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文学史"的文学史学审视

“重写文学史”是近十多年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系统最为强势的话语行为。谢冕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 ,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和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是最具代表性的史著。它们从诸多方面体现了当下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它们为 2 1世纪新型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出现奠定了实践基础。     

香港文学对于"重写"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意义

在1980年代后中国内地"重写文学史"的学术格局中,香港文学的历史存在潜在而强烈地影响着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建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较具包容性的社会空问接纳的左右翼文学格局挑战了以1949年为界形成的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分期;1970 年代后的香港文学与香港稳定的多元价值社会结构相呼应,以其在全球性背景下开始的多元化进程和雅俗课题上的突破揭示出20世纪后30年中国文学的整体性.这些都根本性地拓展了中国内地学术界建构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思路,使之得以摆脱"中原心态"、"启蒙思路"等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遮蔽,建立起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文学互为参照的格局.     

重写文学史视域下的民国文学研究

民国文学研究植根于这样的语境:1980年代出现的“重写文学史”思潮及1990年代以降对这一思潮的质疑.“重写”与“质疑”代表了各自不同的文学史观念,通过对它们进行总结与反思,民国文学研究得以确立了其新的“历史化”学术目标.然而,真正的“民国文学史”写作也会遭遇很多难题,在逐步解决这些难题的过程中,需要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对“民国文学”具体现象的分析和研究之中.     

文学的"现代性"与文学史观问题

“重写文学史”带来了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研究的新发展,这些发展也促使了文学史观的改变和文学史理论的发展,这其中关于文学“现代性”的思考和探讨是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研究和文学史观变化的重要因素。对文学“现代性”思考和文学史观探讨的深化,正在促使一门新兴学科的兴起,这就是“文学史学”。     

文学实验与灵魂探险——论残雪的文学创作

残雪是一位值得深入研究的中国当代现象级作家。她不断进行文学实验,并提出了“新实验”文学的概念。从早期的《黄泥街》《苍老的浮云》,到1980年代后期的《突围表演》,再到近期的《激情世界》,残雪始终致力于通过文本实验和叙事话语创新,探索自我的深度和灵魂的深渊。残雪对“自我”有着深刻的认识,并对自己的作品有着深入阐释和高度评价。然而,她的作品是否真的达到了她自己所评价的高度,还需要文学史的检验。     

文学史重写的先声——论瞿秋白的文学史"整理"观

文学史写作往往不是纯学术事件。早在20世纪30年代,瞿秋白就提出要对中国文学史进行革命的"整理",实质上最早涉及了近现代以来文学史重写与革命逻辑的关联。瞿秋白文学史"整理"观的意义有两点:一,作为红色文学史写作意识的发端,开辟了此后革命形态的文学史叙述先河;二,率先倡导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学史重构模式,把文学史写作纳入意识形态的理论体系建构中。     

"重写"的追问与反思——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重写问题提出与讨论的思考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重写"问题是近10多年来中国音乐史学界影响较大的一个问题。本文针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重写"问题的提出与讨论,从有何原因、有何学术智识以及如何健康发展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指出"重写"问题的提出和讨论有着深层的学理原因,以及"重写"的讨论积累了诸多学术智识的光华。同时,也指出要使"重写"问题的讨论健康发展,学界应该以平和的学术态度、宽宏的学术视野和双赢的学术效益观来把持我们的对话空间,应该以对人的终极关怀为目标,真正以人为本。     

论重写中国哲学史的方法

重写中国哲学史,应当破除陈旧的道统观念。对于任何一位哲学家,都不能当成崇拜的对象,而应当成研究的对象。倘若视其为崇拜对象,往往只能歌功颂德,啧啧赞叹,便无法对其作辩证评估和定位。只有视为研究对象,才会抱着辩证评估的态度,一方面指出其学说中的合理内核,另一方面指出其所受到的时代局限。重写就是重新评估,即从分析的角度判断哲学家的贡献与局限,从综合的角度确定哲学家在哲学史上的地位。     

论寿祝文学"和"的内核

寿祝文学(寿诗寿词),在中国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尤其南宋寿词创作之多,更是被前人质疑.但我们将它还原到民族悠久的文化背景中,会发现它始自原始的祭祀礼仪文化、发展于儒家倡导的中庸和谐的主流思潮,鼎盛于南宋新理学的勃然兴起.从原始祭祀到寿圣寿官再到寿亲寿友,涉及到各个时代各种层次的寿祝活动,寿祝文学的创作也就从一个个细微的角度真实而形象地反映着作者浓厚的生命意识和希冀社会"以和顺天、以和兴邦、以谐安民"的主观意识.     

北宋笔记特点及地位论略

自南宋起对北宋笔记的评价就显示出了两种不同的倾向。在后世研究中北宋笔记也远不如当时的话本、史传等文体引人注目。这是因当时笔记评价标准往往与史学、小说相牵混所致。通过对北宋笔记与魏晋南北朝及唐代笔记的比较。可以发现北宋笔记是笔记史发展的重要阶段，在主旨、内容、艺术表现、风格等方面都显示出其自身的特点，形成了南宋以至后世笔记创作的主要模式，对后世笔记影响深远。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与重写中国哲学史

假如仅仅依据西方的"哲学"标准,中国哲学确乎存在"合法性危机".惟有在"特殊性"的哲学形态中去把握"家族类似"的哲学共性,惟有真正的"问题意识"在汉语言世界中得以"自我表达",惟有真正的"问题"和真正地"提问"落实在从"认知性的哲学"(cognitive philosophy)转进到"引导性的哲学"(orientative philosophy)的写作实践之中,我们才能承诺并实施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范式创新","中国现代哲学"才能寻找到并完成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超越之路.     

"'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还是'人类学笔记'"学术争鸣的重要意义

<东南学术>开展的马克思晚年笔记的学术争鸣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一,表示我国学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从一般原理的研究进入到重视文本的探讨.这种文本的探讨深入到唯物史观的三个方面:一是这一历史观在唯物史观制定初期没有也无法制定的部分,这就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的内容;二是社会发展规律与社会发展道路的关系问题;三是马克思史学研究的方法问题,这表现为逻辑方法与实证方法的关系问题.对此,争鸣双方都在各自研究的基础上有着深刻的理解.其二,双方的分歧是同我们以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层面上对唯物史观理论的理解有关系.长期以来,哲学教科书遵循的是"二分板块"结构(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二者的关系是前者对后者是一种"推广"或"应用"的关系.今天我们关于马克思晚年笔记的争鸣,既涉及对"二分板块"观点下的唯物史观理论如何制定的理解,又与这一理论体系、历史使命或它的与时俱进的理论性和实践性有关.     

文学发展机制与重写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百年写作的缺憾 ,文艺发展论滞后是一个重要原因。文学发展的因素和机制 ,赋予文学史写作的审美的历史社会学方法 ,对文学史的结构、模式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范本。以审美理想范型作为文学史结构的核心范畴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相结合的有效途径 ,也能够在一本文学史里形成多样的模式     

文学经典:"筛选"与"危机"

经典的文学作品认定,依赖于经典所处的历史人文环境;经典的认定,并没有固定的标准,而是在不断地被阐释的过程中变化着.在当代中国,诸如《西游记》这样的经典,时不时被人戏仿,这意味着经典"危机"的来临,还是经典作为经典不可避免的遭遇?本文认为,真正的经典可以被"冒犯",但经典本身反而可能由于"冒犯"而获得更深刻的理解.     

象征性的女性书写——论残雪创作中的女性色彩

进入90年代,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到文学活动中来,尽管文学界对"女性文学"的界定是众说纷纭,但对"女性文学"的存在几乎一致认可.本文试图从女性写作的角度来评度残雪的作品,探讨其中更隐秘更具象征性的女性书写.     

论重写历史的三种形态与历史自觉

关于何为"历史"?学界颇具纷争,大体而言,其内涵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人类过去活动过程的本身,二是指对人类过去活动过程的记录与解释。对历史的不同理解会直接影响人们对重写历史的态度。从各家论述考察,重写历史主要包括当代人述前代史、当代人述当代史以及当代人述通史等三种形态。当代人述前代史,体现了前代史的"当代性变化",助力于当代人反观当代史;当代人述当代史,体现了当代史的"历史承继性",助力于后代人重释前代史;当代人述通史,旨在"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助力于当代人反思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及其得失成因。历史是"具体"的,历史著述者重写历史旨在向人们揭示具体历史的变化。如果将历史看作是对过去发生的各种活动的一种不完整叙述,一种满足后人需求的不稳定的文本形式,并不会损害历史的价值与意义。如此讲,并非凸显历史学家对历史的"无知",也并非呼吁历史学家放弃历史书写,而是提请历史学家提高重写历史的自觉意识,呼吁史学界不断重写历史,这既是历史著述者的时代责任,也是史学界的历史担当。     

文学经典危机与文学教育

随着消费社会的来临,文学经典在精神生活与文化建构中的重要性明显衰落,经典化机制本身的合法性受到理论质疑。定位为人文教育与审美教育的文学教育可以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地调节、完善消费社会的价值体系,培育消费社会中理想的文化主体。经典文本的人文价值与审美价值久经检验,是文学教育之范本,应该为受教育者认真研读。     

短篇题材的重写:萧红居港期间的小说创作

萧红居港期间创作了两部长篇代表作《呼兰河传》和《马伯乐》,三个短篇《后花园》、《小城三月》、《北中国》和一个口述小说《红玻璃的故事》,可说是萧红小说创作的高峰期。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部长篇小说都涉及重写短篇题材。这一独特现象为人们考察萧红居港期间的创作自觉意识及其民族性思考提供了解读的空间。萧红在《呼兰河传》里,对短篇小说《家族以外的人》、《后花园》中的有二伯和磨倌等形象进行了再造与重写。在小说重构过程中,萧红游走于情感诗意与理性概括之间,叙述视角、立场和表现主题亦发生相应变化,从中可以看出萧红居港时期的小说创作题旨及其内在规律,以及她如何执着于作家姿态的独立性,而成就了她在居港期间小说创作的独特性。     

"重写文学史"的必要性与悖谬性--文学史批评的解释学导论

随着对追求编史工作客观性传统的重视,"文学史"的释义循环与悖谬性特征得以揭示.正是文学史的循环性决定了重写文学史命题的悖谬性;也决定了重写文学史的必要性.     

人类学笔记,还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二答叶志坚先生

本文是为促进学术交流,回应叶志坚先生的《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还是人类学笔记——与王东、林锋先生商榷》一文而作的。文章就"确定马克思晚年笔记称谓的方法论问题"、"马克思晚年笔记的主题和思想重心"、"马克思晚年笔记的正确称谓"等三个争论的焦点问题,对叶文的商榷意见做了详细回应。文章强调,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真正主题应是"国家与文明的起源问题",而不是叶文所主张的"东方国家的发展道路问题";笔记的正确称谓应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而不是所谓"人类学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