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离骚》名物的表现特点

《离骚》的名物,大致可分为自然名物和人工名物.屈原在结撰这些名物时,并不是呆板的、随意的罗列和堆砌,而是灵活的、精心的选择和编排,以便更好地表达情意、寄托情思,从而使这些名物具有多样性、地域性、神异性、对立性、实用性五大表现特点.     

《离骚》名物表现特点的形成机制

《离骚》的名物,具有多样性、地域性、神异性、对立性、实用性五大表现特点。表面看来,这些表现特点的形成似乎具有偶然性,但实际上,却隐含着诸多必然的因素。概括起来,主要是由自然环境、楚地民俗、人格象征三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楚地环境具有广袤性和特殊性,这决定了其名物的多样性和地域性;楚地民俗既崇拜动物又崇拜植物,这决定了其名物的神异性和实用性。生于斯、长于斯的屈原在运用《离骚》名物时,自然会受到它们的影响。同时,楚地名物一旦被屈原组织到《离骚》中,就不仅是物质形态的呈现,还是精神品格的象征;而《离骚》中的"名物世界"存在着两大系列的对立——香草与臭草、善鸟与恶鸟,这正是屈原用以象征"人的世界"中的两种人格的冲突——明君与昏君、贤臣与佞臣。     

论《离骚》称"经"与刘勰《辨骚》

汉代关于屈原评价的一场论争,其实是围绕《离骚》称“经”这个问题来展开的,本质上是在两汉经学视野中儒家功利主义诗学观的价值之争。对屈原《离骚》的公允评价以及六朝以后《楚辞》在集部以一书而独立成类,则与刘勰《辨骚》对此所作的辨析和总结有密切关系。     

论屈原的人生悲剧及《离骚》的悲剧审美价值

屈原的人生是悲剧性的人生 ,造成他人生悲剧的原因主要有 :理想与现实的尖锐矛盾 ;“致君尧舜”的努力与“哲王不寤”的激烈冲突以及矢志而决不随俗 ,恋国而决不去国——屈原可以避免悲剧却选择了悲剧。《离骚》是屈原的血泪之作 ,其中所表现出的悲剧精神、再现出的情感冲突、构成的悲剧情节、形成的悲剧气氛 ,无不具有悲剧审美价值     

论《离骚》冲突的艺术美

《离骚》以“自叙”、“述史”、“神游”这三个密切联系的艺术环节，借助神话思维表现了自我的精神存在和楚国贵族的矛盾差异，诗歌以戏剧化的矛盾冲突显现了美学特征。诗人试图以幻觉的神游来超越现实的矛盾，但最终失败，以悲剧性的自杀实现人生的价值，获得审美意义和道德意义的升华。     

论《离骚》的结构模式

<离骚>的结构模式并非单一,而是按照特定的文学惯例与代码,组合成各自不同而又相互依存的书写模式.<离骚>有序乱、对话、行动、回抱四种结构模式.<离骚>除序、乱外,其主体部分即围绕不吾知的主题进行了两次对话,两次行动.每次对话后各采取一次行动,两次行动目的皆为求女.如果说对话是屈原身陷精神困境的真实写照,那么行动则是他摆脱现实困境的真实记录.如果说对话是屈原宣泄情感的途径,那么行动则是他实现理想的尝试.求女也就是求知音,具体而言,就包括上求贤君和下求贤臣两方面的内容.<离骚>这四种不同的结构模式一方面是屈原自觉借鉴和吸收巫歌形式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他为了表达情感的需要而精心构思的结果.     

《离骚》乱辞新解

自东汉王逸以来,学界对<离骚>乱辞的解释存在颇多争议和疏漏,譬如彭成为何许人,为一或为二,彭咸水死说的证据何在,释彭成之所居为水死的合理性又何在?本文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楚辞>文本和当时语用实例,提出:彭成本为二人,彭咸水死说系汉人因屈原水死逆推所得,<离骚>中的彭咸是诗人对他所请教的巫师的借代称呼.居是安顿之意,从彭成之所居即听从巫师的指点,所居的内容则是远逝,这在<离骚>文本中皆有落实.因而<离骚>乱辞只是对前文的总结:前二句对应诗歌的前半篇,痛陈国无人莫我知的苦闷;后二句对应诗歌的后半篇,叙述彭咸等巫师的指点以及诗人如何听从他(们)的安排.     

《离骚》比兴的拓展

《离骚》比兴手法在《诗经》基础上进一步拓展,突出表现在:比兴形象由具体向抽象的变化;比兴由单一性向联系性发展;比兴范围更侧重于向政治宗教领域扩展;《离骚》比兴手法的贡献。     

回忆与想象:论《离骚》的时间意识

真正让"时间"成为一种自觉的诗学意识的,当归功于屈原.在<离骚>中,他就对时间表现出异样的敏感和独特的体验.他往往把时间感受同人生感慨联系起来,将自然时间转化为心理时间.就<离骚>的时间意识而言,其表达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通过时间名词、时间副词以示表层时间,另一种是通过自然物象的变化、活动空间的转换以示潜层时间;其表现内涵也有两种,一种是通过回忆过去来表现"时不我遇"的失落感,另一种是通过想象未来来表现"时不我与"的忧患感.正是在与时间的对抗中,他展现出自己饱经沧桑的人生经历,表达了自己饱含血泪的生命情绪.     

试论《离骚》中的多元文化影响

《离骚》是时代的产物，是楚文化的产物，但更深入一层看，它是整部上古文化的产物，是千百年来四方百族多元文化交融汇聚的结果。东南西北各方文化在楚国这块土地上碰撞、融化，造就了楚文化的独特魅力，也造就了《离骚》独树一帜的多元文化色彩。反言之，《离骚》也映证了华夏上古文化的丰富性、复杂性、多元性。     

《离骚》构架的“主峰”探析

《离骚》是一首涵量极其丰富的长篇抒情诗。曾国藩与友人论文说过：“万山旁薄,必有主峰。”《离骚》建构的主峰是什么？本文认为：屈原实现美政的崇高理想,已绝望于楚国,自然把眼光投向别国;然而他对宗国的深厚感情又使他难以去国,这一矛盾冲突把屈原推向了极端烦乱和痛苦的深渊,也构成了《离骚》的主峰。全诗便围绕这一主峰而展开、而进行、而终结     

《离骚》艺术风格的形成原因探析

《离骚》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领略楚国瑰奇神秘的巫卜文化的机会,也充分展现出屈原那完全不受羁绊的富有创造性的艺术想像力。可以说,＂凭心而言,不遵矩度＂,正是屈原理想追求最自我的体现。而这一切恰恰反映了屈原生活的时代——楚国的政治现实和民俗风情。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屈原生活的时代和当时的民俗风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和影响着《离骚》艺术风格的形成,而《离骚》的艺术风格又反过来促进和影响了中国文学中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     

《诗经》成词与村社风俗名物考

《诗经》成词流布于当时的“民间” ,在当时是“常言”。因为是上古村社时代特定的社会组织 ,生活风习和物质文化的记录。“稼穑”颇有今所谓“自食其力”的味道。“耦耕”指三代“二牛三人”举家协耕的耕作方式。“清明”是春耕时节天雨转晴的天象征兆。“辰告”即关于“农时”的“诏诰”。“农郊”有“娶女”之古义     

洪兴祖《楚辞补注》所载《离骚序》作者再探寻

关于今传班固评价屈原之语前后抵牾原因的探求,学界多有论述,或以为乃评价标准不同之故.然宋人晁补之已疑"露才扬己"说或为贾逵语.从洪兴祖<楚辞补注>中洪氏的一条校语出发,对比分析今传班固所作的两篇<离骚序>和<离骚赞序>,又以刘勰<辨骚>所引<离骚序>文字与现今所传<离骚序>文字上的差异,结合班固评屈的其他文献材料和贾逵的学术偏好与创作经历,进行综合分析、研判,世传所谓班田<离骚序>中"露才扬己"一说当为贾逵语.     

从朗吉努斯的《论崇高》看屈原的《离骚》

西方美学一般把审美意识区分为优美与崇高两类，古罗马时代的希腊文艺理论家朗吉努斯在其名著《论崇高》中，早已勾勒了崇高之不同于优美的基本特征。本文作者受朗吉努斯著作的启发。对屈原的《离骚》作了细致的分析，认为《离骚》不是一般的优美所可以概括的，它所体现的是一种崇高之美，文章最后强调，崇高在西方源于希伯莱文化，以忧患意识为其思想根源，《离骚》的崇高与屈原所遭遇的忧患也有密切联系。作者希望我们今天能够多一点忧患意识，能在文坛上出现像《离骚》一样崇高宏伟的诗篇。     

试论《离骚》中的企慕情境

企慕情境这一诗学主张是由钱钟书先生提出的,它不仅仅表现男女之间爱慕之情,也常常用来表现人们对生活中美好理想的向往和追求。用这一诗学观点来反观屈原,我们就会发现,在《离骚》中表现出的企慕情境就是诗人对美政理想的热烈追求以及求而不得的悲剧结局。     

《离骚》文体风格比较探源

自《楚辞》产生以来,历代学者对其风格有过许多表述。对《楚辞》风格的种种表述有一个共同的源头,那就是以司马迁、班固和王逸为代表的汉代学者对《离骚》的总体风格的论述。司马迁以"兼"确认《离骚》的总体风格。班固以"弘博丽雅"定位《离骚》的总体风格。王逸以"博远"概括《离骚》的总体风格。以世界诗学为参照系对这些学说进行辨析,有助于我们认识《离骚》的总体风格,也有助于认识《楚辞》和整个诗骚传统,从而推动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的建设。     

试论《离骚》中的企慕情境

“企慕情境”这一诗学主张是由钱钟书先生提出的，它不仅仅表现男女之间爱慕之情，也常常用来表现人们对生活中美好理想的向往和追求。用这一诗学观点来反观屈原，我们就会发现，在《离骚》中表现出的企慕情境就是诗人对美政理想的热烈追求以及求而不得的悲剧结局，     

《离骚》的比兴艺术和比兴体系

文章认为:<离骚>不但发展了比,而且发展了兴,创造性地将比兴融为一体,共同推向了象征的高度,成为比兴完美结合高度统一的象征艺术;<离骚>的比兴象征,按其不同的对象和层面,可以分为单个事物、典型情节和通篇比兴三个系列,也就是说<离骚>中包含着三个层次和形态的比兴象征,从而构成宏伟完整的比兴象征体系.这是屈原对我国诗歌比兴艺术的极大丰富、发展和创新,并且把它推向了前所未有、后难企及的高峰,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独领风骚、笼盖古今的伟大意义和极其深远的影响.     

《离骚》、《俄狄甫斯王》之比较透视

本文认为《离骚》和《俄秋甫斯王》具有适合悲剧本质界定的许多共同特点，但《离骚》属于别一类型的悲剧作品，它采用了楚国巫风的戏剧形式展示了深刻的悲剧内涵，具有一般抒情诗所没有的浓烈的戏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