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撰著《史记》的动机与目的

本文认为司马迁写《史记》的动机是多重的,有深层的情绪动机和表层的功名成就动机及职业道德动机。他把《史记》作为史书和子书来写,并将二者完美地融于一体。《史记》的客观社会效果和影响与主观创作目的基本一致。     

中国古代感生神话非图腾崇拜说初论

2 0世纪的中国学者看到中央澳洲土著的图腾感生信仰与中国古代的感生神话有表面的相似性 ,故而对其作了图腾主义的解释。但考虑到图腾制度的复杂多样性和不普遍性 ,中国文化的现实主义主旋律 ,以及中国的感生神话出现在文明时代等因素 ,中国的感生神话实际上并非图腾信仰的反映 ,而是体现了“宠神其祖 ,以取威于民”的现实主义思想。学者之所以误把中国古代的感生神话当作图腾崇拜的反映 ,是受古典进化论影响的结果。     

论孔子对司马迁及其《史记》的影响

司马迁推崇孔子，并把自己写作《史记》比作孔子作《春秋》，在《史记》中多次引用孔子及其《春秋》之言语，甚至以孔子语代言．《史记》的撰著，深受孔子实事求是的治史态度和寓论于史的修史方法的影响．     

汉家改制与《史记》

本文认为汉家改制过程正是《史记》酝酿、构思、著述的阶段，司马迁父子的毕生事业都与改制联系在一起。笔者从十个方面分析了汉家改制对《史记》的影响。     

《史记》语言艺术刍议

《史记》内容博大精深 ,语言独具魅力。司马迁巧妙使用典籍 ,将其佶屈聱牙的古语予以改易 ,把艰涩、僵化、含混、拗口的词语作以串释 ,并对今词进行选择、提炼 ,寓繁于简 ,使之蕴涵更丰富 ,语意更新颖。其至善尽美的语言艺术 ,为后世所垂范。     

司马迁 写史记用了多长时间

司马迁，字子长，别名太史公，男，汉族，公元前145年农历二月初九生，属相猴，星座白羊座，陕西省韩城人，历任汉武帝刘彻的警卫秘书，西汉朝廷国家图书馆馆长，西汉朝廷办公厅主任。是我国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星象家。史学代表作品有《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星象学代表作品《太初历》，就是沿用至今的历法，改变了秦朝以前的正月在十一月份的情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及其《史记》综论

司马迁是西汉时最重要的历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他所著的《史记》不仅是汉代学术史上的最重要著作,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不朽经典,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史记》的资料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依据朝廷内外的丰富藏书,二是根据实地考察的所见所闻。《史记》的体例,分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史记》的思想倾向,首先,司马迁看透了当时的世态炎凉,陈古刺今、借浇块垒。其次,他对于狱吏的残酷,也有切肤之痛。最后,在一些历史人物的描绘中,寄托了自己崇高的理想。《史记》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它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范例,不仅是史学巨著,而且是史传文学的典范。魏晋以后,《史记》逐渐在世间流传开来,隋唐以后《史记》又传播海外。     

《史记》写人格

对人格的揭示,是《史记》创作的重要目标。司马迁认为君子人格有五个基本要素,本文通过《史记》对孔子、秦始皇、刘邦、项羽、伯夷、李广、韩信、陈胜、李陵诸多人物的人格描绘和评价,探索司马迁《史记》的人格观。     

《春秋》家与汉魏时期《史记》之流传

考察<史记>汉魏时期之流传状况,有一个非常显著但却向为论者所忽略的特点,即汉魏时期<史记>之流传与<春秋>家有着极为深切的关系.与<史记>流传密切相关的人物中,其事迹稍可推详者,如杨恽、褚少孙、刘向、刘歆、扬雄、陈元、段肃、冯衍、班彪、班固、杨终、延笃、颍容、谯周等则多具<春秋>学渊源,而且不少人本来就是以<春秋>名家.<汉书·艺文志>将司马迁<史记>列入"六艺略"的<春秋>家,是深切其实的.<史记>是西汉中期方兴未艾的<春秋>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春秋>家之"一家之言"     

《史记》的礼治思想探析

礼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礼治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特征,礼的历史即是中华民族心灵的文化史。司马迁在《史记》中有关礼的阐述,在中国礼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从社会功能、情感因素、历史沿革三个本质方面来看《史记》的礼治思想,虽然带有等级社会的印痕,但同时也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史记》倡言的礼,虽然因强调礼的社会规范功能而表现出浓厚的封建伦理政治色彩,但同时也具有人文精神;《史记》言礼,虽然强调礼有损益,但也重视对礼的坚守。"缘人情而制礼"是司马迁的重要礼学观点,在以往的研究中却多有忽略。探析《史记》的礼治思想体系对人性和人情的关注,有益于准确把握《史记》礼治思想的精华。     

略论前代学者在元刻《史记》彭寅翁本著录中的得失

国内外前代学者在元刻《史记》彭寅翁本的著录中存在诸多问题 ,特别是其中影响最大的涩江全善、森立之及傅增湘、贺次君等先生的著录。因此 ,有必要澄清前人在此问题上所出现的错误 ,并探究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 ,进而为古籍善本书目等著作的撰写提供借鉴     

《本草经集注》所载“陶注”中的知识类型、药产分布与北方药物的输入

陶弘景集注古代药学知识的意义,在中国本草学的发展历程上,乃是承先启后;在医疗史的研究范畴里,则是反映相关知识在特定时空背景下的变革。中世以下的批评者们,大多着眼于知识本体的正误,他们虽然推崇陶弘景在文本体例上的贡献,但却对陶注的内容多所抨击,认为其有悖博物宗旨。不过,换个角度来看,陶氏的注文,其实正适足以反映历史变迁,对医学与医疗所产生的影响。在这个视野之下,陶注本身就是一种因应外在环境变动而产生的知识集成。因为半壁江山,影响的不止是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还包括了药学的体质,以及药学中有关药物基原与产地的信息重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