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布"奸臣论"辨析——立足于北宋中后期党争的考察

曾布生活在北宋新旧党争最激烈的时期,其一生荣辱与北宋新旧党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反映出强烈的时代特征.元代史官将曾布与蔡京之流同入<宋史·奸臣传>,后人对此存在争议.如果脱离党争的成见,用专制社会普通官僚的标准对曾布进行评价,则曾布有才干,德行亦不至于如<宋史>所言的那样不堪,虽有弄权行为,但还不至于达到祸国殃民的程度,象他这样的官僚在中国历史上何止千万.在此事实面前,所谓的"曾布奸臣论"当不攻自破.     

"狡猾"罪论

在汉代"狡猾"一词多出现在律令劾文中,是一个罪名,指惑乱主上、倾乱朝政,贪污受贿、营私舞弊,以及为脱己之罪而诬告他人等具有"诡诈性"的犯罪行为.但是,如同汉代其他罪名一样,"狡猾"之罪又具有罪名模糊、不易操作等特点,随着立法技术的进步,在三国时期此罪被更加具体而量化的条文所替代."狡猾"之罪从刑法典中消失.     

背离原则的妥协--解读民初政治精英消除党争的实践

在党争误国的舆论下,民初政治精英先后成立了多个消除党争的组织.这种背离政党"合法反对"原则的政治实践,必然以失败而告终.消除党争是宪政精神与救亡图存价值冲突妥协的产物,隐藏在其背后的是中西文化传统的巨大差异.消除党争的过程是一个理论本土化的过程,而只有本土的理论化才能获得科学的存在.     

宋哲宗"绍述"时期新旧党争述论

高太后去世后,在宋哲宗的支持下,新党重新上台,恢复熙丰新法,号称"绍述"神宗之政,结束了"元祜更化"."元祜更化"时期,元祜旧党对熙丰新党进行了残酷的排挤打击,到这时,重新上台的绍符新党又对元祐旧党展开了残酷的打击报复.北宋中后期的党争进一步向白热化发展.这种渐趋恶化的党争局面的形成,与当时新旧两党共同的阶级基础--士大夫阶层自身在政治斗争中的惯性逻辑思维是分不开的.     

叙事"视角"新探

在西方叙事学大框架下,对"视角"的划分,不论是英国罗杰·福勒的"外视角"和"内视角",还是法国茨维坦·托多罗夫的"外视点"和"内视点",都与以中国近千年前北宋画家郭熙的"三远"为主的"四远"有异曲同工之处,而且后者更具有视觉文化的效果.笔者以为,不管是西方的叙事"视角",还是东方中国的"四远",都存在着人的"眼睛之视"与"心灵之视"的问题."眼晴之视"会受当时当地等条件的限制,但"心灵之视"却可以穿越时空、跨越国界彼此相近相通;心灵之视的没有偏向将使得我们关注到更多应该被关注的文本、文论、画论等;也使"建构一种更具'世界文学'意味的"叙事视角并使其担当起文学范畴内应负的职责更加成为可能.     

秀骨清相:"世说新语时代"的人物之美

"世说新语时代"一个特有的现象就是对男性之美的极大关注,从形体与神情两方面对"世说新语时代"秀骨清相的人物之美展开分析,可以把握那一时代男性之美所具备的美学特征.总结起来,即形体上以高、瘦、白、丽为审美标准,神情上以清、秀、远、朗为审美标准.     

苏轼诗风及其"禅喜"旨趣辨证

苏轼诗风得佛禅霑润,其具象美学特征表现为"天地一如,雄视百代"之雄奇;"若醉若醒,诗思超然"之飘逸;"嬉笑怒骂,活泼幽默"之诙谐;"萧散简远,澹淡清美"之淡远等,是宋诗成熟期的代表标识.苏轼"禅喜"大致可归于"有意参禅""无心证佛"之属,乃"以文字作佛事",其"禅喜"旨趣的最终指归是审美的,从此意义审视,文学艺术才是他真正的"宗教".     

老子遭受"完刑"考论

春秋晚期周景王之时,周王朝单氏擅权,在单氏党争中,老子受到迫害,而被罢官,遭罹"完刑"(或"髡"刑).帛书<老子>甲本<道经><德经>就明确记载了老子本人被当权贵族伤害而受"顽(髡)"刑或"梡(完)"刑的史实.老子刑满后虽被复官,但周王朝内战不休,而后他则被免职归居.     

"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补说

范仲淹是开创"宋学精神"的第一人,但其历史地位一直没有给予明确的、恰当的评价.在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以后,王安石的思想经历了一个逐渐转向的过程.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庆历新政是以整饬吏治为首要,以砥砺士风、改革科举、兴办学校、认明经旨、培养人才为本源,兼及军事、经济等领域,而熙宁变法则转向为"以理财为方今先急".熙宁变法之所以引发朝臣的政见不同和党争,固然与儒家传统的义利之辨有关系,但宋代的政治现实也确实面临着士风、吏治与"理财"如何协调并进的问题.只有辩明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关系,指出熙宁变法转向的局限性,才能理解道学或理学是在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下形成的.     

寓画境于构图之中——以传统画论中的"远"为中心

本文通过分析"三远"概念的思想背景,指出"三远"说三个层次的内涵,试图说明传统画论中对"远"的追求是怎样取代了对"透视"问题的关注.这三个层次即是:第一,"三远"说是郭熙在创作实践中对山水画空间形态的独特感悟的基础之上提出的;第二,"三远"说重在追求心性体悟的审美观照;第三,"三远"说旨在追求玄远的人生境界.因此,"三远"说不应被理解为三种不同视点下的透视法则,其真正的价值和意旨在于对审美境界的追求.在这个意义上,对"远"的理解对于山水画乃至整个传统画论,都有重大的影响和重要的意义.     

尚"气"、明"志"和凝于"神"--论韩、柳"古文"理论的实践品格

为文尚"气"古已有之,但"文气"在散文创作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至韩、柳等古文家出始广为人知.韩愈因"气盛言宜"而遍悟文体,将诗赋之情趣风神纳于应用文之中,创造出名为"古文"的各种成体的短篇散文.柳宗元主张"凡为文以神志为主",以"志"为气之帅,"神"为气之精,运用比喻和寓言写了大量书愤明志的杂文,以及不少令人读之悠然神远的山水游记.他们的"古文"创作思想在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河图"、"洛书"非点阵之图考

欲判明先秦文献中所记载的"河图"、"洛书"是否点阵之图,首先应求于先秦文献中有关"河图"、"洛书"的原始记载.根据<尚书·顾命>、<论语·子罕>和<周易·系辞上>中有关"河图"、"洛书"的原始记载,无法得出"河图"、"洛书"是点阵之图的结论.非点阵之图的结论,是根据胡应麟"辨伪八法",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称点阵之图为"河图"、"洛书"显属可疑,而且,刘牧在<易数钩隐图>的序言中自谓"采摭天地奇偶之数,……点之成图",无意之中,已露出了作伪的破绽.清代学者毛奇龄更将刘牧作伪之迹原原本本考察得十分清楚.刘牧为了使其创制的点阵之图为人所重且行之于世,于是将点阵之图托以"河图"、"洛书"之名,也完全符合作伪的一般规律.坚持认为"河图"、"洛书"为点阵之图者所持之论据,亦皆似是而非.因此,先秦文献中所记载的"河图"、"洛书"并非点阵之图.     

论宋明儒家"生"之伦理的言说特色

较之其他儒家,宋明儒家对"生"之义理作了高度思辩的理论发微,从而形成其独具特色的"生"之伦理思想.他们通过对性与天道问题的周延论证,清晰而透彻地说明了"生"之本源依据;通过"为天地立心",特别彰显了人道之"生"的意义;通过"万物一体"的生命情怀,表达了"生生之境"的终极伦理追求.其"生"之思想的根本在于从深层次上确证人的伦理性存在的意义,提升整体人类的伦理境界.     

成鹫"通海"辨

基于对某些史实的误解,近人邓之诚曾把清初岭南高僧成鹫视为有"通海"嫌疑的政治人物.此说已成定谳.却为臆测.邓先生所引为证据的<鬻剑诗>系成鹫之戏作,不能说明问题; <致亡友陶握山书>所谓"出家"即是落发为僧,而非"谋恢复再造"之隐语;成鹫曾波海琼州及客居澳门亦与"通海"无涉,因为其时已无"通海"之可能.成鹫因对现实局面极端失望而"逃禅",出家后一意割断与世俗的干系,不可能再介入现实政治.在宗派上成鹫属于以木陈道态为宗师的临济宗天童系,而道态是清初"新朝派"的代表人物.天童系的这一政治背景,也决定了成鹫不可能参与秘密反清运动.成鹫的<成陟堂集>没有"怨尤之思,悲愤之气",便是证明.当然,在内心深处,成鹫对清朝统治者是持排斥态度的,对明朝是怀有留恋之情的,在本质上是一位袈裟遗民.     

"道统"与"政统"张力中的依附和超越——从冯从吾论"讲学"说起

在中国历史上,士人所代表的"道统"与君王所代表的"政统"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张力,士人竭力维护道统的尊严,使之摆脱对"政统"的依附,成为独立的精神力量.冯从吾在晚明提出以讲学"独行其道",体现了晚明士人面对"政统"的压迫,其政治意识发生转变,期望以"内圣之学"挺立道统.儒家"内圣之学"是道统超越政统的内在依据;而确立士人群体独立的生存方式,是超越的现实条件.     

谈"多元视野"

1.关于多元学科视野与多元视野.顾名思义,"多元学科视野"强调的是以多样化、多品种的学科为工具来研究中国社会史;而"多元视野"则不刻意高扬"学科"大旗,更看重"视野"本身的多元、多样和多层.后者简单明快,脚踏实地,易操作,少歧异.而若过多强调独立学科基础上的综合性,其前景可能就不大妙.以我之陋见,至少会碰到一串令人生畏的陷阱.     

他人食饱,公无馁乎?——在"万物一体"与"圣贤有分"之间

王阳明首先以"知"说"万物一体",认其当从"感应之几"上看.感应之几有二用:一方面一气流通,正是万物一体给出了人在天地之间的位置;另一方面,圣贤有分,人对万物的普遍的恻隐顾惜之情成为万物一体的开始.他也看到,二用又必归一几:"才能之异者"悲天悯人的救世热忱,与"才质之下者"各随其分的尽职精神,二者的搏斗、协调,只能指向人性的陶冶和养成.作为一种理论,王阳明的万物一体说实质上是一种事关修道的审美直感论,它坚持了儒家知行合一的品格,"行"之而成,与"政治哲学"有很大的距离.     

"偏"、"翩"之争——对"偏何姗姗其来迟"的考证

]<汉书>中"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一句在之差,令古今学者对此句产生了不同理解.实际上,"偏"翩"两字在上古已具有互通的基础;词义虚化的客观规律从事实上否定了"偏"在汉代作为语气副词的可能性;历代文献资料也证明了"翩何姗姗其来迟"在句法结构和语用功能上的合理性.因此我们认为在"偏何"一句中,"偏"应看作"翩"的假借字.     

"海宇混一"鼓舞下的元代盛世文风

盛世文风非元代所独有,前之宋,后之明,都出现了盛世诗文。宋、明两代的盛世文风,都被认为是粉饰太平,歌时颂圣,缺乏实际内容,是没有价值的。但元代的盛世文风却不同,它不是强大政治力量介入的结果,而是文人们自觉的倡导。元代文人描述其"盛世",主要说大元"海宇混一"、"华夷一统",其疆域之大,跨越汉唐,而不是对政治和朝政的颂扬。创造不负于时代的文风,是元代文人们要自觉肩负起的历史责任,因而他们呼唤盛世之文,批评种种有悖于盛世文风的文学风气。"盛世之文"实际上是这一部分文论家的文学理想,其作品并非一味美化现实,并非不反映现实问题。它是一种文风追求,而不是对诗文内容的规定。文学史研究中与元代盛世诗文相关的一些非客观的认识,都是应该(?)正的。     

“置邮传命”与政治运转:清代“邮政”的传统内涵

"邮政"一词,其涵义在清末制度转型过程中有着明显的转化过程。清代的"邮政",主要以"置邮传命"为宗旨,在朝廷的政治生活中担任传书递命以及作为维系朝政运转、训谕直省督抚及肃清州县吏治的政举。其重心,不在邮递之具体运转,而在于驿传的政治含义,亦即是其与朝政国命之间的密切联系。但在传统的政治体系之中,邮驿之"政"义未能给体制本身的顺利运转提供足够的支持,在清末改革的背景中逐步被"裕国便民"的新式邮政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