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与政党及其意识形态

受西方精英主义民主理论的影响,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打上了精英主导和精英塑造的明显烙印;知识分子则通过介入政党政治进行了组织重建和意识形态重建工作。民国时期,政党意识形态占据了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知识分子则构成了政党的主要部分,并承担起了构建意识形态的任务。     

土改文学视野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土地改革是一场自上而下的社会运动,而中国共产党的土改政策路线是依靠深入乡村的土改工作队来执行的.土改工作队在改变乡村的同时,也受到土改运动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土改工作队员在此过程中的锻炼与改造,尤其是知识分子出身工作队员.土改运动不仅仅是社会运动,更是一个触及人思想的运动,各阶层人物在外力的冲击下,都要改变惯性意识的运行轨道.土改文学的丰富性就在于对身处其中的人物思想意识及其演变的展现,这在对知识分子的描写上体现得尤为鲜明.     

1920年代末文学知识分子的思想困境与唯物史观文学论的兴起

1928年到1932年,新文学文坛上兴起译介唯物史观文学论的潮流。这一潮流并非对政治革命的简单呼应,它有着更普遍的社会基础:唯物史观作为一种“新科学”提供了对社会、历史的整体性理解并指示青年介入社会实践的路径,它对现代文学观念造成的精神危机产生救正作用。同时,它也使得“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重心从初期的“意识斗争”转向以知识论的方式把握新世界观,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阶级意识转化的复杂性与内在紧张感。左翼青年在译介过程中对唯物史观文学论内部多样性与现实感的忽视与弱化则表现出他们在接受新思想时的根本缺陷。而鲁迅翻译唯物史观文学论所持的原则、立场与此恰好形成对照:即,不是把新兴思想作为自我解救的途径,而是把新兴思想的接受看作发现自我真实状况和面对真实状况的契机。     

论文学的知识分子间性

我们不把文学,特别是高雅文学仅仅看作是娱乐、教育或寓教于乐,而是知识分子主体间的交谈与对话,把文学,特别是高雅文学的根本性特征定义为知识分子间性。文学,特别是高雅文学,既不属于大众文化传播,也非局限于专业或学科内的学术与教育文化传播,而是知识分子场域内的精神文化传播。从历史看,文学,特别是高雅文学从来主要是知识分子场域内的事;而今天的文学有没有黄昏,要看的并非影视剧如何发达,而是今天知识分子是否处于黄昏状。中国现代的、独立和超越的知识分子其实还没有真正长大,所以,现代的真正具有知识分子间性的文学还在黎明,还在走向日午的过程当中。     

影响的焦虑——全球化、知识分子与20世纪中国文学

全球化是一个世界性的潮流 ,而与此相关联的问题却早已出现。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民族性和世界性都曾是 2 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苦苦探索的问题。2 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就是充分吸收了西方文明中先进的东西 ,可惜的是现代性的追求屡遭挫折 ,只是在 2 0世纪的最后 2 0年知识分子才又重新具有了世界性眼光。近年来 ,全球化问题的提出对更清楚地认识过去和更坚定地确立今日文学的价值观有着重要的意义     

纽约知识分子及其对现代主义文学的捍卫

在20世纪30年代的短短几年间,纽约知识分子的热情从最初的无产阶级文学转向了现代主义文学.这种转向并不表示他们原先谋求“激进传统与现代文学传统之间的和谐”的理想是错了,相反,他们只是针对动荡的政治局势作了逐步的调整,将自己与现代主义连在了一起:尽管捍卫现代主义文学,但他们还是要求一定程度地参与政治.后来,由于文学运动内部问题与矛盾的出现以及日后知识分子不可避免的机构化进程,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学运动到20世纪50年代逐渐走向衰微.文章以《党派评论》主编菲利普·拉夫为主线透视这一段历史现象.     

文学知识分子及其文化生存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作为掌握书面文化中美感经验部分的文学知识分子,其与现实世界的关系经书面文化(文学文本)的中介,既有普遍性、超越性的特征,又有自身的局限与问题。作为社会代言人的文学知识分子,是一种转型期现象。在规范化的社会中,非价值空位的边缘立场是其生存的合理性空间。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学术与政治关系的探讨

生活于民国时期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有诸多议论,其中往往透露出基于学术——政治二元对立思维的学术本位意识,其政治社会关怀则通常呈现为“刺激——反应”模式下的被动状态,从而使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普遍地处于学术——政治之间的紧张与困惑中。     

论十七年文学知识分子叙事伦理模式的生成

十七年文学中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是以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为前提的。在全新的社会制度下,知识分子虽然在理论上与工农兵具有法律上平等的社会地位,但在现实中他们又不得不接受人民的改造。在工农群众面前,我们能明显感觉到知识分子的道德自卑和强烈的罪恶感。因此,自觉地向工农兵学习,成为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获得道德救赎的唯一出路。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的情感认同是一个时代的选择,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义务和道德职责。     

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化

知识分子可以从政治社会学和文化社会学的角度加以界定,而人文化的价值目标仍然应当成为知识分子的价值选择取向。由于社会经济变革和知识分子的自身原因,使知识分子处于分裂状态。因此,知识分子的重要使命就是使自身和社会实现知识分子化,以普遍的知识分子化的形式重建知识分子的统一。     

重返“人的文学”——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之四

1980年代中国文学知识分子话语回归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重返“人的文学”的过程。最先的基本内容是对极左政治的控诉与批判,但一些作家已着眼于极左政治对人的压抑、扭曲和摧残并开始呼唤人的价值、尊严和权利。控诉与呼唤的潮流虽然遭遇挫折,但文学的人道主义并没有因此而消失。一些作家走向了个人,展示和肯定人的个性;一些作家走向人的生命,呼唤人的自然权利。“性大潮”的出现是人的自然权利在文学中的一次回归。文学因此而对人的表现有了新的开拓,但也意味着一种退缩性的转向。重返“人的文学”的障碍不仅来自以阶级论为中心的旧的权威话语,而且来自海外引进的新思潮。1980年代文学对此给予了有力的回答。     

民国时期回族知识分子与国外伊斯兰世界的交流与互动

民国时期回族知识分子通过出国交往、媒体宣传、关注研究、参与活动、彼此声援等多种方式与国外伊斯兰世界展开了前所未有的交流与互动,这不仅对当时国内穆斯林社会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而且为此后中国穆斯林与国外伊斯兰世界进一步交流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文化霸权·知识分子·文学——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研究

葛兰西认为,社会革命的前提条件和主要内容是文化霸权争夺.文化霸权争夺的主战场是市民社会,因此,社会革命的关键是被统治阶级与统治阶级在市民社会打一场以意识形态争夺为主要内容的"阵地战".知识分子是文化霸权的历史主体,文学对人民群众有巨大影响,所以在文化霸权争夺时要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和文学问题.     

走出知识分子的神话——40年代与90年代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的一种考察

“文人无行”是一个持续古今的文学主题,到了20世纪则愈加明显。审视五四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在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中,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几乎少有正面知识分子的光辉形象,而大多是不光彩的形象,是被讽刺、被挖苦、被调侃的对象。考察这些知识分子形象,40年代和90年代是两个重要的时段,具有对应性的特征。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与生活中的知识分子出现了明显的“错位”,与作家自我形象也显出了极大的反差,个中原因,值得探寻。     

论寻根文学以来知识分子形象的精神流变

寻根文学以来的知识分子形象,其形象类别、精神流变与价值取向经历了由单一到分化丰富的过程。这个时期初创作者在需要启蒙的时代带着强烈的责任感赋予知识分子形象高尚纯洁的伟大精神人格,给当时以伤痕和控诉为主调的文坛带来坚定的风气。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随着商品经济大潮的涌起和经济理念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逐步呈现出精神的断裂和政治、理想的失落状态。20世纪90年代以后,除了对“形而下”的关注加剧外,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也表现出对现实的超越性和理性精神,其精神价值日益呈现出与现实生活相对应的多样性与丰富性。     

知识分子身份认同与“五四”时期文学翻译的现代转型

"五四"时期是中国社会文化急剧变化的时期。在这一剧烈动荡的政治、文化场域里,中国知识分子遭遇了从国家、民族、文化到自我的种种身份认同危机,必须重新定位并建构新的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的重新定位与建构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现代文学翻译的形态与特征,从而完成了中国文学翻译向现代翻译规范的转型。而翻译主体不同的身份结构、身份认识与定位、文化立场与心态等身份认同问题,也决定了现代文学翻译规范的形成与形态的复杂性与多元性。     

论后发展效应对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影响——以"第三条道路"为例

民国时期产生了"第三条道路"的思想和实践,这与后发展效应的影响密切相关。知识分子作为中国 现代化的启动力量,"第三条道路"的鼓吹者和实践者,必然受到后发展效应的影响。探讨这个问题,可以帮助我们 准确地认识中国的现代化。     

“十七年”文学中知识分子精神式微探析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人物众多,但总体上刻画并不成功,真正具有知识分子精神的形象很少。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建国后"一体化"的政治语境和知识分子改造政策有关。在确立无产阶级国家主导意识形态地位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中,作家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完全以政治标准代替文学标准,知识分子形象成为一个政治符号,而不是有血有肉的"人学"的标本。     

艰难的主体重建--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

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开始了一个艰难的主体重建的过程。首先是在批判中寻找失落的主体性。当时的创作虽仍然表现着极强的政治性,但已不是追随权威话语而图解新的政治意识形态,而是试图独立地介入,寻求自己的表达。2 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坛出现了“忏悔”与“反省”的现象,文学开始更多地揭示知识分子的人格弱点。它不同于过去对知识分子的诋毁,而是标志着一种独立人格的觉醒,反省的过程也是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修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历史不应忘记文学批评与研究的积极参与。文学主体性的倡导、“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呼唤、现代知识分子精神资源的重新发现,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遗憾的是,历史没有给知识分子话语的发展提供足够的空间,从2 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它不得不面对各种反叛与挑战     

沉重的回归之旅——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之一

文革结束之后,一些作品致力于为知识分子辩护和请命,虽然大都没有获得知识分子自己的话语,但一些作品已经摆脱权威话语的全面笼罩,显示了不同于权威叙述的新特征。当时的文坛存在着知识背景很不相同的三代作家。知识分子话语复苏受益于受过五四新文化影响的老一代作家,同时也受益于50 年代那些“青年右派”作家昙花一现即被扼杀的声音。从不同话语之间的关系看,1980 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三种话语配合最为默契的一个时期。知识分子不仅支持了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而且成功地充当了大众代言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从根本上决定着知识分子话语发展状况的因素已经不在外部,而在知识分子的角色意识和自觉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