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的变化对明朝“海禁”政策的影响

在明朝建立前,中国政府对海外贸易大多采取开放、鼓励政策,中日关系的发展较为顺利。但明朝建立后,朝贡贸易和倭寇问题构成了中日关系的主要内容,而倭寇问题更成为中日关系的核心。中日关系的曲折发展、倭寇的不断侵扰成为明朝政府实行“海禁”政策的重要原因之一。     

“倭寇”新论——以“嘉靖大倭寇”为中心

明代的“倭寇”,即所谓“后期倭寇”或“嘉靖大倭寇”,在历史上曾掀起轩然大波,朝野上下议论纷纭。从那时以来,对这一历史现象的认识始终是很歧异的。当代中国的历史论著至今仍存在概念与史实的混淆。“倭寇即日本海盗”这种似是而非表述值得商榷。嘉靖年间东南沿海所谓倭患的根源,在于明朝严厉的海禁政策与日趋增长的海上贸易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被人们称为“倭寇王”的王直,是徽州海商出身,把他放在当时国际贸易大潮中审视,许多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艺海兰心 桃李芳华（二十七）

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影视表演系每年毕业汇报都会排演一部大戏，第一届排演莎士比亚的经典剧目《第十二夜》，第二届是曹禺的《雷雨》，第三届副系主任张怡老师选择了一部能展现北戏教学特色的剧目《光照千秋》。这部戏借用了戏曲的元素，讲述了戚继光抗倭的一段故事--选取了戚继光建立新军，驻守浙东，率领台州百姓英勇抵抗倭寇的一段历史，将史实和民间轶事融为一体，重点着墨戚继光面对大义和利益的对立，纪律和亲情抉择时的坚定意志。因当地腐败官员和倭寇勾结，对戚继光进行了构陷，戚继光在民族大义和儿女亲情之间有一个抉择，牵扯到腐败，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上演后反响非常好。     

戚继光视野下的明代潮州社会

明朝中期戚继光等率领的明朝部队一举平定潮州吴平海盗集团,威名大震。朝廷命其兼管潮惠二府以加强对潮州地区的统治。戚继光南北征战,所向披靡,正值意气风发之际,对此任命却百般踌躇,多次上书请辞,最终使朝廷收回任命,其表现令人费解。文章分析了戚继光认识潮州社会的条件以及对潮州地区的看法,论证了戚继光拒绝任命的原因,我们可以从中领会潮州地区的社会特点,这也是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国家与区域关系的表现内容之一。     

明代兵部尚书喻安性澳门驱倭

明朝万历中期,占据澳门的葡萄牙殖民者曾经收买三千多名日本倭寇,经过操练后不断骚扰广东沿海,掠夺华人财物。正值明朝朝廷准备出兵进剿之际,时任广东巡海使喻安性单骑进入澳门与葡萄牙人谈判,最终使葡萄牙人将日本倭寇遣散回国。喻安性,明万历二年(1574年)生,浙江嵊县(今嵊州市)人,字中卿,号养初。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喻安性中进士,历任南昌府推官、礼部主事、吏部给事中。     

略谈俞大猷在平海卫之役中的作用

平梅卫之役,是明代抗倭爱国战争中的一次重要战役,是役收复了被倭寇占据的平海卫和兴化府城,擒歼倭寇二千三百七十余人,救回被虏男女三千余人①,给予盘据福建沿海之倭寇以沉重打击,为在福建全境最后肃清倭寇奠定了基础。平海卫之役的胜利,是以俞大猷、戚继光、刘显等为代表的爱国将士,历时半年,协同作战而取得的。但是长期以来,史学界把此役的最后获胜,归于戚继光的名下。对俞大猷在此役中的作用,则常常忽视不书,至多是作为配角而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     

中原邮电先行官师继光

1991年10月8日，《人民邮电报》隆重推出第三届读报知识竞赛，试题中这样写著：邮电系统有一位靠自学法律取得律师资格的省邮电管理局长目前在哪个省任职。他就是现任河南省邮电管理局局长的师继光。师继光，高高的个子，雄健的体魄，一见面就令人想起中国历史上平倭寇的戚继光     

略论嘉靖倭患——与“反海禁”论者商榷

倭寇侵扰始终是明代的一个严重问题。明世宗嘉靖时期(公元1522年——1566年)一直被我国史学界公认为倭寇猖獗、为患酷烈的时期。近年来,有些同志对此提出异议,他们认为:嘉靖时期的“倭寇”,其基本成员乃至首领都是中国人,真倭即日本人极少,又不占主导地位。他们提出:嘉靖“倭患”的根本原因,是明朝封建政权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压制新发展起来的私人海上贸易,迫害海商。由此推论出:嘉靖“倭患”是由海商领导的反海禁斗争。这一斗争促进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此,笔者不能赞同,现就这一问题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就教于史学工作者。     

郁南连滩民间艺术节精彩纷呈

3月10日,郁南县连滩镇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南江文化(连滩)艺术节",10多万当地干部群众及省内外游客八方汇聚,共同感受这个民间艺术嘉年华及古老南江文化的魅力。连滩民间艺术节,相传始于明朝万历年间"张公庙会",流行于清朝,民国时期最盛。明朝万历年间,倭寇常在广东、福建等地纠合土匪乱贼对民众进行烧杀抢掠,张元勋奉令执掌广东总兵,与百姓同仇敌忾,把倭寇土匪乱贼     

与人名相关的盐城地名

盐城境内,不少地名均与人名有关。历史上,在阜宁境内的喻口镇有巢城,乃唐乾符五年(公元878年)黄巢率兵马安营扎寨处;在阜宁凤谷村西,有村庄曾曰韩王城,乃宋韩世忠任淮东宣抚使时为避水害堆筑高墩所致;盐城旧有戚家巷,相传因戚继光抗倭军驻于此而得名;大丰县境内有戚家团,也源于戚家军在此抗击倭寇;今贯串盐城南北的通榆公路,前身称“范公堤”,乃因该堤系范仲淹在北宋天圣年间主持修建,人们为铭记范公功德,才     

戴裔煊教授的新论著:《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面世

我国历史上,元末明初和明代嘉靖、隆庆、万历等朝都有过倭寇的活动。其中引起轩然大波的是嘉靖、隆庆年间(1522——1572)的倭寇和海盗。闭关自守的明朝统治阶级为了扼杀资本主义萌芽,歪曲事实,把嘉隆间东南沿海地区要求出海从事正常贸易的     

浅论明朝政治制度中的困境——以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为范本

在中国的帝制时代,自汉武帝拉开"独尊儒术"的序幕后,儒家文化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权力与一整套的道德体系联盟,成为治理国家的工具。黄仁宇先生以大历史观为基点,书写了看似无常的一年,却生动地刻画出万历年间的重要人物——万历皇帝、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作者将这些人物的悲惨命运与明朝的政治体制相互衔接,旨在说明帝国最终的灭亡是基于体制的僵硬,政治制度充满道德色彩是阻碍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本文肯定黄先生所选取的分析角度,同时指出,在说明明朝的政治道德化问题时,还可以从明朝下层民众的角度分析。     

登州火炮营及其对华贡献

明代徐光启选择蓬莱建立了一支用西洋火器武装的火炮营,雇佣葡萄牙人传输技术,用红夷大炮做装备,成为明朝装备最精良的部队。登州一时成为中国火器铸造演练的中心,登州火炮营也在多次战事中显示了其巨大威力。尽管随着兵变的发生,火炮营也随之结束了其短暂的生命,但其对我国兵器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高汝行与明代东南海防

<正> 明代中叶,倭寇经常袭扰我国东南沿海,抗御倭寇是当时海防当务之急。在抗倭斗争中,担任过浙江温、处二府(北起杭州弯南至温州弯)军政要职的就是我省晋祠人高汝行。高汝行字修古,号东庄,明弘治六年(1493)生。正德十四年(1519)中己卯科进士,正德十六年,登辛巳科进士,殿试授户部主事。嘉靖元年(1522)受皇帝“业精绘术,克笃操修”的褒奖。旋“督理淮捣漕运。”后因政绩卓著,升任安徽庐州知府。在庐州,“课农讲学,振兴文教,民皆仰之。”     

浅论明朝嘉靖年间的永保土兵与抗倭战争

有明以来,东南沿海一直受到倭寇的骚扰,成为明朝最大的边疆危机之一。嘉靖时期,倭乱达到了顶峰。在明中央军剿倭不利的情况下,朝廷决议征调永保土兵赴前线抗倭,取得了重大胜利。而胜利背后却有其重要的原因。     

试论“永保土兵”在抗倭斗争中的功绩

<正> 湘西土家、苗、汉、白等族人民,素以勤劳勇敢、热爱祖国而著称于世.这一点在抗倭斗争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笔者就永保土兵在抗倭斗争中的功绩、作用和地位问题,谈谈自己的浅见.一、倭寇肆虐 明政府军无力抗击倭寇骚扰我国东南沿海,实际上从明太祖统治时起就时有发生.不过,当时明朝军力强盛,将才济济,政府亦重视东南沿海边防,因此,虽有倭患,却未酿成大祸,还是“边境晏然”.     

也谈《水浒传》成书时间之内证——与张培锋先生商榷

在对张培锋先生《关于<水浒传>成书时间的几个“内证”考辨》一文的详细探求后,可以发现张文反驳石昌渝先生《<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考》,其所举事例和证据有明显错误。关于“土兵”、“白银”、“腰刀”和“子母炮”等,正如石先生所考证,可以作为《水浒传》成书于明朝嘉靖初年的内证。     

简述土家族军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

聚居在我国湘鄂川黔边区的土家族,是一个勤劳纯朴、尚武善战,不畏强暴且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民族。明清时期,它和汉族及其它少数民族人民一道,为反抗外来侵略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本文就土家族人民在明代抗击倭寇、在清代反抗西方宗教侵略的斗争,作一简述. 一、抗击倭寇对江浙沿海的骚扰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千年来,有着友好的历史往来和文化交流。从14世纪开始,处于南北朝时期的日本,封建诸侯割据,矛盾尖锐,相互之间战争连绵不断。在战争中失败的溃兵、败将、武土、浪人,流为海盗,进行走私和海盗活动。他们在洪武年间(公元1368——1398年),经常骚扰我国及朝鲜的沿海地区,史称他们为“倭寇”。明永乐17年(1419年),明总兵刘大江破倭寇于望海嵎(今辽宁金县东北),倭患之势浙弱。明正统四年(1439年),倭寇侵扰浙江的桃渚村,屠戮人民,烧毁房屋,造成“积骸如     

从明日勘合贸易的历史进程看“宁波争贡事件”

明代中国与日本的朝贡关系确立于永乐初年,而废止于嘉靖中后期,前后持续近150年之久。日本自应仁之乱以后,室町幕府的权威每况愈下,由其主导的对明勘合贸易逐渐落入大内氏与细川氏的掌控中。为独占贸易权,大内氏与细川氏明争暗斗,各不相让,嘉靖二年更是发生了著名的“宁波争贡事件”,对此,明朝并未予以深究。大内氏在独占对明勘和贸易后,先后派出两批使团,为明朝所接纳。其后,大内义隆为其陪臣陶晴贤所弑杀,明日勘和贸易失却了支持,遂告断绝。     

从“兴灭继绝”到“郡县其地”——论明太宗安南政策的连续性

永乐初,明太宗册封胡汉苍为安南国王,双方藩属关系得以维系。但此过程中,安南不断侵扰边地、攻占明朝其他藩属国,违背了明朝所主导的藩属体系下“字小事大”“保藩固圉”等原则及交邻政策,最终以陈天平事件为导火索,明太宗则决定以“兴灭继绝”的方式重立陈氏。胡汉苍截杀陈天平后,明太宗派兵征讨安南,并“郡县其地”,将其直接纳入明朝的统治范围。无论“兴灭继绝”还是“郡县其地”,都体现了明太宗对安南政策的连续性,以及藩属体系演进过程中原则性与灵活性相融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