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经济学(一)——贝克尔的创见及其先驱者

50年代以来,死亡率稳定在低水平上,人口动向主要取决于生育率。因此人口增长的理论研究,大多是探索生育率的经济决定因素,这就形成了“生育率经济学”。 生育率经济学所采用的是价格理论。夫妇生孩子的意愿取决于家庭的最大效用。作为家庭经济的意志决定,生孩子与消费、储蓄、就业等属于同一类,也存在供需关系的问题。但作为行为主体的夫妇对孩子既是需求者,又是供给者,因此在孩子的供需关系上不存在供求不均衡的市场,不存在标明的价格。     

生育率经济学(二)——芝加哥派和依斯特林派

一、家庭经济中的生产和时间价格 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只有企业才能进行生产,而家庭只是消费。但近年出现的新经济学则认为家庭也有生产活动,那就是主妇为了家人的消费,把自己的时间用来选购物品,进行加工。因此,日常家务成了生产活动,产品则是家人的健康。在家庭经济中,生产的投入是市场物资和时间,产品是非市场性的物资或服务,家庭经济是以获取家庭最大效用为其行为准则的。     

生育率的经济学分析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家庭收入对生育决策的影响,并尝试进一步推导出“收入-生育率”曲线。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文认为生育率与家庭收入并不总是呈反向关系,而是收入到了一定水平以后,生育率水平又会随之上升,即“收入-生育率”曲线基本呈扁平“U”形曲线形态。     

经济发展与生育率下降——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经验

在过去25年中,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香港、南朝鲜、新加坡和台湾,经历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生育率的急速下降。这两者是在同二时期内取得的,因而向决策者们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这25年来生育率的下降是经济迅速发展的结果,还是有效的家庭计划项目起主导作用?确凿的证据表明,是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投资和有效的家庭计划项目二者们共同作用使生育率降低。人口学者 John Bongaarts,W.Parker Mauldin 和 James F.Phillips 等人     

低生育率自我强化效应的社会学机制的检验与再阐述

本文从低生育率陷阱原假说出发,利用低生育率典型地区宜昌的调查数据检验并尝试重新阐释低生育率自我强化效应的社会学机制。数据结果表明,社会学机制的自我强化效果是存在的,保证其作用发挥的理想家庭规模是通过纵横两个方向的社会化过程习得的。纵向社会化的学习来源是育龄人群的父母的子女数量,横向社会化的学习来源是育龄人群的同辈人的常见子女数量和其所处的计生政策环境。社会化过程具有退行性特征,因此育龄人群的理想家庭规模更倾向于较小的值,在社会学机制的作用下,育龄人群最终生育数量更倾向于小于其父辈。由此,低生育率实现了代际传递,进而实现了自我加强。但是这并不表示这种自我强化机制是不可改变的。     

试论时期总和生育率、终身生育率与政策生育率的关系

通过对总和生育率(TFR)、终身生育率(CFR)与政策生育率(PFR)的概念及相关数据分析,论证总和生育率与政策生育率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不可直接比较。在特定条件下TFR、CFR和政策生育率会产生差异,在一个国家生育水平下降的历史时期,TFR必然小于当年49岁组女性的CFR;"超生率"、"未婚率"、"未育率"和"不孕率"的变化,决定了政策生育率与终身生育率的差异。借鉴日本经济与人口发展相关数据,可以相信由平均初婚年龄推迟、女性有偶率下降导致的生育水平下降很可能成为对我国人口均衡发展的最大潜在威胁。因此,当前以及今后相当的时期内,我国的政策生育率应高于1.8。     

社区发展与生育率转变——世界生育率调查有关研究评述

一、研究的必要性 近一阶段有关社区层次的社会、经济变量与家庭生育行为的关系已日益引起人们的兴趣。这一问题的提出主要基于下列理由: 第一,以往有关生育率决定因素的研究,特别是大量的实证研究,或强调宏观变     

农村少数民族妇女总和生育率的变化(1964—1981)

一引言随着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开展,少数民族,特别是农村少数民族的计划生育工作日益受到重视。由于农村少数民族在地理分布、经济发展、受教育程度、卫生与健康水平等方面同农村汉族相比均有其一定的特殊性,因而农村少数民族妇女与汉族妇女的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水平必然存在着相应的差别。在制定和完善计划生育政策的过程中,虽然从总体上来说,少数民族也要实行计划生育,但是在具体要求和做法上,与汉族有一定区别。同时,由于各个少数民族的历史及现有人口的规模、人口增长的趋势和速度,生育率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因而对各个不同少数民族的具体要求也不完全一致。     

KAP调查的设计方案——《关于生育率和计划生育知识、态度与实践的调查手册》第三章(下)

<正> 11.以村庄为最后抽样单位许多国家的人口大部分分布在农村,每个村庄的住户一般在100——200之间。也有一些较大的村庄。在农村即或交通方便,进行调查访问也不容易。在一个村庄里,常常访问了这些户却遗漏了那些户。所需的时间长,所用的费用多。因此,在进行以整个村庄为最终抽样单位时,抽样方案应以包括其中较大的群体为宜。在边远山区进行现场调查,不仅交通困难,而且调查人员住宿问题也难解决。考虑     

KAP调查的设计方案——《关于生育率和计划生育知识、态度与实践的调查手册》第三章(上)

<正> 一个良好的样本,是认真设计的产物。它不仅要遵循科学的抽样原则,而且要求方案设计明确阐明如何实现调查目的实际过程。努力没计一个好的样本的必要性,在实际调查中比设计开始时更为明显。在取得各种资料的过程中,它有助于防止某些重大失误。较好的方案设计有利于调查工作的进行,并能保证最后报告的资料臻于准确和全面。在分析、应用资料和在一些调查结果的对比     

生育率的下降与亲属关系

中国目前生育率的下降会对社会的亲属制度和亲属称谓产生影响。首先是亲属数量的减少；其次，亲属数量的减少将会影响到一个人还有什么样的亲戚。亲属数量和类型的变化必将导致亲属称谓制度的重大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也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整个社会结构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国城市与集镇妇女生育率的差别分析(一九六四——一九八一年)

妇女生育率水平受社会、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居住区域等多种因素影响,考虑这些因素对生育率所产生的作用,需要将育龄妇女按照一定的标志,如种族、年龄、居住区域等进行分组,然后研究不同人群的生育率水平差别。     

农村妇女的生育决策权与生育率

本文对内蒙、青海、甘肃、宁夏４省区１１个贫困县３３０个农户的抽样调查资料进行了分析，发现：（１）在偏远落后的贫困地区，女性不仅在期望生育的数量上低于男性而且对生男生女更加无所谓，（２）绝大多数女性在家庭生育决策中并没有实质性发言权，她们关于生育子女数量、生育年龄和生育问隔的愿望，均受到严重忽视；（３）一旦女性在生育决策中获得更大的自主权，便会有效地降低生育率，特别是对那些生育率很难控制的贫困农户而言，其作用尤为重要，（４）在影响女性生育权的各种因素中，教育和参与生产的程度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因此，采取切实措施增加妇女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和机会，无疑将成为提高贫困地区妇女生育决策地位、从而降低生育率的有效途径。     

中国人口生育率的下降与人口老龄化

本文提出中国人口老龄化本身并不一定就是问题，伴随着生育率和死亡率的下降而出现的人口老龄化在初期是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在１９５０～１９９０年的人口年龄构成变动中，生育率下降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远远大于死亡率下降的影响；生育率的下降是中国这一时期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在低生育率条件下，由于不同队列人口规模的差异和人口惯性的存在，仍然会使中国人口向老龄化发展。     

妇女生育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

妇女生育率是描述人口再生产过程的一个重要指标,它对于人口的变动和发展状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妇女生育率受多种因素的制约。这里我们就我国经济发展对妇女生育率的影响进行初步探讨,并用线性回归的方法给其以定量的描述,对所得结果进行简要分析。 经济发展程度与妇女生育率有密切的关系,从许多国家和我国情况的横向、纵向比较可以佐证。下面是几个国家的妇女生育率指标     

影响农村妇女生育率直接因素的研究——北京市顺义县杨镇乡已婚育龄妇女生育率调查

在致使妇女生育率下降的诸多因素中,对社会经济发展、文化水平提高等间接因素的研究,国内外已有不少论著。在我国,有关直接因素的定量研究报告较少,而且在现有资料中所反映的避孕、哺乳等直接因素对城乡妇女生育率的影响又有很大区别。本文研究重点在于明确调查地区影响妇女生育率的直接因     

河南省农村生育率调查——据扶沟、上蔡、登封三县的抽样调查

河南是有7,285万人口的大省,其中农村人口约占92％。农村育龄妇女的生育状况对我省人口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了解和掌握目前农村育龄妇女生育率的状况,分析影响生育率的各种因素,对于控制人口增长有着重要意义。 1981年7月12日至8月11日,我们先后到扶沟,上蔡、登封三县的20个公社31个生产大队进行了实地调查。调查范围涉及209个生产队的38,168人,取得育龄妇女登记表5,700份。现将调查结果概述如下:     

对“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TFR’) 方法”的一点看法

在生育水平和生育年龄有较大变化的时期,ＴＦＲ’（去进度总和生育率）指标比ＴＦＲ能更好地反映终身生育水平。但是,ＴＦＲ’既不是对时期生育水平（ＴＦＲ）的估计,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终身生育率。     

生育率与避孕方法需求的相关分析

近20年来中国生育率的普遍下降,是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广泛开展、避孕知识及方法的普及密切相关的。宣传普及先进的避孕方法,提供使用避孕方法的服务是计划生育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各种避孕方法的使用量与生育率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因此,分析现有避孕方法使用模式与生育率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