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民间价值谱系

中国的民族传统文化大致可以由三个价值谱系构成:庙堂文化、士大夫文化、民间文化。经晚清洋务运动的器物革命、戊戌变法及辛亥革命的政治革命、五四运动的思想革命,使以个体感性生命为价值本位的商业经济的社会模式,终于开始取代了以群体伦理为价值本位的农耕经济的社会模式。以个体感性生命为价值本位的民间价值谱系,最终则在五四时代,与从英美而来的以个体感性生命为价值本位的商业文明,做到了无缝对接。国势的强盛,呼唤着中华民族以新的文化姿态面对世界,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的时代之声应运而生。但如何使古代的传统中国的价值资源,成为现代中国的价值性构成,"新国学"的提出,可谓是适逢其时。     

从权力本位走向权利本位——法治人性化的思考

法治人性化是现代法治进程的必然趋势。现代法治之途必是以人中心．以人性为依据。以现实人的幸福生活作为核心价值取向的．它要实现从权力本位到权利本位的转变。从权力本位走向权利本位,这是法的本质规定和人性的呼唤。是客观现实的必然需要。转变的关键在于给予公权力与私权利正确定位。     

改革开放以来青年价值观念的变迁

改革开放使中国青年价值观念的变化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价值目标由虚转实,从理想性向现实性转化;价值取向由群体本位向个体本位偏移;价值评价标准和价值选择由单一趋向多元;思想观念从保守走向现代.     

现代高等教育课程的价值取向及其启示

现代高等教育课程价值取向是多元的课程价值并驾齐驱的展现,各种课程价值彼此保持一定的张力并试图走向融合,这种融合的突出特点是为了摆脱并超越个人和社会本位从而回归到人类活动中去.现代高等教育课程这种应然的价值取向为高等教育课程的改革指明了方向.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家族母题及成因

从21世纪初开始的中国现代历史，虽然相继推翻了封建帝制与家族制度，家族文化受到现代知识分子的激烈抨击，封建旧家庭经过革命与战争的冲击纷纷走向解体，家族叙事在新文学创作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家族文化所赖以滋生的小农经济形式仍然存在，在崇尚集体主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革命大家庭中，个人的自由与独立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现代社会尚未真正实现从家族本位到个人本位的转变，家族观念仍在社会生活与人的头脑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现代作家对家族文化的理性反思与形象反映仍是一个没有终结的课题。     

现代“词学”考论

传统学术意义上的“词学”一词,是在明初弘治年间出现的,然后经过明清的发展演进,渐由初期的图谱之学向词乐、词评、词律、词韵、作法等方面拓展,形成了以填词为指向的具有传统意味的“词学”.清末民初,这一传统发生新变,开始出现了“填词”与“研究”并重的倾向.五四运动以后,“填词”的成分在淡化,而“研究”的成分在逐步强化,进而形成了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词学”.现代学者不但对“词学”之义界有了明确规定,而且还在研究内容、体系、方法上都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从而使得中国词学走向了现代.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文化发展趋势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与信息文明急剧转型,相应的,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联系的政治文化,也正发生结构性转化,民主化趋向成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基本主题,在这主题下,还并行着几个变奏,即,主流政治思想从封闭走向开放,政治认知从理想走向现实,政治人格从依附走向独立,政治思维从教条片面走向实事求是,政治信仰从迷茫走向清晰,政治价值从集体本位走向个体本位。     

试论蔡元培与鲁迅“和而不同”的文化性格

蔡元培与鲁迅 ,同出越乡而在中国百年现代进程中双双成为“泰斗”与“楷模” ,但二者业绩同辉而文化性格殊异 ,实乃“和而不同”的现代文化巨人 :一、他们是现代中国的文化先驱 ,既是从“旧垒”中率先走向现代的先觉者 ,也是从辛亥流产的阴影中走向五四的先驱者 ,又是抗日反蒋的战友 ;二、他们是“和而不同”的文化巨人 ,在中西文化的价值取向上 ,在文化重建的基点———育人立人的方针上 ,在文化转型的哲学观念和行为方式上 ,均可谓殊途同归 ;三、其异同之根源在同源异流的传统、西方和地域文化承传。文章提示 :从历史造就的这两位现代文化巨人“和而不同”的风范中 ,获取新世纪文化建设的启悟。     

论现代德育发展的几大趋势

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飞速发展推动着我国德育的发展。从社会发展趋势和我国德育发展应有的基本走向分析 ,现时代我国德育的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从德育的价值取向看 ,摒弃传统德育的社会本位观 ,达成了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的现实融合 ;二是从德育的基础看 ,克服传统德育的泛理想化倾向 ,实现了德育向现实生活的回归 ;三是从德育的发展看 ,充分认识传统人文教育的现代价值 ,加强人文教育是德育新的发展点     

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现代重建的由来和契机

辛亥革命前后 ,中国向现代社会全面转型。与古代相适应的传统人生哲学 ,已不足以作为中国人走向现代的精神支柱。为了解救当时出现的信仰危机 ,“五四”思想家依据现代价值理念 ,在对传统人生哲学重新阐释、扬弃和创造性转换的基础上 ,开始重建现代人生哲学     

没有“五四”,何来晚清——兼与王德威先生商榷

王德威先生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命题,并由此得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在晚清的结论。这个命题貌似无懈可击,实质上存在严重的理论误区。他误将母亲受孕的那一刻当作了新生儿生命的起点,并且忽视了"五四"相对于晚清文学的艺术创新,从而无限放大了晚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立价值和意义。晚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和意义需要"五四"来凸显,与其说"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倒不如说"没有‘五四’,何来晚清"。     

论"实验的精神"对"国语文学"建设的促动效应

“实验主义”所衍生的“实验的精神”,是五四“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建设的精神动力和现实杠杆。在“文学的国语”的形成过程中,创造全新“标准国语”的历史任务促使新文学作家不停尝试;在“国语的文学”面临挑战之时,五四先驱以“科学家的试验方法”,以实际成果验证白话文学理论。此外,国语文学价值、国语与文学互动设想的证实,也都离不开“实验的精神”的激励。     

启蒙的式微与传统精神的归隐--对五四文化启蒙运动的再评价

五四文化启蒙运动使儒家文化历经了两千多年来最为复杂、严峻的考验,启蒙思想家们以否定的方式猛烈地抨击中国几千年延续下来的文化结构.但已经渗人中国民族血脉的儒家文化的内在价值并没有因为短期功利而受到颠覆.尽管如此,当"后五四"时代的来临,启蒙主义的式微,五四作为一个民族记忆和传统精神,在历史分期里我们真正反思的时机才刚刚开始.     

当代文学的前史与当代文学的建构

没有现代文学就没有当代文学,现代文学在建构过程中所不断滤及、遴选以及建立起来的关于文学史的规范,同样在当代文学中得到了继承。中国当代文学虽然已经建构成一个学科,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知识体系,但一套相当完备的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理论,也同样是指导当代文学的理论。战争年代,一切为了战争的思想在文艺界得到了积极的回应。于是,文艺艺术从语言到形式就出现了一个如何把传统文化、外来文化和"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转译"为革命的政治内容和通俗易懂的形式中来的问题。进入共和国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创造出适于中国革命特点的民族形式,这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大特色。文学史的"历史建构"在这一政治文化背景下有了"主流"和"非主流"的区别,"非主流"作家在不断的滤及和批判的过程中逐渐被淘汰。     

论中国现代文学史起点的"向前移"问题

"'五四'新文学运动"曾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点",这样就遮蔽了"五四"前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实际进程,相应也忽视了"五四"前许多文学作品已经初具的现代性.从早期启蒙者身份的重新认定,在文学作品中对科学、人权的引进时序,中国期刊的三波现代化浪潮,早期白话文的倡导和早期翻译作品的成就等方面来看,有必要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点"向前"位移,才能将20世纪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来加以把握.     

在现代乡土群体中卓然独步——“五四”浙东乡土作家群创作的价值估定

"五四"浙东乡土作家群的创作以群体推出的态势造成强势效应,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是重大的,特别表现在其对"五四文学"的提升与超越、在乡土群体中的独特品位及对于丰富"浙江文学"的意义等方面.本文拟就其创作意义及其文学史价值略作申论.     

沉沦与救赎——东北现代家族小说研究

东北现代家族小说一方面与“五四”文学有着紧密的承继关系．塑造了众多的“多余人”形象，表达了新旧交替时期知识分子无以附着的精神之痛；另一方面又与“五四”文学的现代启蒙立场发生游离，这主要表现在对女性形象或妖魔化或神化的极端处理上，在这种极端化的处理中传递知识分子自我救赎的价值诉求。     

重估五四反对派:从林纾的 “反动文本”《荆生》《妖梦》谈起

重新认知“五四反对派”的正面价值是全面理解“五四”的题中应有之义。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首次与新青年交锋的林纾,是被文学史固化乃至丑化的“反对派”,其小说《荆生》和《妖梦》更是新文学史上的经典“反动文本”。实际上,这两部小说乃是林纾的游戏笔墨,体现了林纾“好谐谑”的性格面相,也呈现出中国传统笔记小说“资谈助”的特征,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严肃“小说”。这两部小说由小报上的“游戏文字”升级为新文化战场上的“反动文本”,成为五四新青年批判林纾的关键一击。重回历史现场,考察这一“反动文本”的历史生成过程,有益于深化对“五四”的全面认知。     

关于文学史观的建构——答《东方论坛》编者问

五四文学思想性质和领导思想的研究,早已抛开“政治框架”的阶级定性,而纳入了人学范畴或现代性范畴进行探索与思考不过,至今我对五四文学的思想性质与领导思想的研究尚有些困惑;在文学史观研究上,我最看重的是“人学”文学史观与现代国家文学史观;探讨文学史观的意义是为了更切实地拓展、提高、充实、丰富研究主体自身,也有利于学科建设,有利于教学内容更新,有利于学术研究创新。目前文学史观的探讨存在两大急待解决的问题：其一,建立一个大家认可的价值标准或评价体系。其二,重解重评文学史的文学运动形态、文学理论形态和文学创作形态。     

价值预设和实践偏离：五四新文学的矛盾运动

作为群体政治行为的价值预设和作为个体文学行为的实践偏离之间的冲突，构成了“五四”前后新文学运动的一种基本矛盾，并贯串于整个２０世纪民族文学的进程中，其实质反映了五四精神跟“五四”时期思维模式的差异和冲突。当社会政治使价值预设不可避免时，文学只能用“实践偏离”来保存、发展自身，这其中的丰富内容，应是五四文学史最重要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