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康拉德《吉姆爷》中的叙事判断

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吉姆爷》围绕“帕特纳号沉船事件”和“布朗事件”展开,主人公对事件的阐释判断和叙述者们对事件多元的伦理判断,与读者对“确定性”的本能追求形成了充满张力与活力的辩证关系。康拉德通过多种叙述声音使读者审美预期受阻的同时也使其更积极地与文本进行双向对话,在推动小说叙事进程的同时,丰富了小说的艺术形式,实现小说在叙事形式、叙事伦理和审美意蕴上的交融和暗合。同时,从人物的阐释判断、叙述者的伦理判断以及读者的审美判断三方面对《吉姆爷》的叙事判断进行论述,也为詹姆斯·费伦的叙事判断理论提供了一种更清晰的阐释路径。     

《孽海花》：在历史与小说之间

《孽海花》：在历史与小说之间陈子平Ａ《孽海花》最初创作时，作者和他人都视之为“政治小说”。１９０３年，金松岑完成了《孽海花》第一、二回，刊载于同年１１月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江苏》杂志第８期上。次年，金松岑翻译出版了叙述俄国虚无党历史的《自由血》一书。在...     

莫里森《上帝救救孩子》中的叙事判断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妮·莫里森的收官之作《上帝救救孩子》以当代美国社会生活为背景,描写了黑人女性布赖德的成长历程。文章借助叙事判断理论,研究小说人物与读者对“虚假指控”这一核心事件所作出的阐释判断、伦理判断以及在此影响下读者作出的审美判断。这些判断一方面推动了小说叙事进程,另一方面使一系列社会问题得以揭露,从而彰显莫里森高超的叙事技巧、敏锐的历史认知能力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     

作者与译者的对话：曾朴的《鲁男子》与法国小说《肉与死》

《孽海花》的作者曾朴虽然在文学史上以晚清小说家知名,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他重登新文坛,创办真美善书店与《真美善》杂志,并通过自己的创作、翻译和出版活动参与到新文学建设之中。在真美善时期,曾朴自觉融会自身的中西文学修养,创作了小说《鲁男子·恋》,与此同时,他还翻译了法国作家皮埃尔.路易的小说《肉与死》。在《鲁男子》的作品主题、言语方式和艺术手法上,曾朴既受到《肉与死》的启发,又进行了个性化的处理,从中可以看出曾朴创作与翻译活动的自觉对话。     

康德审美反思判断的现象学性质及其意义

研究康德美学,最好是从方法论着手。而胡塞尔现象学对于理解康德美学具有特殊意义。在现象学视野下,可以发现,反思判断是理解康德美学的关键。反思判断不同于规定判断,不是以“普遍归摄特殊”,而是“从特殊寻求普遍”,暗含着胡塞尔“现象学还原”的思路。康德的审美判断作为反思判断一开始就立足于情感（特殊）,而把对象的存在加以悬搁,超越了认识论（客观主义）美学。康德从先验主义立场出发,努力纯化审美判断,确立起情感的普遍本质结构,从而超越心理学（心理主义）美学,显示了胡塞尔现象学“先验还原”的思想萌芽。康德美学正是依靠这样一套“准现象学方法”实现对前康德美学具有重要意义的方法论革命,为近代美学向现代美学转化提供了重要契机。     

对私营企业盈利目的的伦理价值判断

私营企业盈利的合伦理价值判断的意义有４个方面。（１）作为非公有制经济的私营企业的客观存在,是由“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的,它肯定了私营企业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２）由“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的分配原则,肯定了私营企业盈利的主观目的性的合伦理价值判断的意义;（３）对于私营企业投资盈利或亏损的评价标准,只能是“有益或有损于社会利益”;（４）要坚决反对“凭借行业垄断和某些特殊条件获得的额外收入。     

论《三国演义》的思维方式——兼及《三国演义》的研究方法

本文认为,《三国演义》的创作吸取了三国故事在民间流传过程中所渗透的人民群众的道德理想和程朱理学伦理思想,从而形成了作品以伦理判断为主体的思维方式。从传统的伦理思想出发,《三国演义》通过三国时期各个政治集团之间伦理关系的描写,表达了当时人们对统治者的道德理想。同时,又揭示了伦理理想和封建社会黑暗现实之间的矛盾,并通过悲剧性的结局,以伦理思想为武器对社会现实进行了批判,又对这种武器自身表现出极大的困惑。     

表现世俗内容的《僮约》与作为宫廷作家的王褒

《僮约》及《责髯奴辞》是汉代赋家王褒入仕之前的作品,在艺术上颇有成就,表现出作者世俗化和诙谐性的创作兴趣。入仕之后,王褒的创作风格和内容与此迥异,这与当时宫廷的政治需要和审美趣味有关。     

《现代》与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传播和接受

《现代》作为1932—1935年上海文坛最有影响力的大型综合性文学期刊,在坚持"非同人"立场的同时,又总体向左倾斜,故不看好自由主义和右翼作家的长篇小说。在传播接受左翼文学创作时,《现代》的传播接受者们着眼于作品的题材意义、阶级立场和创作思想,放逐对小说艺术的构思、审美价值的探讨,显示了很强的现实功利性;对于自由主义作家的作品,也以作者在文本中所展现出的立场、态度、方法作为评判的标准,以"阶级论"作为审视的标尺,认为作家的作品并不合乎时宜,接受呈现错位;对于民族主义作家及其作品,则演绎为文艺上的相互责难与攻讦,文本的政治视角被放大,主题与艺术价值被曲解,误读也就在所难免。这一传播接受生态反映出左翼接受者们在小说传播接受的过程中为争夺文学话语权所表现出的功利性与现实性,而非文学审美意义上的传播接受。     

论沈从文的创作动因

写这个问题之前，得先加个子题：感情是创作的动因，作家一种情感赋予他一系列作品以体系上的统一性。黑格尔在《美学》里讲到情感与艺术关系时这样说：”激情是构成艺术的真正中心和真正世界，”文学写什么和怎么写，是“艺术家自己所意识到的和感受到的。”沈从文对此有许多深刻的认识，他认为“一切作品需要个性，都必须渗透作者人格和感情。”（《沈从文别集·边城集》）如果“过分加重他的道德观念的责任，而忽略产生创造一个文学作品的不可少的情感动力”（《抽象的抒情》第9面）是写不出好作品的，文学就其本质而言，不过是“见于文…     

文学创作活动中主客体之审美内蕴

文学活动作为人类对世界艺术把握的一种方式,不是以审美为最终目的,创作主体总是通过对客体的审美判断和整体性的情感性评价来表达一定的思想,从而充分体现出文学创造的特殊性。     

创伤的视觉阐释：《A.D.》与 后卡特里娜时代的新奥尔良

图像小说《A.D.：洪水之后的新奥尔良》是纽费尔德（Josh Neufeld）创作的一部关于卡特里娜飓风的历史叙事作品。小说在画面性与飓风的公共记忆之间讲述飓风亲历者的故事，挑战了有关卡特里娜的视觉档案资料，以非虚构作品的形式在视觉上客观再现了创伤现实经历。同时，纽费尔德将卡特里娜事件作为解读他者遭遇创伤的伦理框架，其间交织着诸如种族、地域等复杂社会问题，邀请读者持续不断地参与其中，解读城市文化内涵并采取行动。     

审美判断和艺术感觉——与李泽厚谈美学

刘再复最近完成了专著《李泽厚美学概论》，这一谈话系专著的一部分。谈话的要点是说明审美判断是情感、理解、想象等诸多因素同时进行的综合判断、其出发点不是概念而是艺术感觉文学批评乃是审美判断，最要紧的是从个人独特的审美感受出发．     

公司偿债能力判断规则及其构建

公司偿债能力是影响公司所有权配置的决定性因素，也是调和公司股东和债权人利益冲突的关键指标。但中国《公司法》和《企业破产法》在偿债能力判断上并未遵循一致规则。尽管《公司法》为各种股东报偿规定了约束条件，但是这些约束条件并不以公司偿债能力判断为基准。《企业破产法》确立了资债比较法和实际清偿力判断法两种偿债能力标准，但无法适用于股东报偿纠纷案件。《公司法》与《企业破产法》在偿债能力判断上的脱节应当得到纠正。《公司法》应当引入《企业破产法》的偿债能力判断标准，构建一套兼顾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偿债能力，结合资本维持规则和实际清偿力判断法的股东报偿规制模式。     

论布伦塔诺对西格瓦特存在性判断和否定性判断的批评

布伦塔诺就西格瓦特存在判断和否定判断进行了批评,这些文稿收录在奥斯卡·克劳斯教授编辑出版的《真理与明晰》一书中.通过梳理布伦塔诺对西格瓦特这两个方面的批评,进一步展示出布伦塔诺的判断理论之思想内核.布伦塔诺认为,西格瓦特对存在概念理解偏离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轨道,并将其狭窄化.同时他也指出了西格瓦特判断理论的基础及其错误起源,从而有效地夯实了自己关于存在性判断和否定性判断的理论基础,进而捍卫自己的判断理论.     

试探叶燮的审美创作主客体理论

叶燮的《原诗》是我国诗学理论著作中，少数几部具有较完整理论体系的著作之一。本文探究了其中最精彩部分之一──有关审美创作主客体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叶燮确认审美创作主体（人文）是由有特殊规定的才识胆力四要素构成的智能实体，审美创作客体（天文）则是为有特殊规定的理事情三位一体的结构，并认为＂作者之文章＂乃是＂以在我之四，衡在物之三＂的产物。叶燮这一奠基于气一元论朴素唯物主义基础上的深刻理论，从中国诗学史上看，是贡献空前的，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自我的救赎与主体的迷失——余华创作的一种解读

余华小说创作以《在细雨中呼喊》标志着一种转向，其前后作品呈现出迥然不同的艺术风貌与审美趣味。一个作家在短短的创作生涯内为什么会发生这么一次大断裂，是值得思索和探究的。经过仔细审视和分析，可以发现余华前期作品创作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我的精神救赎，是对童年时代创伤的疗救，起始多是以幻想的、夸张的、闪闪烁烁的方式，至《在细雨中呼喊》因赋予具体的生活细节而成功地实现了自我疗救，其后的创作则因主体性的迷失而使其作品徒具形式的迷幻与语言的狂欢而失去动人心魄的力量。     

判断的逻辑形式和范畴的边缘化——论隆格尼斯对康德范畴的阐释

隆格尼斯借助康德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对知觉判断和经验判断之间的区分,展示了判断的逻辑形式的作用。她认为判断的逻辑形式作为一种反思,指导着图型的产生。在此前提之下,康德的核心概念——范畴的作用被限制为综合和归摄。这样的解读,其实质是用判断的逻辑形式替代了范畴的作用,从而导致了康德的范畴被边缘化。     

林如稷小说创作的审美视角和表现方式

新文学家林如稷(1902—1976),浅草一沉钟社的创始人之一,对他的研究不多。可当我们仔细阅读了他集中创作于二十年代的某些短篇小说之后(见《林如稷选集》,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却可以发现它们具有特殊的价值:这些作品镌刻着作者对审美视角动态化和表现方式多样化着意追求的匠心;它们对于研究新文学初期小说创作的发展是颇有意义的。     

文体记忆与文化记忆的协奏——梁修《花埭百花诗》用典艺术初探

梁修所撰《花埭杂咏百首并序》（又称《花埭百花诗》）在沿袭典象、套用成说、点缀语典等三个方面体现自己的写作姿态,采取了铺叙典故、运用典故进行比较以及延伸艺术想象等艺术手法。在审美态度上,作者有意无意淡化文化记忆的政治倾向,重新调整花卉评价的审美价值判断标准与情感取向,追求一种整体上的轻松感和诙谐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