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我国传统"德治"思想与现行的治国方略

本文通过对我国传统“德治”思想 ,特别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历史考察和与现代德治的对比分析 ,论证了我国实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治国方略的正确性和重要性     

略论儒家德治思想的普世意义

德治思想是儒家留给我们的一份优秀文化遗产。它建立在久远的民族文化根基上 ,以人性善为理论依据 ,以仁学与礼学为基本内容。儒家德治思想具有普世性和现代意义。实施“以德治国”应当开发利用儒家的德治思想资源。     

德本法用——关于“以德治国”及德、法关系的思考

本文拟就“以德治国”的内涵以及德与法的关系作些粗浅的探讨。一、传统“德治”理论的内涵与积极作用无庸讳言 ,“德治”主张是历代儒家所提倡的政治理想。如孔子就明确主张实行“德治” ,提出了“为政以德”、“修德以安民”、“道 (导 )之以德 ,齐之以礼”等思想主张 ,要求统治者既要谨修官德 ,又要以道德为主导、以礼义相配合来教育人民。孟子则进一步提出了“民贵君轻”、“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思想 ,主张实行“以德服人”的王道和“爱人”、“保民”的“仁政”。汉代的董仲舒主张“王者用德不用刑” ,历代大儒如张载、程颢、程颐、朱熹…     

儒家德治主张与教育思想的人文性及现实意义

中华文化具有崇尚德治、重视教育的之人文特征,儒家正是这一文化传统的奠基者、实践者与弘扬者。儒家提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政治主张,把道德教化和“移风易俗”作为治国之首要任务。儒家的教育思想包涵着深刻的文化精神和广阔的社会内容,其鲜明特色即人文性。其德治思想渗透于教育教学领域,主张教育教学活动的终极目标即是全面提升受教育者的道德品格和人文精神。儒家的德治思想和教育观念对当今人文社会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儒家德治思想的哲学基础

儒家以"天"建立了"德治"思想的本体论依据.通过"道德-天-政治"间的内在联系,儒家"德治"思想获得了存在的根源性意义.儒家"德治"思想从形上学角度赋予了"君权神授"的合法性,且符合平民百姓的个体政治认同,并在深层意蕴中确保了人性趋于至善的可能性,为人类社会完美的政治理想实现提供了保障.同时,在儒家"德治"思想中,人们又可以找到的人与自然间,人际关系间,社会群己间,人自身关系中,诸多"和谐"的哲学意蕴.从现代民主政治理念出发,儒家"德治"思想存在着道德理想主义倾向严重,无法回避道德法律化的弊端,难以打通的"内圣外王"之道等弊端.但儒家将"善政"与权力运作主体的道德理性及个体人性完善、改造相连的智慧,直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以德治国”与政治社会化

进行政治社会化是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一个首要而关键的问题,因而我们必须找到推进政治社会化的有效方法,政治现代化的实现有赖于政治社会化,所谓政治社会化就是一个社会对该社会政治取向和社会模式的学习、融合、传播、继承的过程。“以德治国”为新时期政治社会化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探索“以德治国”与政治社会化的关系对促进民主政治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以德治国”是新时期政治社会化价值导向和核心内容;“以德治国”是新时期政治社会化的最佳方式;“以德治国”能更好地促进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发挥。     

丘濬礼乐思想中的政治伦理意蕴——以《大学衍义补》为中心的考察

丘濬是明代政治思想家。《大学衍义补》是其倾尽毕生精力完成的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被誉为“集儒家治国平天下言论之大成”。书中对礼乐问题非常重视。丘濬将“明礼乐”定位为“治国平天下之要道”,并把“明礼乐”归属于传统儒家的“德治”内容,指出了“详于政刑而略于礼乐”的不足,论证了“礼”与“乐”的辩证关系和“礼乐”的精神内涵。他还详细论述了“礼仪之节”,即礼仪的要义和基本内涵;从可操作层面提出了“乐律之制”,即“乐”的政治伦理功能、最高境界和“乐”的制作原则与方法等。丘濬礼乐伦理思想是对传统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总结与完善,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文化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先秦儒家思想道德教育目标理论及其现代价值

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学者提出的以“德治”为手段,构建“仁者治国、老少安怀”的社会政治目标和以“君子”、“圣人”为标准,构建“道德教化”与“自我修身”相结合的人才培养目标模式及以人性的善恶程度的不同为依据,提出思想道德教育目标的分层理论等思想道德教育目标理论,对我国的当代思想道德教育的目标理论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     

传统文化中"法治"与"德治"思想的梳理及启示

法治和德治是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两种根本手段,也是引导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德与法伦理辩论的主线."德治"是儒家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儒家的德治论并非简单地主张"德主刑辅",而是倡导据德而治以反对当时法家威慑主义的刑治.引道德入律法最终也起到了扼制任意立法和专擅杀戮的社会效果.汉代的引经决狱、隋唐宋明清的法律道德化都是儒家德治论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扬,符合中国传统和谐文化的大原则.战国时期法家法治思想不乏变法、务实的伦理价值,但其"法""刑"演变成为酷吏严刑的时候严重相悖于法治的固定性要求.梳理"法治"与"德治"的伦理纠结启示我们,道治和法治博弈有度,合理发挥各自作用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促进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     

关于“依法行政”与“依德行政”的理性思考

本文认为，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我国当代社会，仅仅依靠法律、法规来实施国家行政管理，即“以法行政”是难以达到目的的，还必须辅之以“依德行政”的“德治”意识和主张。作者评析了我国“依法行政”的法治现代管理意识的确立及其现状，探讨了“依德行政”的“德治”传统管理意识的内容及其历史价值，提出了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中“依法行政”与“依德行政”的关系的观点。     

法德兼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学习江泽民同志‘以德治国’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综述

由《光明日报》理论部、上海市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与上海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学习江泽民同志‘以德治国’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于 2 0 0 1年 3月 1 0日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召开 ;参加本次研讨会的有全国邓小平理论研究基地的代表及沪上的一些专家学者共 40余人。《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赵石宝、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郝铁川、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尹继佐出席了会议。为了更好地学习、研究、宣传和贯彻江泽民同志关于“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思想 ,与会代表围绕着“以德治国”中“德”的内涵是什么 ,“德治”…     

易卜生在中国:从易卜生到易卜生主义

欧洲思想意识在中国的传播是同1915—1925年开展的五四运动同时发生的。易卜生的戏剧很快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注意,并且中国评论家十分注意这位挪威作家作品中的社会政治观点。易卜生主义在中国最有名的研究者是北京大学哲学教授胡适,他1918年发表了以“易卜生主义”为名的纲领性文章,从此,易卜生在中国成为某些政治思想的象征,如妇女解放,个性自由和对现存制度的批判观点;“易卜生主义”是自由主义哲学的一部分,胡适曾致力于将这种哲学运用于中国的现实。易卜生主义的核心思想——对独立个性的自我肯定——成为胡适所制定的新“生命哲学”最重要的因素。胡适反对中国的封建制度,反对“家庭较之于个性来,总是占居首位”。易卜生主义成为国家的自由主义政治的组成部分。但是,对于中国绝大多数自由主义者来说,易卜生与其说是思想家,不如说是文学家。胡适认为,易卜生的最重要的作品是《玩偶之     

为政以德与良心入宪

鉴于我国权力腐败、社会腐败等问题的凸现,要求执政者"为政以德"的呼声也日益强烈.我国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方略,由于未能准确把握先秦时期儒家德治思想的真谛,将重点放在对老百姓的道德教化,而不是重在要求执政者实行"法治下的德政",因而收效甚微.本文认为应当在法治的前提下,通过道德的社会权力化,使之成为约束执政者权力的辅助力量."为政以德"还要求"良心入宪",要求执政者恪守政治伦理和司法伦理.     

试论文化保守主义思潮

本文认为,伴随现代化进程而产生的文化保守主义并非中国独有,而是一个广泛深刻的国际文化现象。文化保守主义并不一定归结为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五四以降,我国知识精英对中外文化进行双重乃至多重反省,出现了各种思潮。与自由主义、科学主义思潮对立互补的文化保守主义是五四传统的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文章从思想史的角度概述了从“国粹派”到“学衡派”到抗战时期的新儒家和海外新儒家的发展辙迹,认为,文化保守主义在史学和哲学方面,创获甚多,尤其是他们尝试着建立的民族主体性的、中西印融合的文化哲学新体系,在阐扬人的生命存在等问题上,做出了世界意义的贡献。其理论失误在于将儒家价值系统的现代意义作了抽象的、超时空的、一厢情愿的理解。     

中国传统司法文化的价值取向

中国传统司法文化在实体价值层面的最大特色是司法的宗法伦理理性。“经义断狱” ,充分体现了儒家之礼对中国古代司法活动的影响 ,礼治主义成为中国传统司法的最高原则 ;“德主刑辅” ,着力提升道德在中国古代司法中的重要性 ,深刻反映了传统司法的德治主义精神 ;“御笔断罪” ,形象地表现了皇帝对司法的控制 ,透视出中国传统司法中皇权至上的实质和鲜明的人治主义色彩 ;“和谐与无讼” ,代表着传统中国人对诉讼司法目的的理想追求 ,是中国传统司法文化最根本的价值取向和最高的价值理想。     

对孔子美学的现代阐释——今道友信美学思想述评

今道友信以西方存在主义美学为参照,对中国儒家美学重新加以阐释与改造,以使它具有时代色彩和现代性。他对孔子美学的主要范畴“诗”、“礼”、“乐”重新阐释界说,从而赋予儒家的“诗教”、“礼教”、“乐教”思想以新的意义,显现出现代人文主义的特点。但今道友信对孔子思想的阐释具有非历史主义倾向、非理性主义色彩和非科学成分,暴露出存在主义哲学立场的致命弱点。     

儒家政治哲学的多重面向——以孟子为中心的思考

本文以孟子的政治思想为中心 ,着重分析了儒家政治哲学与近代民主政治理念沟通的可能性。作者认为 ,孔子、孟子等儒家将社会的等级差异视为天经地义的现象 ,与近代民主政治理念无疑存在着理论的距离。但孟子在讨论人际关系中提出“乐道忘势”等观点 ,则又包含着接受、认同近代民主理念的可能。孟子对君与天下的区分及民为贵等较为系统的看法 ,为认同或接受民主政治的价值前提提供了一定的可能。如果说 ,孟子对规范、礼制以及法等作用的肯定、对“徒善不足以为政”的确认 ,使之包含了与近代民主政治沟通的可能性 ,那么 ,他注重人格在政治实践中的规范意义、强调“徒法不能以自行”、要求以善教制衡善政 ,等等 ,无疑对近代民主政治过分强化形式化、程序化及技术理性的偏向 ,可以在思维进路上形成某种纠偏的作用。     

认真贯彻"以德治国"思想切实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本文认为江总书记"以德治国"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理论创新,坚持"以德治国"方略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内在要求.落实"以德治国"方略必须抓住重点,推进"以德治国"必须营造浓厚的德治氛围.     

民族本位的世界主义情怀──—论新儒家对西方哲学的基本理论立场

现代新儒家一方面强调以儒家哲学为主体儒化西方哲学，另一方面又主张以中国哲学去批评、改造西方哲学，并希望由此成立整合中西的“整体哲学”，表现了一种“民族水位的世界主义情怀”。本文认为新儒家对西方哲学的吸纳促成了儒家哲学主题的现代嬗变，对于中国哲学的现代重建具有重要意义。他们对西方哲学的批评则并未产生实际的影响。新儒家表现出了与西方后现代主义不同的哲学倾向，其中包含着某些非现代性，但新儒家哲学所关涉到的问题及其提问方式对于当代哲学仍有一定的警策意义。     

论拉兹的至善主义及其得失

正统的自由主义者都是“反至善主义的”。虽然拉兹是一名自由主义者,但他举起至善主义的大旗,试图对自由主义提供一种激进的解释,以探索一种既不同于古典自由主义也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第三条道路。拉兹的政治哲学介于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