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法家的政治伦理

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有两个显著特色:政治特质的政治伦理化和政治运作的"外儒内法"。法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政治伦理的一个重要内容。晋法家则是法家思想的系统化体现,也可以说是法家思想的核心。晋法家以理性主义为基本逻辑,以功利主义的效果论为目标,建构了一整套自上而下的权力分配与制衡体系,形成了较为独特的价值评判标准,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一种国家理性的理念。从政治伦理的角度看,晋法家的这些思想充分展示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在政治领域的理性化与现代性。     

从国家理性到公共理性——康德政治哲学的革命

康德的公共理性理论不仅具有道德哲学的意义,更具政治哲学的价值,它集中体现了现代政治哲学的核心范畴。康德将公共理性置于启蒙的论域中,凸显出自我与公众作为现代政治哲学的两项根本要素。其中自我的启蒙展现出现代政治哲学的自由价值,公众的启蒙凸显了人民与世界公民的理念。在此基础上,公共理性取代传统的国家理性观念,强调理性的权威,抑制权力的恣意。经由公共理性观念,人民主权观念与普遍人权观念能够得以有效的关联,从而突破现代世俗化进程中所形成的资本-民族-国家体制,形成世界共和国的理念。从国家理性演化为公共理性的概念进程凸显了康德政治哲学的哥白尼革命的典范意义。     

略论政治伦理视域下的国家管理

国家管理必须放在政治伦理的视域下.与个人的实践行为不同,国家管理的实践行为更多地是基于在既定社会中为全体人民谋福利的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原则.毫无讳言,建立廉洁透明、专业化和低成本化的,具有更多伦理要素的至善政府,是当代经济社会建设过程中国家管理的价值取向.     

从人性伦理到社会秩序:荀子政治哲学的内在逻辑

重建良善的社会秩序是荀子政治哲学的内在关怀。荀子虽然对人性充满悲观,却对社会理想极其乐观。荀子之所以实现从悲观的人性论向乐观的社会理想的理论跨越,主要是基于对人从先天之恶向后天之善转化的自信,这个转化的达至主要通过去性存伪的政治社会化过程、群分相合的社会关系和隆礼重法的社会治理力量。     

论政治伦理的公共理性走向

尽管对政治伦理学的存在合理性仍有待进一步辩护,但全球范围内思想巨擘们关于当今世界政治走势激烈的价值性论争,却昭示着一种不同以往的政治伦理走向正在生成。在存在论视域内,以追问意识之物质本质的深度论证方式综合分析全球范围相关理论热点,进而以此为支持推导罗尔斯公共理性理念生成的内在过程及客观原理,揭示出公共理性作为政治伦理的新走向不仅是一种"应然",更是一种"必然"。同时,这一论证也将为政治伦理学的相关探讨提供还原视角和思辨逻辑。     

国家治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明确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列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不但预示着国家治理体系建设进入现代化进程,也的标志着我国政治伦理从传统到现代的重大跨越.在构建我国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过程中,治理主体从一元变为多元,治理手段从德治转向法治,治理目标从善政迈向善治,体现了现代政治伦理对国家治理的新要求.     

政策与法律的结构分析--从伦理政治到法理政治

本文从政党权力及政治文化角度探析了结构要素--政策与法律的本质伦理政治和法理政治,以明确政策与法律之间的界限;阐明了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及社会文明的时代特征对中国实现伦理政治向法理政治转变的必然性,以及这种转变对我国实现宪政民主及依法治国的现实意义.     

推进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从政治承诺到战略部署

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人奋斗与追求的终级目标,纵观改革开放后共同富裕的发展逻辑,有一条明显的发展主线,即从政治承诺到战略部署的历史跨越。邓小平提出的共同富裕政策,重点放在部分先富,真正实现共同富裕只能是一种政治理想和政治承诺。新阶段新起点,推进共同富裕的条件已然成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全面部署,提出共同富裕的阶段目标、推进思路和实践途径,共同富裕由理想开始走向现实。     

天下为公与制度之公——法家思想中的“公法本位”

与君主集权制相伴随的法家思想,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天下为君"的君主本位制.实际上其中同样存在着与君主本位相对的公法本位倾向,体现为包括君主在内的一切统治阶级,都服从于一套"无私"的法令和程序,以及统治者的权力和职责来自这个统治秩序的客观结构功能等.这个被忽略的思想线索有助于认识古代政治思想史中贯穿始终的一条红线.     

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逻辑源点及历史探路--基于两汉之前的伦理学分析

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汉后开始以儒家为核心和主线,但是,其逻辑源点和演绎进路却在汉前,汉前政治伦理经历了“神教→宗族→诸子→法家→道家”的重心转移过程,这一辨争、探索和筛选过程,对于后来儒家的胜出至关重要。“夏商→西周”是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奠基期,神教政治伦理向宗族政治伦理过渡,完成了政治伦理“天道”向“人道”的转变;春秋时期虽然天崩地解,但是,政治伦理仍在沿用宗族伦理;战国时诸子伦理兴起,宗族政治伦理开始松动,在诸子伦理的政治纷争中法家最终获胜;面对秦二世而亡的残酷事实,中国传统政治伦理反省后开始真正走上了历史合理性的路径：阳儒阴法———儒法两家软硬、外内结合共同维护传统社会政治秩序,结束了漫长的摸索期。     

王道政治境域下的融合——董仲舒对儒学的法家化改造

董仲舒是以法家改造儒学,还是以儒学改造法家,关系到对儒学基本性质的认定.文章以为,儒学实现同政权的有机结合,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是以确认皇权的独尊为前提的.既然如此,董仲舒当然是以法家的精神改造儒学,而不是什么将先秦原典儒学的基本精神,移植到法家政刑体制内,进行了"转化性的创造",使之成为这一体制的灵魂和基石.     

从“巫君合一”到“德政礼制”——论“巫史传统”的内在政治伦理逻辑

"巫史传统"是李泽厚晚近提出的用来解释中国传统文化根源的一个概念,意即中国"巫文化"的理性化历史进程。"巫史传统"的历史前提是"绝地天通"之后所形成的由王权统摄神权的"巫君合一",它的理性化进程是通过"数"这一具体历史途径实现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对历史经验的保存、对天象历法的掌握和对军事活动的参与。在"由巫而史"的理性化进程中,周公的"制礼作乐"是一个重要历史节点,它直接导致了后世"德"和"礼"的产生,从而一方面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大传统,另一方面则标志着"由巫而史"这一理性化过程的完成。     

为政以德：中国政治伦理的核心要义

为政以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也是我国历代执政者在长期工作生活中形成的重要政治品质。它集儒、法、道、佛诸多思想流派之精华,蕴含着以民为本的价值取向、修身为要的政治追求、贵和尚中的执政原则等丰富内涵,在古往今来不同文化思潮的相互激荡中,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为政以德的政治伦理体系。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中,努力把握中华先贤的这一重要政治智慧,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以来,通过大力推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政德建设,努力使之与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结合,使其在与时俱进中焕发出勃勃生机。     

孔子的“正名”说是政治伦理的,还是逻辑的

孔子的“正名”说是特定时势的产物 ,纯粹是政治伦理意义的 ,这也是由其目的、内容和原则所决定的。孔子“正名”说中运用的逻辑形式完全是出于立说行文的需要 ,这并不意味着孔子在自觉地创立逻辑理论。     

从“解放政治”到“生活政治”的逻辑——吉登斯现代性理论的困境与出路

安东尼.吉登斯是研究现代性问题的杰出理论家,对现代性的特征、风险后果以及现代人等都独具见地。他对现代性的贡献还在于试图以人类解放为着眼点,探求现代性发展的动力机制。解放政治是面对他人和自然的奴役与束缚,诉诸解放的斗争思维。面对其困境和矛盾,吉登斯前瞻性地勾画出生活政治蓝图。作为现代性问题转向的政治范式,两者都不可避免具有乌托邦倾向,但第三条道路的提出使人们看到生活政治的某种现实主义曙光。     

人情实践的认同单位与行动逻辑——对“差序格局”的实证性反思

差序格局,是对中国乡土社会人情结构的一个经典的理论探讨。然而在当今压缩现代性的社会背景之下,人情实践背后的结构性原则可能比差序格局的表述更为复杂。通过一个宗族性村落中人情实践的个例,可从人情建构的认同单位和行动逻辑两个方面,重新解读差序格局,进一步审视当代乡土社会中人情关系的新模式。一方面,差序格局的认同单位是具有伸缩性的自我,而当下北头村的人情认同单位则是具有明确结构性界限的"核心化家庭"。后者在己身、家庭和家族之间划定了相对明确的界限,既将家庭的独立地位从单系的家族脉络中突显出来,也是对"私我"的超越。另一方面,差序格局强调"人伦"的行动逻辑,人情关系在伦理本位的约束下表现为义务性和无选择性。而在当今的北头村,人情关系表现出松绑的趋势。通过均衡回报和人情冷冻的原则,实现了人情从义务性关系向选择性关系的质变。     

从民族国家建构到民主国家建构——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主题的嬗变透析

现代国家建构是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双重化建构过程,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轴。但由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建构是十分不均衡的。这就导致了近代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主题经历了从民族国家建构到民主国家建构的嬗变。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是以提高国家控制能力为核心的民族国家建构。直到20世纪末,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才开始由民族国家建构转向以提高国家合法性为核心的民主国家建构。因此,民主国家建构将成为21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     

“乌托邦”思维与普遍伦理

“乌托邦”无疑是人的一种思维定式, 这种思维定式所诉求的规范性与普遍有效性是人类理性使然。理性的变式不仅为我们记录下了不同样态的普遍伦理, 而且使道德哲学呈现出从形而上的论证转向一种后形而上论证的发展趋向。     

伦理学的革命——从单向伦理到双向不对称伦理再到双向和谐伦理

基于增长性发展观而构建的林林总总的传统伦理观归根结底是人类中心主义基础上的单向“霸王伦理”,在人类拥有征服自然的巨大力量之后,这种曾经在人类发展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单向伦理观已将人类文明导入死胡同;基于可持续发展观而构建的环境伦理、大地伦理等新兴生态伦理观,虽然实现了由单向伦理到双向不对称伦理的升级,但是,深深地打着人类中心主义烙印的双向不对称伦理,无助于人类从根本上摆脱危机四伏的困境;基于和谐发展观而构建的和谐伦理观将促使伦理学实现由双向不对称伦理到双向和谐伦理的升级,彻底摈弃人类中心主义的樊篱,实现所有存在的和谐互动。建立在万有价值定律基础上的和谐伦理观既承认万有存在对人类的服务功能,又关注人类对万有存在应负有的责任,认为万有存在拥有与生俱来的、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伦理资质,人类与万有存在之间存在着一种和谐的双向度伦理关系。从传统的单向伦理到双向不对称伦理再到双向和谐伦理,无疑将引发伦理学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