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公使钱滥用问题探析

公使钱本应用于官员的往来招待和日常供给,但在实际操作中,私用、过用、挪用公使钱的现象层出不穷,并且有随时间推移而加剧之趋势,由此成为两宋政治生活中的一大弊病.公使钱滥用的表层原因是制度本身存在缺陷,而且缺乏有效的监管,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尚在于宋代君臣对于这一制度的认识普遍存在偏差,使得制度本身所具有的技术层面缺陷被不断放大,并最终对宋代的财政、吏治造成严重危害.     

宋代官员礼品馈赠管理制度

宋代历朝统治者针对各级各类官员馈赠和收受礼品的不同情况 ,在调整官员公使供给标准的同时 ,相继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具体的规定和条例 ,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较为系统和规范的管理制度。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空前的。但宋代的官员礼品馈赠管理制度也存在着不少缺陷 ,如立法不严 ,对上宽而对下严 ,对违法者一般不实行经济制裁等 ,使得从北宋后期起 ,到南宋时期 ,官场礼品馈赠之风愈演愈烈     

宋代头子钱的类型与财政性质考论

对宋代头子钱的来源和财政性质,历来解说以及《辞源》《辞海》词条均存在若干误解。头子钱的名称始见于宋初,而非“唐宋时”。宋代头子钱就其财政经济内涵而言,分别来源于五代的仓场加耗、唐朝后期的“公私给与”除陌钱以及后汉的“省陌”,不能只说源自唐朝的除陌钱。宋代名目众多的头子钱可以归结为“公家给纳”类头子钱,即都是在财政经费的收、支过程中加收或者减支的货币所得。不同于唐朝的除陌法,宋代头子钱的征收类型和征收对象逐步增加,征收比例不一。特别在南宋,其重点征收对象是地方财政的所有收支,征收比例不断提高。宋代头子钱的财政性质应根据其征收环节区分为两种,一是对一部分财政收入的法定正额的附加征收,属于财政增收行为,其中有一些具有附加税性质;二是对财政经费调拨或支出的减付,属于财政节支行为。     

北宋公用钱“新额”时间考

《宋会要辑稿·礼》六二所揭载的北宋公用钱表,是研究宋代公用钱不可或缺的资料。为方便今后的研究,本文特就其“新额”的时间进行了考证,确定其为熙宁五年至元丰三年的定额。     

论宋代义仓

义仓是宋代救荒仓储制度的主体之一,虽历经多次置废反复,管理体制和救荒职能仍在前代基础上有所发展与完善。在宋代救荒活动中,义仓发挥了积极作用,对社会稳定、民生安泰做出了贡献。     

宋代杜诗学论

本文对两宋杜诗的研究勾勒出一条清晰的发展线索,从学术史的角度全面阐释了宋代杜诗学兴盛的原因及其阶段性的特点,探讨了宋诗的特质在其形成过程中对杜诗研究的影响,进而揭示出宋人对杜甫诗歌典范意义的论述与宋诗的建设同步发展及其并行互动的因果关系。     

论宋代池盐产地

宋代池盐产地分布于6路9州（府）10县（寨）,共有23个盐池。与唐代相比,增加了蓬莱成泉池和忻州马城池两处。     

论宋代的出版管理

宋代印刷出版业的兴盛引起了统治者的高度重视 ,从而促进了初具规模的出版传播管理控制体系的形成。首先是通过颁布诏敕、制定条例 ,确立出版传播的限禁 ;进而运用行政管理手段 ,加强预先审查和事后查验 ;同时借助法律手段惩治违法 ,强化控制。这样行政与法律并用 ,预先审验与反馈控制兼行 ,集中查处与层层控制相结合 ,对于巩固政权、稳定社会、规范出版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并为后世乃至今天的出版传播管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在中国出版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宋代城市税制再议

宋代城市地税与农田税虽就税目性质而言有其一致性,但城市地价之远超乎农田,是专制国家必须为之做出相应制度调整的根本原因;城市中的市场地块由于其地价尤高,官府也就对其敷之以特别的税额。相比而言,屋税如同农田两税,在宋代城郭赋税体系中,居主体性地位。与此同时,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经济关系越来越复杂,国家从城市征税赋役之所依据的税产,出现了一种从地产物业走向综合家业评估的趋势,并形成了清晰分辨"田亩"家业"与"营运"三类性质略异税产的概念。城市税制演变的种种迹象,表明赵宋政府常能随着社会经济格局的变化而调整其赋税制度,其向社会攫取税役的能力相当突出,体现着两宋时期不同寻常的历史活力。     

论宋代的流动人口问题

由于宋代赋役沉重、土地兼并、“贱农而贵末”的倾向和人口增多等因素,产生了大量破产失业农民。他们组成的流动大军“轻乡危家,远出千里”,在流浪中寻找生机。他们的出路主要有应募参军,应募服役,从事手工业,经商或进入城市,出家为僧,最后一条绝路是沦为盗贼。宋代被排斥出土地的劳动者比唐代多,相应的是出路和机会也比唐代多。由此部分改变了社会结构,传统的士、农、工、商范围进一步被冲破,社会结构趋于多样化,同时促进商品经济和城市的发展,也使社会矛盾更加复杂。宋代社会因为流动而不郁积祸患,所以虽小乱不断,而未能酿成大乱,整体社会局势相对稳定。     

宋代行政监察的事类探微

宋代为不至于成为残唐五代之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在高度加强集权统治的同时,进一步完善了监察制度,而且进一步丰富了行政监察事类,宋代监察工作在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制衡宰执、举荐官员、磨勘政绩、建章立制、维护法纪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唐后期藩镇长吏的行政风格与北宋南方主客户比例之关系

两税法实施后,唐代外来侨居人户,称客户,本地土著户则称为主户。至宋,主户指城市有房产或乡村有田产应缴税服役的人户,分坊郭主户和乡村主户。客户指城市无房产或乡村无田产的人户,分坊郭客户和乡村客户。北宋南方主户较多,客户较少,与唐后期藩镇长吏的行政风格有关联。在直接方面,诸道长吏注重蠲减赋役、赈恤灾民、打击豪强、兴利除弊;间接方面注重平均户税、平准物价。这些施政措施保护了小农经济。加之五代时期,南方政权又相对稳定,所以,造就了一个广大的自耕农集团,从而奠定了北宋时期南方主户较多、客户较少的基础。     

试论宋代制糖业的发展

在宋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浪潮中,有一支异军突起的力量,这就是制糖业的发展。其发展主要表现在:甘蔗种植地域的扩大,甘蔗品种的增多,生产技术的进步,生产关系的改善,商品流通的扩大。     

忧生意识:宋词的文学特质

文学主题的特性常常是社会形态格式的表征,忧生意识是宋词的文学特质。本文试图从创作时代的社会特性出发,本依词人心灵世界的构建来追溯宋词忧生意识的种种表现,寻找文学创作的根由以及作品和作家价值所在,为宋词的欣赏和文学的创作提供思考的指标。     

宋诗中的盐业生产

宋代的盐业生产技术发达,产盐地域广泛,盐业经济呈系统化、规模化发展,虽然宋代流传下来有关盐业生产的文献记载较为丰富,但前人对传统史料的挖掘已经较为深入,开发新史料的价值就显得尤为重要。而宋代诗歌作品数量庞杂且流传较多,其中部分诗歌不仅有诗人对于国计民生的忧虑,还有对下层社会群众的关注。试从宋代诗歌记载较多的宋代盐业生产技术、盐业生产体制以及盐民生活三方面入手,运用＂以诗证史＂、＂诗史互证＂的历史研究新途径,力图展示宋代盐业生产的发展态势。     

宋代的童子举

童子举起源于汉代从童子中选拔人材的制度 ,唐代成为科举制度的一部分。宋代童子举虽几次停罢 ,但多数时间都得到实行 ,且在南宋中期较为制度化。童子举的选拔程序为州郡推荐、国子监初试、中书省复试、皇帝亲试。考试内容以背诵儒经为主 ,兼及诗赋等。正式录取为授官、赐出身 ,另有免解、赏赐绢帛等奖励办法。宋代在校学生、女子、宗室外戚中也实施了童子举。宋代童子举对当时文化发展、人材选拔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由于过于偏重死记硬背和脱离社会实际 ,所以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宋代童子举失败的教训多于成功的经验 ,了解其经验教训对今人的智力早期开发具有借鉴意义     

宋代士人的隐逸精神对宋词审美风貌的影响

艺术品是艺术家心灵世界的外化,宋词亦不例外。宋代士人是宋词的创作主体和审美主体,他们的心理结构直接影响到宋词审美风貌的形成。在滋生于宋代特定的社会文化土壤的隐逸精神的影响下,宋词形成了清旷、疏放、空淡的一脉审美风貌。宋代士人既积极入世又保持精神自由、追求诗意生存的人生态度对当前的中国文坛乃至中国社会都是一种启示。     

宋代军需供应的商品化

在古代,以粮草为主的军需品供应状况通常是影响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宋代以前,军需供应与传统农业紧密结合。入宋以后,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军事技术的进步、军制的变化以及战事的频繁等一系列因素,致使军需供应脱离了与传统农业的密切联系,转而与商品经济的关系日益紧密,出现了军需供应的商品化现象。     

宋人笔记与宋代科举制度研究

《宋史·选举志》、《宋会要·选举》和《文献通考·选举考》等是研究宋代科举制度最基本、也是最可靠的史料,但由于体例和其他一些原因,上述诸书也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憾,使我们无法窥探宋代科举制度的全貌及其对宋代社会的巨大影响。本文在分析上述诸书不足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宋人笔记中有关科举史料对宋代科举制度及相关问题研究的重要意义。     

论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

本文希望讨论的问题,是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过程。所谓“语境”问题,是指某一说法得以流行的现实情境,实际上涉及到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涉及到时人的认识心理与解释角度。所谓“胡/汉”语境的“消解”,在历史上体现为一个并非与朝代兴亡同步的漫长过程。它一方面是民族冲突与民族融合进程的自然结果;另一方面,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人们观念与认识的演变也是促成这种“消解”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