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霾治理——需铁腕与善治并重

"以铁腕治理污染"、"向污染宣战"释放出中国政府异常强烈的政治信号和决心,但是,空气污染特别是PM2.5问题成因复杂、涉及面广,具有长期累积性、社会经济影响的广泛性、解决方案影响的普遍性等特点。由此灰霾治理更需要强调基于科学认知改进、社会损益分析、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情势等,制定基于区域发展成果共享、环境责任共担、长期行为改变激励的区域污染控制战略,实现区域污染控制目标实现的社会成本最小化、减排责任公平化、控制标准一体化、发展权益均等化的区域大气污染治理合作机制。     

雾霾治理评价与政策优化路径研究——以陕西省西安市为例

雾霾污染给人民健康、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日益突出。近年来，西安市的雾霾治理政策体系逐步完善，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仍存在部分政策低效甚至无效的情况。因此，如何提高政府雾霾治理政策的效果，优化治理路径是政府和学界亟待破解的重要课题。通过分析西安市雾霾污染的成因及特征，在研究西安市雾霾治理政策及其治理效果的基础上，提出建立政府主导的协作治理模式、建立空气污染治理长效机制、提升污染治理联防联控水平等对策建议，以期为相关部门的雾霾治理实践提供决策参考。     

规模化养殖污染治理的思考

本文回顾了我国规模化养殖的发展现状,分析了规模化养殖造成的污染情况,并总结了治理规模化养殖污染的各种措施。归纳针对不同养殖规模的畜禽饲养场的治理模式,最后提出了政府应该承担规模化养殖污染治理的成本。这对宏观经济、食品安全和产业经济都有重要的意义。     

试论淮河流域污染及其治理

随着流域内经济的不断发展,淮河流域遭受的污染程度日益严重,引起了国务院的高度重视。1994年5月,国务院正式启动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由于现行的政策措施不能有效地激励排污主体积极参与到污染治理中来,淮河流域污染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因此,当前的首要任务在于通过比较分析传统的污染治理措施,重新建立一套更加合理的方法,以期淮河流域的污染治理水平再上一个台阶。     

论我国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机制构建的困境及对策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机制是环保市场化的典型实践方式,该机制的建立可把"污染者付费"原则中排污者的直接治理责任转化为间接的经济责任,并带动环境服务业、环保技术、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进步,进而有效缓解目前我国单纯依靠排污者亲力亲为的治污模式与市场经济运行理念之间的不协调性,最终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与社会的持续发展能力。基于该机制的构建尚存在诸多困境,应从积极创造环境污染治理第三方介入及污染治理专业化的现实需求入手,积极培育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机制构建所需的法律政策扶持体系,创造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机制健康运行所需的制度环境和氛围,使污染治理逐步走向专业化、产业化、事业化。     

农村垃圾治理困境及其化解对策——以江西新余为例

农村垃圾治理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程,事关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事关生态文明建设的成败。由于城乡二元分割体制,我国农村垃圾治理问题长期未受到重视,导致农村地区垃圾污染现象普遍存在,严重影响了"美丽乡村"建设战略目标的实现。因此,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切实提升农村垃圾治理科学化水平。     

机会成本、政府行为与农户农村生活污染治理意愿——基于安徽省的实地调查

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变革,农村的生活污染问题日益严重,提升农户的污染治理意愿对于缓解农村环境污染压力尤为重要。文章构建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揭示了机会成本、政府行为与农户生活污染治理意愿的逻辑关系,并结合安徽省农户的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这一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固定垃圾点设置与农户生活污染的治理意愿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治理农村生活污染的机会成本越高,农户治污的积极性越低;与安徽省的其他地区相比,皖北地区农户的生活污染治理意愿较强。     

污染矿区共同治理利益相关者识别与分类——以西南地区“锰三角”为例

对西南地区"锰三角"共同治理利益相关者进行识别分析,以确定污染矿区共同治理利益相关者分类。结果表明:"锰三角"共同治理利益相关者主要有政府部门、锰矿企业、当地居民、新闻媒体、锰矿行业组织或协会、研究和咨询机构等。其中,政府部门、锰矿企业、当地居民为决定型利益相关者;新闻媒体、锰矿行业组织或协会为预期型利益相关者;研究和咨询机构为潜在型利益相关者。     

污染治理项目经济分析方法研究

分析了污染治理项目经济评价的特点,针对这些特点,根据技术经济学基本原理,提出了区别于常规项目经济分析方法,提出以削减单位污染物的平均经济费用为指标的经济分析方法.该方法可快速、准确地评价此类项目的经济合理性.     

环境污染治理第三方法律主体地位分析

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推进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这被看作是环境管理制度的重大创新。为了保障该制度的有效实施,必须理清环境污染治理第三方的法律地位,在目前"义务本位"的环境法律体系内,环境污染治理第三方显然只能是一个义务主体,它不仅要对排污企业承担治理污染服务的民事义务,同时还要受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行政监管,其通过环境治理合同与排污企业结成契约关系,共同承担治理污染的义务。第三方参与环境污染治理拓展了污染者负担原则的内涵,弥补了"三同时制度"的不足,丰富了公众参与原则的内容。同时,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制度的实施还需要有相应的配套机制。     

污染治理服务合同研究

排污单位可以与污染治理单位签订合同,由污染治理单位对排污单位排放的污染物进行治理,排污单位支付费用.污染治理服务合同以公共利益和诚实信用为原则,合同当事人是排污单位和污染治理单位,合同内容包括必要条款和普通条款,合同当事人互负对待给付义务.污染治理结果符合合同约定的治理标准而产生的损害,应当由排放单位承担赔偿责任;污染治理结果不符合合同约定的标准而产生的责任,应当由污染治理单位承担.     

政府与企业的利益博弈及策略选择——以深圳市“两河”流域治污过程为例

描述了深圳市"两河"流域污染治理过程中政府和企业的行为取向,分析了市、区政府和企业、街道办事处和企业之间的利益博弈关系,指出了他们的理性选择策略及其对"两河"流域污染治理的影响。     

能源持续利用、污染治理下的经济可持续增长模型

基于可持续发展概念是由对能源与环境问题的担忧而催生的现实,构建了一个考虑能源持续利用与污染治理的五部门内生技术变化经济增长模型,将能源与环境同时引入生产函数及效用函数,运用最优控制方法求解了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条件,并进一步揭示了能源消耗速率、污染治理与经济可持续增长之间应该满足的动态关系,证明了基于能源和环境双重约束下经济持续增长的可能性,求解了能源和环境双重约束下经济持续增长的路径和条件。     

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内生路径研究：基于村庄传统文化整合视角

面对日益被污染的农村,诸多污染治理措施显得力量单薄且系统性弱。以皖南村庄环境污染治理为例,通过持续跟踪研究,对比污染治理前后的境况,以期找到污染治理的内在逻辑和治理系统。在政府引导性理念发展乡村经济的过程中,环境污染治理产生外在应变系统,但不具有可持续性和有效性。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理念与外在应变系统间的稳固链接,需要激活内在支撑系统和互联互通系统这两大结构黑箱,同时,村庄的宗祠、宗族、民俗与村落文化等传统文化力量在内在支撑系统、互联互通系统和外在应变系统中起着枢纽性功能,如此一来,农村环境污染治理便成了村民集体性事务,村民形成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经过传统文化渗入、链接、激活和激发,确立了村庄环境污染有效治理的内生路径。     

民族地区污染治理与经济发展方向转变研究——以西南卡斯特地貌的地区为例

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污染防治似乎是一对难以解决的矛盾。经过实地调研,发现民族地区金属污染防治在地理环境、治理技术及经济指标压力的现实困难,提出了调整产业结构,以生态旅游整合其他资源形成经济发展的产业链,以联动经济效应形成新的经济优势,促进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的建议。期待对我国相关部门在污染治理与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决策方面提供参考。     

我国畜牧业污染治理政策及实施效果评价

随着我国畜牧业集约化及规模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所引发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日趋严重。2015年开始施行的新《环境保护法》及2016年审议通过的《环境保护税法》对我国畜禽养殖户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在分析了我国畜牧业总体环境污染状况及目前所实施的畜牧业环境污染治理政策的基础上,通过对吉林省榆树市、双阳区、农安县、辉南县以及东丰县5个县市148户生猪养殖户的实际调研,对我国目前畜牧业污染治理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命令控制型政策的实施效果较差,经济激励型政策的实施效果也不理想。因此,要提高我国畜牧业污染的治理能力,不仅需要强化命令控制型政策,完善经济激励型政策,更需要因地制宜,制定符合当地实际的政策。     

欧洲治理的多维分析

欧洲是最早提出治理思想并进行区域治理实践的地区,欧洲治理的进程和发展动向正在深刻地影响着欧洲甚至全球国际关系发展态势,也受到国际社会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因此,以区域治理的前沿理论为基础,从政治、经济、安全等多维视角深入探讨欧洲治理的模式及其经验教训,将有助于加深对欧洲区域治理和当今欧洲社会、政治、经济变化的理论认识,无疑也能为世界其他地区治理和国家间合作提供借鉴.<南开学报>2010年第5期"当代西方研究"专栏以"多维视角下的欧洲治理"为主题,组约了4篇专稿,就此展开专门分析.     

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治理新理念论析

新时代,习近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治理新理念至少有三个维度:由先发展后治理转变为发展与治理并举的绿色发展;由碎片化治理转变为"生命共同体"下的整体式治理;由运动式治理转变为制度化治理。当前生产力和生态技术的发展、生态文明制度的建立与完善、生态价值观的进步分别从物质技术层面、制度层面和思想层面为贯彻落实生态治理新理念提供了必要条件。而贯彻落实习近平社会主义生态治理新理念必须要以绿色发展理念引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通过科技创新实现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通过制度建设确保"三大污染"攻坚战的胜利。研究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治理新理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现代化转型中国家治理的风险治理与秩序建构

基于国际视野和国情两大角度观察中国的国家治理,中央领导层对于国家治理已做出基本定位,即总体上是好的,是有独特优势的,是适应中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发展中国家的治理经历了长期的"冲击-回应"模式、"传统-近代"模式与"帝国主义模式",缺陷明显,应该从历史与时空维度考察国家治理的一般性与特殊性。要从全球国家治理有效性出发,即"再民主化需求与发达国家治理面临治理的信任危机"与"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转型与国家治理的失败"两大趋势,来看待中国的国家治理蕴含的三大风险:现代的参与性困境和大众治理激发的参与爆发的风险、多元的决策性困境和政府治理面临权威失控的风险、权威的合法性困境和国家治理面临转型动荡的风险,并审视部分治理领域中存在的管理失效与制度失效。中国的国家治理发展趋势是,从与"政党-国家"逻辑契合的国家管理,走向日常政治的国家治理,主要包含:开放混合型的经济治理、多元协商型的政治治理、服务合作型的社会治理、多元大众型的文化治理、高效与负责的精英治理等。"日常政治"成为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建构现代性的发展新趋势。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政策实践、面临挑战与多元主体合作共治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农业面源污染具有双重公共物品属性,污染物来源具有多样性,治理过程复杂,参与治理主体多元,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仍面临一系列挑战。需要探索构建技术与经济耦合、政府与市场共同作用、各类主体之间合作共治的农业面源污染多元共管共治体系,需要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技术创新与推广应用,要针对农业面源污染的特点、污染物性质以及不同治理环节设计全要素、全环节的政府支持政策,要进一步推进制度创新,完善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市场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