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四部尚书释疑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期的四部尚书是内朝官中内行尚书的一种,作为一种荣誉封号,主要授予有军功之人。四部尚书中的“四部”是一个带有鲜卑色彩的语汇,不可附会为汉语并将其理解为北魏某种地方行政体制。“四部”确为何意已不重要,仅以“尚书”代表任职者与皇帝的密切关系,并直接受君主差遣。拓跋焘时期设立了大量如四部尚书这样“名”与“义”不符的内行尚书,这是拓跋焘勤于战事,奖励、储备和直接调用军事人才的需要。将诸多以事功见长的人才提拔、充实到内朝官中,逐渐打破北魏以诸部大人子弟构成、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传统内朝官结构,这样的选人用人机制既结合了自身的传统又具有制度创新的特质,为孝文帝汉化改革奠定了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行台性质的演变——兼论地方行台制度的渊源

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存在过四种不同性质的行台,作为临时中央政府的行台、作为尚书省分支机构的行台、处于过渡形态中的行台和作为最高一级地方行政机构的行台.行台之所以能够在魏末北齐演变为最高一级地方行政机构,与北魏前期的分部尚书制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承八部制而来的八道制构成了行台制度的行政地理基础,尚书管理地方事务的行政习惯构成了行台制度的行政机制基础.进而揭示,分区制是中国古代地方行政机构演化过程中的一个关键因素.     

北魏国家仓廪设置及仓储粮食征集与管理

北魏建国后,为了统治的需要,在京城设置了太仓,在地方则设置了州、军镇、郡仓廪。这些仓廪所储备的粮食,可以保证国家需要的俸禄(俸禄制实行后)、赏赐、军队和赈济用粮。北魏太仓和地方州、军镇、郡仓廪储备的粮食主要来自田租的征收,还可通过“和籴”之法,即官营粮食买卖而获得。北魏对仓廪粮食储备实行了较严格的管理措施,为此而设置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和职官掌管国家仓廪事务。其中,京城太仓由尚书省所属的太仓尚书(仓部尚书)和大司农所属的太仓令实行双重管理;地方州仓廪则由刺史军府僚佐官仓曹参军管理;而郡仓廪开始应系由仓曹史管理,至北魏后期似将这一职官并入了功曹史。     

多向探索北朝中外文化艺术的互动与交融——《4～6世纪的北中国与欧亚大陆》评介

北朝是北魏、东魏、西魏、北齐与北周几个朝代的合称,时间相当于公元4世纪末至6世纪末,是中国历史上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之一.公元398年,建立北魏的游牧民族鲜卑拓跋部定都平城;公元439年,统一北方,结束了十六国纷争.此后,河西走廊洞开、丝绸之路畅通、南北政权亦相对和平,因之中西贸易规模渐盛,宗教跨国传播的脚步加快,国内各民族的移动频繁,历200余年中西文化、南北文化、胡汉文化得以广泛交流,为隋唐盛世的到来准备了条件.     

论北魏文学对南朝文学的接受

北魏的文学观念相对于五胡十六国而言,脱略了对南朝文学单纯的敌意而转变为自信从容的审视。这是北魏时期的汉化改革、南北交流的日益广泛、以及人口迁移等时代新变所造就的。北魏文学对南朝文学的接受,为隋唐的南北文学融合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北魏“三都大官”若干问题考辨

“三都大官”是北魏较有影响的重要职官之一，至迟在天兴二年即已设立，太和十七年罢之。“三都大官”指外都大官、内都大官、中都大官，其职位约与尚书相当，基本职能是断狱判案，是尚书省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还统兵作战和参与决策军国大事。其人选主要是宗室诸王、皇亲国戚，还有强宗豪右或部落大人、投依北魏者、勋劳卓著者等。     

“河表七州”和北朝文化

“河表七州”曾为南朝疆土 ,在学术、文艺上都近于南朝。入魏后 ,此地人士虽受到北魏统治者的歧视 ,但他们将南朝学术带入北魏 ,对南北学术交流和北魏学术文艺的兴起 ,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     

论北魏自耕农的贫困

自耕农的贫困始终是困扰北魏政权的重要问题。北魏自耕农来源的多元化与致贫因素的复杂化使得北魏自耕农负担不断加重。北魏自耕农的贫困与贫富差距严重的主要原因在于北魏制度设计的缺陷。北魏政权为防止自耕农贫困而采取的赋税蠲免、灾伤赈济以及税率调控等措施仅是头痛医头之举,并未从制度上解决根本问题,因此也无法从根本上缓解自耕农的贫困。这最终导致了北魏的衰亡。     

北石窟寺

北石窟寺位于甘肃省庆阳市西南25公里处与平凉泾川南石窟寺同时代开凿，南北光映，直线相距45公里，故而得名。北石窟寺肇造于北魏宣武帝水平二年，即公元509年，由泾州刺史奚康生主持创建。历经西魏、北周、隋、唐、宋、清各代相继增修，形成一处较大规模的石窟群。     

北魏道武帝时期的汉族士人

北魏道武帝取代后燕统治中原之后,引用了一批汉族士人进入政权.从汉族士人的仕宦情况来看,尽管北魏政府在汉族士人的参与下有了初步的制度建设,但其基本架构却是以实现和维护代北集团的利益为宗旨,北族传统的政治模式在制度建设中势必居主要地位.尽管在吸收汉族士人方面北魏君主表现出了一定的积极性,但以文化见长的汉儒实际上缺乏发挥其才能、提升其地位的空间.     

魏晋南北朝北方民族关系的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地区的民族关系复杂。民族迁徙、民族矛盾、民族战争、民族融合、民族重组等内容成为这一时期民族关系的主要特点,基本可以反映当时社会的真实现象,与此同时魏晋南北朝时期内迁各民族对于社会发展和民族融合作出的积极贡献也不能忽视。     

北朝宗族谱牒述论

与南朝相比,北朝谱牒非常发达。北朝谱牒既是政府选官的重要依据,又是门第婚姻的凭据,同时它还具有收族作用。中古谱牒所记世系比宋元家谱要远,但两者之间的关键区别并不是维修原则,而是是否与政府选官相关。     

胡适与北洋军阀

胡适,作为一名忧心国家命运的爱国学,他不满北洋军阀政府的黑暗统治,主张建立“好人政府”,实行“联省自治”,以维系国家的统一,消除军闯的混战,促进国内的和平;作为一个改良主义,他所主张的“好人政府”成为服务于北洋军阀的工具,他所鼓吹的“联省自治”也成为军阀割据的借口。他只求改善,不求推翻,最终决定了他与北洋军阀的关系：抑闯不成反拥阀。     

论北魏实封爵的实行及其爵位等级的确立

北魏太和十六年,孝文帝开始爵位改革,并实行实封爵制.北魏孝文帝为实封爵规定了明确的品级序列.这一品级序列以王爵为最高爵位,并包括不同品级的开国爵.在后《职员令》制定前,实封爵与虚封爵有各自的品级序列,但与国家的职官体系没有联系.北魏太和二十三年,后《职员令》制定后,将实封爵与虚封爵(散爵)的级别相互交错编制一起,构成新的特殊品级序列,并将这一爵位品级序列融入职官品级体系中,因而形成了官、爵一体化体制.但国家在爵位的封授上,只能依据实封爵本身的品级序列,因此,实封爵的等级表现出明显的两重性.     

我与北洋军阀史研究--《北洋军阀史》的撰写缘由

我虽是历史专业出身 ,但在读大学时对北洋军阀史却了解很少 ,仅仅只在课余读过一本丁文江所写的《民国军事近纪》 ,约略知道一点袁世凯北洋军和直皖奉三系军阀的情况而已。 1949年 9月 ,我结束了在华北大学的政治学习后 ,被分配到由该校副校长范文澜教授主持的历史研究室 ,当一名研究生。研究室分通史和近代史两个方向 ,我被指定到近代史方向。我除了在范老直接指导和荣孟源老师具体组织和主持下 ,写过一篇为纪念太平天国起义百周年的文章外 ,主要工作是对入城后从一些北洋军阀人物家中和某些单位收缴移送来的藏档进行清理和分类。这批档案…     

常氏集团与北魏政治及佛教

北魏保太后常氏在扶植拓跋濬即位后,对拓跋濬由保护变为控制,权倾内外,形成了常氏集团。常氏解决了太武帝后期因太子监国、儒佛之争而引起的皇权分化及教化传统选择的遗留问题,她是促成北魏由武功时代过渡到文治时代的关键性人物;但由常氏干政起开了北魏皇太后临朝听政的新传统,从此造成后权对皇权的分张。     

论北洋政府时期的司法独立

北洋政府时期的司法独立表现在制定了一套具有鲜明资本主义色彩的法律典章;选拔了一批具有现代政治理念的司法人才;收回上海公共租界中的公审会廨;严惩贪官,初步显示了独立司法的威严.其未能有效实施的表现是行政干预司法,军阀干预司法.原因是缺乏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缺乏具有近代民主与法律意识的司法独立的基础力量,缺乏近代司法人才.     

北方面具文化考析

北方面具文化是北亚、东北亚众多原居住民族固有的信仰文化特征之一,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渊源。在北方原始文化遗存和岩画中,假面造型艺术或实物屡有发现。我国古文献《山海经》、《白虎通》所载“九面人首”、“人面鸟首”、“其人翕形”,恰是北方古人类习用的民族徽记或原始宗教行为的某种假面造形反映古人原始崇拜与信仰心理观念。北方面具形态,可分为萨满祝赞面具与各民族民间娱乐欢舞面具两大类。这在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蒙族、满族中,均可见到。了解分析满族及其先世传统的面具舞蹈的传承与演进状况,特别是《清史稿》所述面具舞的特征以及后来在民间的广泛传播情况,对于深入探考北亚和中国北方面具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萨满教的英雄崇拜与北方民族的崛起

回顾中国历史:鲜卑建魏、契丹建辽、女真建金、蒙古建元、满洲建清,这5个入主中原的王朝立国约800年,对中国及亚洲都发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而这5个民族都是信仰萨满教的北方民族。一个民族的兴起有其经济、政治、军事等综合因素,而文化是其底蕴,这些民族文化的最终核心是萨满教,从萨满教的英雄崇拜,可以揭示这些英雄民族勃兴的部分文化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