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国家治理的历史进程、动态特征与主要经验

中国共产党国家治理的历史进程与新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紧密相连、息息相通。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国家治理的历史进程可分为"管制-立国""管理-富国""治理-强国"三个发展阶段,呈现出"以党代政、统而治之""党政分开、寓管于理""多元协同、民主法治"等阶段性治理特征。70余年的国家治理实践经验就是: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必须推进全面创新,必须注重法治建设。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理论建构与实践路径

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一环。积极探索新时代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理论蕴含与实践路径,乃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中提出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从社会学视角来看,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种以设区的城市区域为空间范围,以党委、政府、群团组织、经济组织、社会组织、自治组织、公民为社会治理主体,以党建、法律、道德、心理、科技、民规民约为社会治理手段,以社会治理理念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为重点内容,以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为行动目标,以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为制度目标的整体性社会发展过程。在实践层面上,要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就必须践行市域社会治理的理念、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要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理念现代化,就必须践行"铸魂""民本""协同""融合""服务""创新"六大理念。要推进市域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就必须坚持"一建五治",坚持党建引领,坚持自治、法治、德治、心治与智治并举。要推进市域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就必须提升风险防控、舆论导控、群众工作、破解难题、资源整合、信息处理等...     

法院参与基层治理及其角色定位

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法院在基层治理实践中承担着纠纷解决的重要司法治理职能。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当中,全国各地法院都在积极参与基层社会的司法治理。为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法院大致是从"立足于审判职能""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和"通过发布司法建议等规范性文件"的路径来具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以提升基层治理的法治化水平。从社会角色来看,法院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分别承担着"司法性角色""服务性角色"和"治理性角色"等,从而形成了法院参与基层治理的不同模式。当然,法院在基层治理实践中所承担的"服务性角色"和"治理性角色",总是以"司法性角色"为前提和基础,以防止出现"缺位""错位"和"越位"的现象。     

企业治理方式的多维度演化分析

当前,中国社会已经迈入风险社会阶段,企业所处的环境系统也呈现出结构复杂、利益多元、充斥不确定性等风险社会的特征,故在分析企业治理方式的演化规律时纳入环境变量,对风险社会中企业谋求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此,研究以多维度分析为基本思路,在延伸自企业组织基本因素的条件约束下,构建了开放的多维度分析模型,从资源、协同、交流、规范等多个维度映射了具有多层内涵的企业治理方式,为观察企业治理方式在不同环境条件与生命周期阶段的演化状态提供了分析工具。研究分析发现,企业治理可分为"一事无成""四面出击""明显优势""明显劣势""优劣并存""理想高效"六种方式;治理方式将会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呈现出周期性波动;思维层面的变化会引发治理方式无规律变动。     

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意蕴、内涵与路径

推进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边疆稳定、发展以及强盛边疆方面具有多重意蕴;梳理"边疆治理""中国边疆治理体系""边疆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核心概念,是在理论上建立中国边疆学的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内在要求;在实践上,未来边疆治理应着力实现"五力并举、富边强...     

建党百年中国共产党防范政治风险的实践历程与重要经验

政治风险是政党主体在社会革命与国家治理中引致的各类风险要素综合,包括政权风险、制度风险、政局风险、意识形态风险、地缘政治风险等基本样态."新革命""新中国""新时期""新时代"坚持党的领导,坚定政治信仰,严肃政治生活,严守政治立场是建党百年中国共产党防范政治风险的重要经验.新时代防范政治风险须处理好"内与外""存与变""防与攻""治与制"的内在逻辑关系,在优化党内生态中统筹国际政局,在减少风险存量中控制现存变量,在谋求防范先手中善用应对高招,在推进风险治理中彰显制度优势.     

数字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下的安全风险及其治理

基建迭代,安全风险有变,治理方略有别.本文在公共管理和风险治理主题下,遵循"风险呈现—风险属性—治理挑战—治理回应"的逻辑主线,探讨国家布局数字新基建后安全风险的新变化及其治理问题.研究发现,数字新基建下,数字化安全风险激增,社会安全风险复发,政治安全风险上升,风险边界扩大、影响外溢;传统风险向新兴风险转移,目标风险与次生风险博弈,客观风险与感知风险交织,风险治理将面临"科林格里奇困境""按下葫芦浮起瓢""多安全才安全"等多重挑战.因此,数字新基建下,要积极适应新兴风险,随着风险的持续呈现和认识深化适时调整治理方略;要正视风险多元化,将原来只关注目标风险的治理框架改进为综合权衡目标风险和次生风险的治理框架;要重视感知风险,通过多层次风险沟通策略,凝聚风险共识,推动风险共担.     

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畛域下国家治理现代化再探

在马克思的视域之下,社会乃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在这个"社会有机体"中,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各个要素均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思想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将"国家治理现代化"置于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的畛域之下,对其进行总体性透视,这样方能对其有一个更为全面的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及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论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的思想,是马克思"社会有机体"思想在当代的鲜活体现。     

从社会管制、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变迁

针对"法是怎么适应社会需求、解决现实问题"的历史命题,以1978年以来的"第三次法律革命"为时代背景,对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变迁历程予以回顾,按照理想类型的方法可归纳出"社会管制""社会管理""社会治理"这三种国家治理模式。"拨乱反正"阶段的法治建设属于"社会管制"模式,强调法治的价值启蒙,以"压制型法"为手段、追求政治领域的稳定;"促进经济发展"阶段的法治建设属于"社会管理"模式,强调法治的制度设计,以"自治型法"为手段、追求经济领域的发展;"构建和谐社会"阶段的法治建设属于"社会治理"模式,强调法治的实践关切、以"回应型法"为手段,追求社会领域的共建。中国经历35年的现代法治建设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成就,但仍没有完全实现现代法治建设所追求的"法治秩序","社会治理"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理念。     

现代社会治理中的权力依赖及其终结

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通过深化改革,实现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创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对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社会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具有重要意义。如何创新社会治理,创新社会治理的理论基础和思路是什么,这是当下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梳理的课题。在本期专题讨论中,张康之认为,社会治理对权力的依赖带来了诸多问题,甚至在今天使人类陷入风险社会和危机事件频发的状态。在后工业化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去探求社会治理终结权力依赖的可能性。近代早期的启蒙思想家其实已经有了权力意志与权力相分离的思路,只不过我们在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建构中抛弃了这一主张。现在,人类社会的后工业化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机遇,让我们可以在这一思路中继续进行探讨。范逢春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内涵与价值取向出发,通过理念、制度与过程的三维重构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葛先园则从公法与政治理论的核心议题之一的"国家观念"入手,认为根据社会宪法把国家作为"理性人""道德人"观念的逻辑脉络,国家的社会治理思路应有新的改变,民生保障国家的社会治理和建设目标应是建设有价值目标、积极进取、给付有度、平等和谐的永续发展的国家。通过上述文章的论述,我们期望能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提供一些参考,并期望更多学者关注此问题的研究。     

社会宪法中的国家观念及对国家社会治理目标的启示

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通过深化改革,实现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创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对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社会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具有重要意义。如何创新社会治理,创新社会治理的理论基础和思路是什么,这是当下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梳理的课题。在本期专题讨论中,张康之认为,社会治理对权力的依赖带来了诸多问题,甚至在今天使人类陷入风险社会和危机事件频发的状态。在后工业化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去探求社会治理终结权力依赖的可能性。近代早期的启蒙思想家其实已经有了权力意志与权力相分离的思路,只不过我们在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建构中抛弃了这一主张。现在,人类社会的后工业化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机遇,让我们可以在这一思路中继续进行探讨。范逢春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内涵与价值取向出发,通过理念、制度与过程的三维重构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葛先园则从公法与政治理论的核心议题之一的"国家观念"入手,认为根据社会宪法把国家作为"理性人""道德人"观念的逻辑脉络,国家的社会治理思路应有新的改变,民生保障国家的社会治理和建设目标应是建设有价值目标、积极进取、给付有度、平等和谐的永续发展的国家。通过上述文章的论述,我们期望能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提供一些参考,并期望更多学者关注此问题的研究。     

新时代我国权力制约监督的新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加强党的领导与深化权力制约监督并行不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一步提高,在"以权力制约权力""以制度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和"以道德制约权力"4个维度都有实质性发展.     

社会治理现代化:理念、制度与过程的三维重构

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通过深化改革,实现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创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对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社会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具有重要意义。如何创新社会治理,创新社会治理的理论基础和思路是什么,这是当下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梳理的课题。在本期专题讨论中,张康之认为,社会治理对权力的依赖带来了诸多问题,甚至在今天使人类陷入风险社会和危机事件频发的状态。在后工业化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去探求社会治理终结权力依赖的可能性。近代早期的启蒙思想家其实已经有了权力意志与权力相分离的思路,只不过我们在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建构中抛弃了这一主张。现在,人类社会的后工业化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机遇,让我们可以在这一思路中继续进行探讨。范逢春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内涵与价值取向出发,通过理念、制度与过程的三维重构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葛先园则从公法与政治理论的核心议题之一的"国家观念"入手,认为根据社会宪法把国家作为"理性人""道德人"观念的逻辑脉络,国家的社会治理思路应有新的改变,民生保障国家的社会治理和建设目标应是建设有价值目标、积极进取、给付有度、平等和谐的永续发展的国家。通过上述文章的论述,我们期望能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提供一些参考,并期望更多学者关注此问题的研究。     

中国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体系构建的逻辑和路向

由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是2020年后中国贫困治理的时代诉求和战略重点。相对贫困标准确定难度大、相对贫困群体构成复杂且广泛、反贫"管理机构分治""政策体系分割""治理力量分散"、相对贫困治理联动协同机制缺失等问题将深刻影响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的进程和成效。联动性、协同性、普惠性、常规性和制度化等贫困治理逻辑决定了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的重点方向和突破口。由此,要制定层级性、差异性和动态性的相对贫困标准,培育和增强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的内生驱动力,整合城市社会救助和农村扶贫开发政策,建立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管理机构、信息救助系统和政策衔接机制,建立要素共融、空间共建和发展共进的城乡融合发展联动格局。     

仁:社会建构的理念基础

以"爱人""博爱"及"差等之爱"为内容的"仁"是"群学"的核心。作为社会建构的基础理念,是人成为人的规定性基础,也是规范社会行动的基础理念,它构成了行动者得以互动的内在根据。从社会建构的角度看,"仁"塑造出"仁化的"个体,是形成群及建构群的基础,是合群、能群、善群、乐群、利群的核心,它修养自身、维护家庭、治理国家、和谐天下,是传统社会学范畴体系、基本理论框架的基础。"仁"为分析中国社会治理提供了概念框架,这对于转型时期中国的社会治理及社会建设、建立中国自己的社会学具有重要的价值。     

治理有效视域下农村社会治理形式创新——以广西天峨"云榜模式"为例

"云榜"模式是广西天峨县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有效实现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一种有效模式.该模式立足自然村屯,发挥党领民办;群众自治,以"三依靠""四到位""五联防"和"六大员"为工作机制,实现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创新的深度融合和良性互动.该模式表明,提升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性,党建引领是核心,依靠群众是关键,立足基层是基础.     

新媒介赋权与数字协商民主实践

在新媒介赋权趋于常态化、人工智能趋于大众化的智媒时代,数字协商民主成为调和政府与社会、专家与民众、技术与民主关系的有效路径。新媒介赋权重塑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打破了传统协商民主的科层化权力格局,催生了数字协商民主这一新兴事物。随着新媒介赋权范围不断扩展,网络空间出现信息冗余现象,算法推荐应运而生,这给数字协商民主带来了诸如"群体极化""精英民主""智能极化"等问题。公民、社会和政府三方主体应当协同共进,通过加强新媒介赋权的伦理建设,弥合精英政治与底层政治的鸿沟、破除算法黑箱,大力推动数字协商民主实践,促进线上与线下协商民主的双向互动,从而有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全国抗战爆发前后知识界的康藏边地治理方案论析

全国抗战爆发前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康藏边疆地区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一时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和国民政府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以《康藏前锋》作者群体为中心的一些知识分子从"康藏边地建省""佛化教育治边""康藏边地政教改革""康藏边民改造"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康藏边疆地区的治理方案,并试图以此唤起康藏边疆民众的抗战意识和国家观念。这些治理方案不仅有助于建立稳固的抗战大后方,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变视域下的社会治理模式变迁

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反映了社会需求与社会供给之间的矛盾,社会治理则致力于通过制度性安排解决这一矛盾。本文尝试梳理建国以来三次社会主要矛盾调整期相应的"总体性支配""技术性治理"和"共建共治共享"三种类型社会治理模式,通过分析社会主要矛盾和社会治理模式间的动态变化,探寻党中央如何通过准确把握建国以来三次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及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和社会治理模式,使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并结合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分析我国社会治理模式发展的新动向和新趋势。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中国叙事——兼论国家-社会范式的局限及其超越

中国的社会治理体现出人民本位、秩序优先、良性互动、科技应用等特征与诉求。源于西方学术话语的"国家-社会"范式为社会治理提供了观察和研究的参考,但其精英路线、微观叙事、结构分析方法等,对中国故事并不能提供充分的解释力。中国社会治理体制中的党委领导决定了治理的实践品质,它以党建引领为政治宣示与实践展开。党建引领尽管目前尚未实现对"国家-社会"范式的学理替代,但在社会治理的方向、格局、功能,以及技术治理等方面,显示出越来越清晰的发展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