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社会治理与社会问题（专题讨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城市居民的阶层认同

在影响中国城市居民阶层认同的诸多因素中,相对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才是影响人们阶层自我评价的主要因素,且这种主观方面的差异来源于人们在自我期望以及与其他群体比较中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因此,提高民众的阶层认同,除了要增加收入,更应该注重社会公平、机会公平,提升他们的生活满意度。     

客观阶层地位与主观阶层认同：闲暇生活方式的中介效应考察

主观阶层认同不仅会直接影响个体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还会由此影响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果,因此深入研究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因素及其可能的影响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CGSS2015的调查数据,对个体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收入、职业和教育）是否会通过闲暇生活方式影响个体的主观阶层认同这一问题进行中介效应考察。研究发现,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和闲暇生活方式均会对主观阶层认同产生重要的、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闲暇生活方式在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阶层认同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意味着对主观阶层认同的理论分析及政策实践,必须同时将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和闲暇生活方式两种因素作为重要的考量。     

城市居民网络精英关联度与主观阶层地位认同——基于JSNET 2014八城市数据的实证分析

通过揭示城市居民的社会网络构成对其阶层地位认同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人们的阶层地位认同受自身客观社会阶层地位的影响,以及受自身社会网络关系人的地位的影响。研究表明,精英关系人的地位信号,能为其拥有者提供符号性社会资本,从而提升人们的阶层地位认同。因此,城市居民无论自己是否为精英,其社会网络中拥有精英关系人、精英关系人的符号性社会资本,均能导致其阶层地位认同提升。而且,社会网络精英关联度越高,拥有者的符号性社会资本就越丰富,阶层地位认同就越高。     

房产、相对剥夺感与主观阶层认同感

基于CGSS2015的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对个体房产情况、相对剥夺感与主观阶层认同感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房产数量与居住面积对主观阶层认同感有积极的影响;房产情况不仅能直接影响个体的主观阶层认同感,而且可以通过相对剥夺感这个中介变量间接影响人们的主观阶层认同感.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房产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传统的职业、收入、教育形成的阶层认同,同时已然成为阶层分化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房产的过度赋权与住房功能的偏移,侧面反映了其对个体心理剥夺感及阶层认同的冲击.     

房产、相对剥夺感与主观阶层认同感

基于CGSS2015的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对个体房产情况、相对剥夺感与主观阶层认同感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房产数量与居住面积对主观阶层认同感有积极的影响;房产情况不仅能直接影响个体的主观阶层认同感,而且可以通过相对剥夺感这个中介变量间接影响人们的主观阶层认同感。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房产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传统的职业、收入、教育形成的阶层认同,同时已然成为阶层分化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房产的过度赋权与住房功能的偏移,侧面反映了其对个体心理剥夺感及阶层认同的冲击。     

"中间阶层认同"缺乏的成因及后果

通过对当前我国城市公众的主观阶层认同情况的社会调查结果以及与其他国家的比较研究,我们发现中国城市公众的主观阶层认同表现出一种"向下"偏移以及"中间阶层认同缺乏"的特点.这与我国社会结构中"中间阶层"萎缩的客观状况是一致的,喻示着一种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人们的阶层认同状况对其社会公平感、社会冲突感和冲突行为倾向都存在相当显著的影响."中间阶层认同"的缺乏,已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构成一种隐忧.     

儒商人格与中国商人阶层的社会地位

儒商是一个历史文化现象 ,儒商在当代的缺失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对儒商的呼唤归根到底是对商业道德或良知的呼唤。本文分析了作为一种“理想型”的儒商的概念 ,认为与工具理性相对的价值理性是儒商人格的核心要素 ,这种健康人格的大量涌现 ,既有赖于个人选择 ,也受到社会结构因素的制约。商人阶层获致地位平衡的努力过程和结果都将促成儒商精英群体的出现 ,另一方面 ,儒商群体的存在将推动商人阶层社会地位的上升 ,使之在未来的公民社会中扮演领导核心的角色     

转型期的社会分层机制与工人阶层的地位变迁

本文首先使用“地位落差”和“地位差距”概念阐述了转型期工人阶层的地位变迁状况,认为这一时期工人的社会地位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降。在分析工人阶层的地位变迁的原因时,本文认为,重塑工人阶层的社会地位的力量既不是单纯的权力因素,也不是单纯的市场因素,而是权力—市场混合机制的作用。     

存在、认同与冲突:转型期我国社会的阶层意识概览

阶层意识是一定社会阶层成员对于社会不平等状况的认知、评价和感受的综合反映,它既包含作为阶层成员个体的主观意识方面,也包含作为阶层成员共同认知的集体意识的方面。社会转型以来,阶层存在意识经历了从潜伏期、萌发期到强化期的发展过程;与当前社会阶层结构特征相联系的阶层认同意识则呈现为两极清晰中间模糊的阶层认同特征;较为突出的冲突性或对立性则是目前阶层集体意识的重要特征。     

地位一致性与阶层结构化

阶层结构变迁是当代社会转型的明显标志,针对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急速变迁,社会学家从不同视野出发作出了不同的解释和结论。从地位一致性和阶层结构化的关系出发,依据东北地区调查资料可以获得上层定型化、中层碎片化、下层凝固化的理论观点,地位维度的变化体现了阶层结构变迁的深层机制,体现了当前社会背景下社会转型的非均衡性和资源配置的非均衡性。因此,应当从不同阶层成员的具体利益出发,通过合理社会流动机制的建构,形成一个适应现代化发展的公正、合理、开放的阶层结构。     

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研究

本文在北京、广州、昆明、沈阳、西安五个省会城市取样的基础上,对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情感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最大,其次为资讯支持和工具支持。路径分析显示,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对主观幸福感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年龄、受教育程度还通过社会支持这一中介变量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性别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完全经由社会支持这一变量来实现。     

家庭金融脆弱性与当代中国居民的主观地位认同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中国社会财富不平等的机制及其后果。文章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8年的数据,通过使用家庭金融脆弱性的两个主要指标,即家庭流动资产收入比和家庭负债资产比测量家庭金融健康状况,力图更全面地考察家庭金融对当代中国居民主观地位认同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家庭流动资产收入比和家庭负债资产比对居民主观地位认同产生显著影响,家庭流动资产收入比越高,家庭负债资产比越低,居民主观地位认同越高。随着信贷在居民的经济生活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社会分层研究需要从关注家庭财富不平等转向家庭金融不平等。     

城市中农业户口阶层的地位、再流动与社会整合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城市社会进入转型时期 ,分层和流动机制发生重要转化 ,同时以往的体制的潜功能仍然存在 ,城市中农业户口阶层及流动状况就反映出这一特征。转型社会中的结构重组与社会整合问题 ,关系到新结构、新秩序的稳定性 ,公正、有序的整合需要有效的制度创新。     

上海新白领移民的社会网络构成、相对剥夺感与主观幸福感——以上海市为例

文章根据上海市2011年的调查数据,对新白领移民的社会网络构成、相对剥夺感与幸福感之间的多维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新白领的社会网络构成对主观幸福感起着多重作用。首先,在新白领移民的交往群体中本地居民越多,则其幸福感越强;其次,新白领移民的相对剥夺感越强,其幸福感程度越低;第三,社会网络构成对于相对剥夺感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有比较明显的影响,即社会网络中本地人的比例越高,相对剥夺感对主观幸福感的消减作用就越强,而社会网络中外地人的比例越高,则相对剥夺感对主观幸福感的消减作用就比较小。     

城乡居民的公平意识与阶层认同——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的初步报告

本文依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三次CSS调查的数据分析,描述了中国城乡居民的公平意识的变动情况,以及公平意识与阶层认同之间的关系。调查显示,多数公众认可当前的收入差距是公平的,但赞同此观点的比例有所下降;公众认为不同阶层的上升机会是平等的,且赞同此观点的比例有所上升。公众大多数认为勤奋拼搏和良好教育是事业成功的主要条件,持有这种成功观的比例有所上升;而相信成功靠家庭背景的比例则下降了。多数公众认同自己处在社会的中层及以上,而阶层认同越高的人越是倾向于肯定收入差距、机会平等,即越倾向于把成功归因为后天因素,公众的阶层认同与公平意识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公众肯定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所做的工作,高阶层认同者更多关注发展经济,低阶层认同者更多关注公共事务。     

住房问题与阶层认同研究

住房问题和社会分层有着密切的关联,住房是透视社会贫富差距和阶层分化的重要视角.随着住房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入,住房在分层体系中占居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基于“2010年世博与上海社会质量”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显示:住房对阶层认同发挥着非常显著的作用;教育、单位、职业和收入也同样影响着人们的阶层认同;在住房产权、住房面积和质量方面,主要是经济因素,即收入发挥着显著的作用,单位和职业的影响都并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