生于印刷术所带来的学术分裂期的中国乾嘉派,它能够客观对待经学作者,并形成了系统的治学方法,从而稳步发展为今天的朴学大潮,在此视阈下分析并阐明新目录派无法形成体系的原因,恰在于其过分强调科学权威性而漠视了文学本身的独特因素造成的方枘圆凿,藉此提出中国治学方法借鉴于西方文论批评的可行性。     

简论钱穆与新儒家的关系——读《钱穆与新儒家》有感

钱穆先生与新儒家之间,有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同认同的最低纲领,但是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上有很多不同看法,他们不属于一个学派,"所同不胜其所异"。     

考据学人眼中的唯物史观史学——以童书业为中心的考察

唯物史观派和史料派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两大派别。两派虽呈对峙之局,正面交锋却不多见。来自史料派大本营的童书业曾与史观派中的王宜昌、李季和翦伯赞展开辩论,公开对其进行学术评估。他并不否认唯物史观史学本身的价值,但反对部分唯物史观者的唯心的古史观及其对考据派的谩骂式批评。他指明史观派所用的是类推的方法,以史观学说为依据,以比附推断为步骤,而以求合为目的。他还认为唯物史观不是科学,而是一种时代思潮和宗教哲学。童书业心目中的唯物史观者,与1949年之后的正统认识大相径庭,其范围要宽广得多。抗战后唯物史观派的上升也具有一定的学理依据,不只是政治变动的结果。     

“新人文主义”与东南学风——以“学衡派”与“新文化派”思想论争为中心

五四时期的学派之争，更多地表现为文化观念的冲突。聚集于东南大学、以反五四新文化运动姿态出现的“学衡派”，持中西会通的文化理念、举新人文主义之大旗，与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新文化派”展开了激烈的思想论争。这种以南北两所著名大学为阵地的不同思想间的论争，有利于中国文化与学术的健康发展及南北学风的互补。“学衡派”的新人文主义文化观及其教育实践活动对东南大学学风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李大钊与傅斯年的相互影响和交往述论

李大钊和傅斯年,都是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和教育家,二人还具有一定意义上的师生关系。李大钊对傅斯年曾经在思想上、特别是在对十月革命的看法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对傅斯年等人办《新潮》杂志也曾积极支持;当傅斯年等人受到诬陷时,李大钊和胡适等为他们辩白,1927年李大钊被捕、牺牲后,傅斯年曾用不同的形式为其平反与正名。     

傅斯年《故书新评》的文献学意义

傅斯年创办<新潮>时所谦称"妄自负荷"的历史责任,于思想革命之外,又包括推动学术进步的追求.对文献学研究来说,他有关认真"整理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学问",积极倡导"朴学家的方法和精神",借鉴"西洋人的研究学问法"的主张,以及所提出的"要必以科学方法为之条理,近代精神为之宰要,批评手段为之术御"的学术原则,也有积极的意义.傅斯年<故书新评>中透露出的务求其"真"的科学思想,可以看作五四新文化洪潮中的一派清流,对于二十世纪的文献学研究,也是澄湛的泉源之一.     

现代史学巨擎傅斯年与陈垣的交往与情怀

傅斯年和陈垣是二十世纪著名的史学家,为中国现代史学研究和学科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共同的事业和学术追求打破了年龄和学历的障碍,促进了他们的交往,深化了其间的友谊。在推动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同时,他们用深情厚谊和高尚品格书写了很多动人的学术佳话,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心理历程留下了闪光的背影。     

考据与诗歌关系在乾嘉诗坛之"三水分流"——兼论常州诗派的过渡性

在乾嘉考据之风的影响下,诗歌创作中出现了以考据为诗现象,常州诗派中部分诗人即有"学人之诗".本文主要以该派作为研究对象,探析"学人之诗"之成因,寻绎考据与诗歌之关系.本文认为其关系可分三类:据诗排学、援学入诗、以学为诗.通过分析,可看出常州诗派在诗学宗趣上与性灵派、肌理派的区别与联系,及其在两者之间的过渡性.对此有所认识不仅有益于了解"学人之诗"的成因,而且对促进常州诗派的研究亦不无裨益.     

20世纪理解儒家政治的两种进路——再论钱穆与新儒家的关系

余英时对钱穆为什么不是新儒家的解释实际上掩盖了他与钱穆在政治上的根本分歧。钱穆之不同于新儒家的关键点在于他们对政治的思考进路不同。新儒家认为秦汉以来儒家法家化,以两千多年的儒家政治为黑暗专制,钱穆认为这不切于儒家与中国历史实情,是"偏激的虚无主义"。现代新儒家对西方政治观念接受多于反思,钱穆从历史变迁与成效的角度来考量中国传统政治,并在此基础上评价儒家政治传统及其现代意义。新儒家将政道奠基于特定的政治观念(民主),其政治思维的本质是基于特定政治价值的观念分析,钱穆的政治分析基于价值观念情境化的路径生成,具有更现实的政治学方法论意义。20世纪对儒家政治的理解虽然以价值观念批评为主流,但不能忽略钱穆的历史政治分析。     

民间文学研究中考据方法的运用与策略——以钟敬文先生的研究为例

考据作为中国本土的一种注重客观实证的学术研究方法,也是民间文学研究的基本范式之一,是早期的民间文学学者常用的技术手段。钟敬文先生凭借其深厚的古典文献功底,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将考据方法广泛运用于中国民间叙事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学术成果。就这一学术范式进行专门讨论,对民间文学研究仍有借鉴意义。     

钱穆的法治新诠及其启示:以《政学私言》为中心

为应对西式流行话语和现代政治转型的挑战,钱穆立足中国传统,围绕法治问题提出了颇具新意的解释。他的法治新诠包含三个递进层次,即普遍性的系统规则和制度、立国宪制、政体安排。钱穆强调现代中国的文明政治需要充分重视民众的自由刚健精神与国家的优良公共治理,在立国宪制中维系一种自由进取的衡平精神。基于对孙中山五权宪法理论的保守化处理,钱穆构划了一个以贤能政治家群体为中心、尊严与效能相维制的衡平政体。其论述一方面包含了对传统礼治、法治的现代阐释与评估,另一方面引入对西方传统的别样审思,呈现出“新诠”之为新的双重指向。     

上海新感觉派的欲望叙述——以穆时英﹑刘呐鸥的作品为例

20世纪30年代以穆时英、刘呐鸥等为代表的上海新感觉派作家,受国外文艺的影响和对时代发展的敏锐直觉,为上海这座不同寻常的大都市赋予了现代的生活气息,将非理性主义的欲望叙述推向了高潮。新感觉派小说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勾勒出了五光十色的现代都市欲望地形图。     

略论新感觉派、张爱玲及王朔作品的都市文化特征

文章通过对新感觉派、张爱玲和王朔作品中都市文化的不同内涵的分析，阐述了他们不同的文学价值追求，以及这种不同追求所体现的都市变迁与时代变化特点。同时，通过对他们把握都市现代化进程中带来的异化感所共同立足的个体原则的分析，论述了个体精神追求的不同在大致相同的审美准则中衍生出来的差别。     

清末民初文化保守主义的学理与实践--以国粹派与新儒家为例

国粹派和现代新儒家是清末民初之际两大文化保守主义派别.他们所坚守的价值以及他们的实践都值得关注,从两者的不同中抽绎出相同之处,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如对文化传统的选择问题.     

《讲话》的接受与“暴露派”的转向 ——以刘白羽、艾青为考察中心

1940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以及文艺座谈会召开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延安文人中的“暴露派”,例如刘白羽、艾青等纷纷转向,服膺《讲话》精神,并以实践行动深入工农兵,改造思想,最终成为歌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工作者。     

践行中西文化精神的经典范式——从师生交往管窥蔡元培、傅斯年的文化品格

蔡元培和傅斯年是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两个卓有影响的人物。蔡元培是现代伯乐,识才爱才,精心培育傅斯年这个傲岸的千里马。傅斯年天马行空,率性偏激,唯对蔡元培始终怀有崇敬的感情。他们年龄悬殊,性格相异,交往二十多年,书写了两代知识分子深厚情谊的佳话。其情义日笃的基石在于他们都用生命践行中西两种伟大文化的精神要义。梳理他们之间的交往和友谊,彰显其间关系的核心纽带,对于采撷西方文化精要、弘扬儒学文化传统、重塑士林形象乃至重建民族精神家园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五四新文化派的政治转向及其思想差异——以《每周评论》时期为中心的分析

五四新文化派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胜利激发转向现实政治的标志是创办《每周评论》。《每周评论》与《新青年》虽有分工,但政治诉求上的关联却相当明显。新文化派的老师辈没有直接参与“五四”学生的运动,是因为他们仍抱有启蒙之念,更倾向于坚守思想革命、以舆论批评这种知识分子参与社会的方式影响社会。然而随着新文化派中的激进成员逐渐接受和认同“社会革命”,新文化派彻底走向分裂。但即使在接受和认同“社会革命”的激进成员中,其接受的初衷、方式以及思想取向也存在着差异。这个差异深刻地影响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     

学衡派与新人文主义

本文意在重审学衡派这样一个在五四时期与新文化运动尖锐对立的思想派别。通过考察它与新人文主义理论的联系，以及它与新文化运动在进化论、浪漫主义、模仿、历史与传统等观念问题上的根本分歧，揭示出学衡派的基本思路与观点，并对它与新文化运动的相互作用作出历史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