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泽华与“王权主义”理论建构

王权主义理论是著名史学家刘泽华先生提出的治学理念。这一理论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酝酿、论证,历经十余年,到80年代末正式提出,而后又经过近三十年的不断充实、提升,逐渐形成一个集权力系统、社会结构、观念体系于一体的完整的理论体系。王权主义理论从对中国古代政治和社会的反思入手,以人性论、历史观、社会矛盾观等作为分析的逻辑起点,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五四时期的批判精神为理论渊源,以阴阳组合结构为内在构成,通过揭示君尊臣卑、天道圣王四合一等思维定式,以及利用分层研究社会形态等方法,而不断趋于完善,具有重史料依据、跨学科认知、重现实关怀、强调互动与整体研究等特点。刘泽华先生提出王权支配社会命题,意在对王权主义进行反思与批判,进而倡导走出王权主义。     

无法越过的存在边界——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的艺术魅力

首先将《哈姆雷特》这部作品置于欧洲文艺复兴这个广阔的大背景之下,探索这部作品所反映的思想解放运动给人与时代带来的冲击,以及其揭示的这场运动的正面作用及其负面影响,从＂人＂的存在、价值等人文、哲学问题的视角,考察这部戏剧的悲剧意义,并由此来挖掘作品的艺术魅力。     

论《哈姆雷特》的戏剧美学精神

理性至上的戏剧精神是莎士比亚巨作《哈姆雷特》经典戏剧魅力所在。《哈姆雷特》的戏剧美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理性至上的戏剧精神,娱乐大众的戏剧功能和自然演技的戏剧表演,其核心是自然演技的戏剧表演,理性精神是时代的印记,娱乐大众是其艺术的魅力。凭借这三方面的成功组合,莎士比亚塑造的哈姆雷特成为了戏剧舞台的经典之作。     

儒家的民本思想与王权主义

民本思想总是与王权主义联系在一起。王权主义需要民本思想来调剂,否则就会走极端,王的宝座就保不住;民本寄身于王权的机体中,没有王权的存在,民本也就没有凭依。民本思想也包含对王权的约束的内容,但几乎所有提出民本主张的思想家都推崇王权,主张等级制,这就注定了民本思想不可能对君王进行有效的制约。民本是虚幻的,君本才是实实在在的。在中国,王权的幽灵之所以久久不肯离去,就在于民本情结在作崇。要根除王权主义,就要从对权力的道德呼唤变为对权力的约束,就要从对圣君的期待变为对公民权利的追求。     

王权主义反思学派的理论与方法

刘泽华先生是国内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大家,不仅提出了系统的王权主义批判理论,而且为中国学术界培育了一个王权主义反思学派。王权主义批判理论以"王权"和"王权主义"为核心概念,以"权力支配社会"为核心命题,以"在矛盾中陈述"的"阴阳组合命题研究法"和"实践的辩证法"为根本方法论,以强烈的历史批判意识和现实关怀为基本价值取向,为中国古代史以及传统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切实可用的宏观阐释框架和一套能够把文化观念、思想理论与社会现象融为一体的整体性研究方法。王权既是传统社会的结构形式,也是其组织和运作社会资源的机制,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价值系统之核心的王权主义是君主专制合法性论证的来源和依据。     

莎士比亚的“空间”

莎士比亚剧作的空间无比广大,宇宙天象在莎剧中大都具有象征意义,指示秩序与无序之间的张力。哈姆雷特说丹麦是世界这座监狱里最坏一间牢房,说他被关在坚果壳里,可依然觉得自己是无限空间的国王,这可见出丹麦王子筹划绝地反击的决心。莎士比亚习惯用舞台比喻人生如戏,世界就是他的舞台。莎士比亚本人的典型舞台是伦敦,维特菲尔德认为莎士比亚是将伦敦写成一个多层面的世界,既是国家身份的王权中心,又有藏污纳垢的底层社会。吉利斯认为《李尔王》开篇的地图场景,可以见出一种现象学的空间批判。地图密切联系着身体的欲望。《奥赛罗》则写异域空间,展示两种时间序列。莎士比亚不失为他那个时代,甚至所有时代最伟大的世界主义剧作家。     

英国都铎王朝“王权至尊”的确立

都铎王朝是近代早期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时期。王权至尊的形成则是英国近代早期民族国家形成的一个重要政治表现。王权至尊是亨利八世通过宗教改革来逐步实现的。国王突破中世纪的二元权力体系,成了英国教俗两界的至高权威。亨利八世一方面大力复兴罗马法,宣扬罗马法中加强君主权力的精神和原则。同时利用王在议会的立法权,向通过议会制定的法律寻求至尊王权的法律保障。在这个过程中,英国的王权与议会共同发展起来,王在议会取得了英国最高立法权。     

从“都铎立法悖论”析专制王权与议会的关系

都铎时期是英国历史上最活跃的立法时期之一.国王在此期的立法活动中通过控制下院议长人选、影响议员选举、必要时逮捕议员等方式施展君威,从而在立法过程中明显占据主导地位.但另一方面,随着宗教改革的发生和深化,议会立法权也迅速扩大.国王主导立法与议会立法权的同期扩大构成了"都铎立法悖论".从根本上说,"都铎立法悖论"现象是特定时代历史需要和英国独特议会制度共同作用的产物.从对"都铎立法悖论"形成的根本原因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都铎时期,合作是专制王权和议会关系的主流,但冲突和斗争一直存在,并且随着资产阶级力量的增长和独立意识的增加而日见其剧.     

从“都铎立法悖论”析专制王权与议会的关系

都铎时期是英国历史上最活跃的立法时期之一。国王在此期的立法活动中通过控制下院议长人选、影响议员选举、必要时逮捕议员等方式施展君威,从而在立法过程中明显占据主导地位。但另一方面,随着宗教改革的发生和深化,议会立法权也迅速扩大。国王主导立法与议会立法权的同期扩大构成了“都铎立法悖论”。从根本上说,“都铎立法悖论”现象是特定时代历史需要和英国独特议会制度共同作用的产物。从对“都铎立法悖论”形成的根本原因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都铎时期,合作是专制王权和议会关系的主流,但冲突和斗争一直存在,并且随着资产阶级力量的增长和独立意识的增加而日见其剧。     

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与王权交流的“文化认同”探研

"文化认同"是道教与中国封建王权的关系从原始道教时期的"对抗"转向神仙道教时期的"融合"的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寇谦之"以礼度为首"清整北天师道、陆修静以"斋仪"改造南天师道、葛洪主张"外儒内道"以及陶弘景倡导"三教合一"主张等,为道教与王权达成"文化认同"奠定了基础,通过"夷夏之争"的磨合,双方形成了事实上的"文化认同",由此双方渐渐走向了"政治认同"。     

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基督教意识

莎士比亚戏剧并不像西方有的学者所说是基督教戏剧,它所体现的是人的主体力量与自由意志。但是,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确又具有基督教意识,我们无视它也是不客观的。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基督教意识具体体现为对原罪和上帝意志一定程度的认可,对基督教伦理规范的强调,对超验——超越现世存在意义的宽恕、仁慈、博爱等人道主义精神的肯定,以及主体精神与基督教信仰的冲突与对峙。     

中世纪西欧法律观念下的王权

中世纪西欧素有法律传统。该传统既体现在日耳曼习惯法中,也体现在基督教观念中。根据日耳曼传统,习惯法源于人们共同的习俗和观念,遵循着古法原则,并非由国王制定然后自上而下推行的法律。根据基督教观念,国王和世俗政府被置于上帝和神法之下,民众对上帝的忠诚胜过对世俗统治者的忠诚。总之,法律第一位,国家第二位。在这种法律政治环境下,西欧逐渐形成了国王要在法律下统治的观念。中世纪学者不断总结阐述这一观念,最终在中世纪形成了法律限制统治权威的传统。     

论中国王权的特质

中国王权归根结底是小农父权的放大和集中体现,因此,它不仅意味着一种统治权术,而且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生存方式.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中国王权的基础,小农经济所能提供的剩余劳动是有限的,而且大抵是个常数.正是这个常数,不仅决定了中国历史发展独特的、一乱一治的社会周期性震荡模式,也由此形成了中国王权的特质,即:王权天授与以民为本辩证统一的统治思想;专制集权与孝治天下辩证统一的管理模式;伦理等差与均平权衡辩证统一的分配原则.三者是不可分割的有机体.     

从封建王权到宪政王权：论孟广林教授的英国政治史书写

孟广林教授是我国知名学者,他厘清了中世纪英国王权的概念与理论模式,并以“封建王权”和“宪政王权”书写了中世纪英国政治史。孟广林洞察了王权与议会、法律、贵族以及中下层社会的复杂互动关系,申明了王权在中世纪英国政治中的主导地位,基本破除了国内学界对辉格史学的迷思。这些进步的取得得益于唯物史观的指导、学术对话以及中西比较。中国学界既要总结学界整体研究之发展,亦应凝练学者个人之探索,才能建设具有主体性的中国学术。     

中世纪后期英国王权与贵族的关系

中世纪后期 ,英国王权与贵族关系的调整是英国政治发展的一条主线。两者间既合作又斗争的关系形成了制度化的模式。其中 ,合作是主流形式 ,斗争则往往促进了双方的合作。双方关系的变化是当时英国社会转型大环境的反映 ,具体地讲 ,双方关系的变化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     

王权主义与立宪主义——一个比较的考察

中国王权主义可分解为四个面相的思想主题,即君主至"上"论、君主至"圣"论、君主至"尊"论和君主至"贵"论。西方近代立宪主义以保障"私自治"为其规范意蕴,同时也强调国家和权力的工具性价值。作为两种不同取向的政制安排,中国王权主义与近代立宪主义的分野主要体现在建构式思维与解构式思维、秩序与自由、整体与个体及"人情"与"法意"四个方面。     

论商代神佑王权政治下的复古观念

崇古观念很早就随着先民们的原始宗教意识的产生而出现了。在殷人的祖先崇拜、自然崇拜和上帝崇拜中无不体现了对生命本原的感激和对原点的依恋。原点崇拜造就了殷人的崇古情结。宗教祭仪使先民所生活的世界秩序化。在殷代政、教合一的政局下 ,宗教信仰及仪式为王权提供了整饬世俗秩序的规范 ,而王权则为信仰和仪式的延续提供了政治保障。商代王权自觉地利用人们的这种崇古心理为政治服务 ,在施政中一再强调“承于古”的重要性 ,从而使宗教意味很浓的崇古观念转化为对旧秩序具有强烈的精神依恋的复古精神     

无讼:专制王权的另一种表达与折射

无讼是传统中国人的道德理想和统治者的治理目标。中国传统社会的厌讼、贱讼心理是长期教化的产物,盲目追求无讼的结果是重狱轻讼的专制主义司法的盛行。"无讼"是王权与专制的另一种折射与表达。在新形势下,不能单纯地将无讼当作和谐社会的目标而累积矛盾,重视通过公正的程序使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的保障,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论古埃及诺姆长与王权的关系及其作用

在法老时代的埃及,国王通过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组成的官僚系统对整个国家实行统治.以诺姆长为最高管理者的地方政府,既是王权维持专制统治的重要支柱,又是统一王国的潜在威胁.通过对诺姆长职权的变化进行考察,我们可以看出,从古王国时代至新王国时代,诺姆长在古埃及的官僚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巨大影响力.但是就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而言,诺姆长在与中央王权此消彼长的博弈中,力量逐渐削弱,并成为法老维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工具.随着王权对国家和官僚系统控制力的不断增强,诺姆长最终成为了专制王权驯服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