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小农制历史地位的百年论战及现实意义

最近100多年来,国际理论界关于"小农制趋于衰亡"和"小农经济富有生命力"的思想论战一直争执不下.但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农业发展的历史事实已经表明,大农场(户)排挤小农场(户)是不可逆转的客观经济规律,当今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所谓"小农经济的理想国".中国自明清以后的600余年,人地比率逐渐下降至"维生型农业"的临界点,标志着传统小农经济的终结和现代农业的转型.由于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实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隐含着"虚置产权"和"平分机制"的体制障碍,市场机制不能发挥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致使几亿农民在高强度劳动投入和过密型种植模式下出现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和土地边际收益递减的趋势.下一步,如何实现小农制与现代农业的有效衔接,已成为我国理论界深入研究的一个重大实践课题.     

中国小农制的变态与发展现代农业的背离

我国自进入清代中叶以后人地比率逐渐下降至"率计一岁一人之食,约得四亩"的维生型小农经济临界点,标志着传统小农制的破产和趋于衰亡。新中国成立后的大半个世纪,由于长期实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一直隐含着"集体成员权平等"和"土地产权虚置"的制度性缺陷,结果使明清以后出现的"地权分散化"和"耕地细碎化"趋势更加凸现,最终导致几亿农民在高强度劳动投入和过密型种植模式下出现了土地报酬递减和边际收益下降的现象。因此,我国下一步如何实现小农制与现代农业的有效衔接已成为理论界和政府部门亟待深入研究的一个重大实践课题。     

小农经济研究述评：几个重大问题辨析

小农经济转型是中国农业转型的核心内容。基于改革开放40年来的文献,在概念界定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了“小农经济是否过时？”“小农经济是否会长期存在？”“如何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等系列重大问题。研究发现,中国小农经济长期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在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现阶段的小农不同于历史上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传统小农,小农经济也并未过时,只是需要随着时代变化和制度变迁而赋予新的内涵。受制于人地关系、土地制度、城乡转型等多重因素的约束,小农经济将长期存在。小农经济转型是有条件的,需要从农业本身和农业外部寻找动能来缓解人地关系。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更为系统的方案在于：一方面从制度、组织和技术等宏观层面联动设计,另一方面从规模化、组织化和信息化等微观方向持续发力。     

中国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小农制评析

中国是世界上一个非常典型的小农制国家,几千年来都是一家一户的分散生产和经营。但进入清代中叶以后,我国人地比率已下降至"维生型小农经济"的临界点,标志着传统小农制的破产和瓦解。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半个多世纪,由于长期实行以自然村落为单元"不分男女老幼、一律平分土地"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其所隐含的"集体成员权平等"和"产权虚置"的农地平分机制,导致明清以后出现的"地权分散化"和"耕地细碎化"的发展趋势更加凸显。当今中国农业正处于大规模非农就业、人口自然增长减慢和农业生产结构转型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之中,各级政府应当抓住这样的历史性契机,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和扶持,并通过法律制度和市场机制来促进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隐性失业问题和农业的低收入问题。     

“小农”思潮回顾及其当代论辩

作为国内和国际学界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小农研究历来有着深厚的学术积淀和活跃的学术思潮。文章从小农的概念、行为特征、未来命运、全球化视野下的小农以及中国小农的现代转型等方面对以往的小农思潮和当代的主要学术论辩进行了回顾与整理,并对当代中国小农研究的拓展提出了新的思考。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无法遵循西方经典理论预设的发展模式,小农农作将成为中国多元农作系统中的重要组成。因此,重新认识当代中国小农并加强小农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过密化"条件下小农家庭风险:防范与启示

"过密化"理论是黄宗智评价和分析中国小农经济理论体系的核心,用来解释中国特定历史时期内"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一悖论现象。"过密化"状态也同样影响着明清以来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风险及其防范机制。对分析当今小农家庭风险行为逻辑、政府制度安排也有很大启示。     

农业现代化的反思与中国小农经济生命力

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小农经济的"存"与"亡"成为学术界和有关部门争论的焦点。部分学者基于农业现代化与传统小农之间生产方式差异性的判断而形成小农经济消亡论。然而,执此类观点者忽视了农业现代化强势之下所引发的农业功能错位、农业经营主体不明、农业大规模经营失灵等问题,忽视了世界农业经济"小规模"经营回归趋势,由此形成对小农经济的认识误区。中国小农经济顽强的生命力需要得到进一步认识:因自给自足及低劳动力成本而形成国家粮食安全保障(生产性),因蕴含农业生态性而促成多元化农业发展(生态性),因体现生命价值与人性而成为农民生计底线(生活性),因维持着乡土社会稳定而成为乡村文化载体(文化性)。小农经济与农业现代化并非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体,认识中国小农经济生命力所在是正确把握中国小农经济发展困境及化解路径的前提,也是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重要保障。     

小农制与东亚现代化模式──对台湾地区和韩国经济转型时期农业制度的考察

本文考察５０年代初到７０年代末台湾、南朝鲜经济转型时期的小农制度，重点探讨当代小农制的几个基本特点：资产阶级政权取代地主，取得了土地的最高所有权；在小农制的框架内，发展导向的威权主义政权与农民结成一定程度的同盟，同盟的实质是政府对农村的控制。小农制下地权的平均化和政权对农民与农村社会控制的强化，是现代化的东亚模式与拉丁美洲的官僚成权主义发展模式的基本区别。将近３０年间台、韩农业部有比较突出的增长。增长的主要因素一是自耕小农不计薪酬的家内劳动力投入，一是政权从投资、信贷、农业科学技术推广诸方面对小农的扶持。小农以其产品、资金和劳动力对高速工业化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贡献的主要渠道不是市场，而是政府通过实物税、随赋征购、压低农产品价格等政策与措施直接从农民“榨取”资本。     

土地流转中为什么会形成大量小农复制

土地流转是实现规模化经营的前提之一,然而土地流转中却出现大量小农复制,从而影响土地流转的质量和效果。运用12省(自治区)2 553份农户问卷,详细分析土地流转中小农复制的现状及其形成原因。研究发现：(1)农户流转耕地面积不大,转入户流转面积20亩及以下的约占总转入户数的60.3％,转出户流转面积5亩及以下的约占总转出户数的74.38％,转出户中仍然经营土地的约占总转出户数的74％。(2)农业分工发达使生产更加方便、文化传统形成路径依赖、禀赋效应产生“价值幻觉”以及公共服务不健全使未来存在不确定性导致转出户流转部分土地。乡土社会限制土地流转范围和经营风险增加风险感知导致转入户流转小规模土地。     

“小农”概念的界定及其量化研究

目前学术界给＂小农＂一词所下的各种定义,一般都是对其主体进行直观的描述和概括,而缺乏＂量的规定性＂。小农经济形态的变化,既受不同历史条件下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又受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消费需求弹性的影响,但其上限应由农民家庭劳动力的独立经营能力决定,下限由维持一个农民家庭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决定。我国实行高度分散的家庭承包经营形式,已经超出了一个标准的小农计量单位所允许的最低限度,尚不足以使绝大多数农户过上温饱舒适的小康生活,它所具有的自我激励作用十分有限,必须重新塑造现代农业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没有小农的世界会好吗？——兼序《新小农阶级》中译本

荷兰农村社会学家扬·杜威·范德普勒格在2008年出版的《新小农阶级》中指出,面对世界范围的农业工业化进程以及新自由主义主导全球下的自由市场和资本流动,世界农业分化出了三种模式,即小农农业模式、企业农业模式和公司农业或食品帝国模式.作者认为,这三种农业模式之间的差异之本质并不在于规模,而在于社会与物质资料在三种农业模式中的不同组织方式,以及他们与外部社会的不同联系方式.在现代化发展方式席卷世界各个角落的时候,小农和小农农业不但没有消亡,反而出现了再小农化的趋势.通过对这三种农业模式的分析,我们可以认清当今世界农业、粮食和食品安全等方面的种种危机,可以更好地应对这些危机,并更加珍惜农业和生活的价值.作者尤其希望告诉我们的是,一个有小农存在的世界要比没有小农更加美好!     

论汉唐间河洛地区小农土地私有制的兴衰

小农土地私有制作为封建社会最不稳定的土地制度 ,在汉唐间河洛地区的发展也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在每一个封建王朝初期 ,出于封建政权巩固的需要 ,政府贯彻了一系列旨在扶植小农经济的政策 ,小农土地私有制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而到封建王朝的中后期 ,伴随着地主土地私有制的恶性膨胀 ,小农土地私有制因之急剧萎缩 ,这也是封建社会的特有规律。     

粮食主产区小农水治理绩效分析

利用实地调研资料,对河南、山东、安徽、江西、吉林5个农业大省的小农水"建""管""用"情况进行分析表明,小农水治理绩效并未完全释放。原因在于:小农水"建"的环节,乡村基层组织投资意愿及农民投工投劳意愿微弱、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之间对接失灵、小农水建设项目质量监督失灵;小农水"管"的环节,真正管护主体缺位、管护经费不足;小农水"用"的环节,用水农户与灌区基层水管单位之间对接失灵、小农水承包者与用水农户对接失灵、用水农户之间的合作失灵;小农水"建""管""用"之间对接失灵。因此,要提升小农水治理绩效,就要全面推进小农水"建""管""用"的协同共治与协调发展。     

关于发展现代农业与小农制衔接的两个理论问题

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需要解决两大实践难题：如何实现小农制与现代农业的有效衔接．如何培育资本农业的生成机制．归结起来就是“钱从哪里来”和“人往哪里去”的问题。这里就涉及两个理论问题：如何认识现代小农制的历史地位,如何解决资本与劳动的矛昏对立。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以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讨论的一番回顾性阐释．对于这两个理论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意义。     

论恩格斯晚年的小农观

恩格斯晚年关于小农的论述,特别是有关小农基本特征、社会定位、无产阶级政党对待小农的态度等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如何认识"三农"问题,尤其是农民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启示作用。     

现代社会中自耕农持久生命力原因探析

以亚当·斯密、马克思为代表的＂小农消亡论＂者指出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推进,自耕农必然被资本主义雇佣农场代替,但当今世界自耕农经营方式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表明斯密和马克思的判断没有成为现实。以恰亚诺夫、舒尔茨为代表的＂理性小农论＂者指出自耕农比雇佣农场更有效率,能够适应农业现代化的要求,他们的论断与社会现实相符合,但＂理性小农＂的解释并不能令人信服。农业生产制度的创新、自耕农生产较低的监督成本、农业生产独特的时空特点等因素,是自耕农兴盛的主要原因。     

都市里的小农:城市郊区“农民农”现象及其成因——基于上海浦东Z镇的实证分析

农民农是郊区农村城市化进程中的特有现象,它与郊区城市化、工业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本地农村人口大量非农就业密切相关,农民农一般以家庭为经营单位,具有较强的专业分工并深受市场影响,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化都市小农。郊区农民农的存在反映了小农强大的生命力,也表明农业产业化与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发育水平的不足,农业产业化与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发育,决定了都市郊区农村农民农是成为农业产业工人,还是都市小农。     

成员异质性背景下的农民合作社小农困境分析

成员异质性背景下,合作社发展中是否存在小农困境引起学界关注;结合具体案例,本研究对合作社发展中的小农处境进行分析,并尝试着对小农困境进行理性思考。分析认为:无论是合作社发展中"大农吃小农"的逻辑,还是成立合作社是"小农理性选择"的判断,都存在一定局限性,需要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农民合作社发展中的小农困境;同时,文本提出了若干合作社发展中的小农权益保护策略。     

小农格局下的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理论阐述与国际镜鉴

基于对农业高质量发展内涵、小农生产格局下中国农业实现高质量发展面临短板的理论阐述，针对性梳理日本、韩国等典型小农国家提升农业发展质量的国际经验。研究表明，保障供给、结构优化、质效提升、体系完善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特征，但小农生产格局下，生产效率低、成本高、品质和环保水平差等固有不足，使中国农业距离实现高质量发展尚存一定差距。提出中国可借鉴日韩两国推进结构改革、健全社会化服务、强化科技创新、推进产业融合、造就新型农民队伍、推动绿色转型和夯实“软实力”的典型经验，以立足小农、服务小农、强化小农为政策主线，促进人、地、资金等关键要素的整合与流动，不断强化种业创新和装备创新，推动农户生产行为实现绿色转型，同时注重将增强“软实力”作为提升“硬实力”的有效补充。     

工商资本下乡的多维效应及其发生根源探析——基于湖北省Y县的经验调查

工商资本下乡对“三农”的影响引起了广泛争论,形成了市场效率和小农理性两种具有张力的价值取向。通过对湖北省Y县的经验调查,发现工商资本下乡具有增长效应、分化效应、排斥效应和断裂效应,基层政府、工商资本主体和大户主导的农业产业化模式排斥了普通农户参与的经济机会,给乡村政治和治理的稳定性带来了诸多风险。这些效应产生的重要根源在于基层政府在政策资源分配时具有“抓大扶强”的价值追求,工商资本主体“强势分利”的经济逻辑对普通农户具有排斥性,而资源禀赋不足的普通农户则坚守着“小农理性”的生计原则,结果便是普通农户与工商资本主体间利益联结机制的失衡。在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既要利用工商资本推动农业产业化转型,也要重视小农经济的内生发展,充分保护农村社会“蓄水池”的承载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