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抗战历史剧的悲剧叙事与现实关怀

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出现历史剧创作的高潮,尤其以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最有代表性。郭沫若创作了以《屈原》为代表的六部历史剧,采用悲剧这一叙事形式,塑造了屈原、聂婪等志士仁人为祖国和民族慷慨赴难、从容就义的悲壮形象,彰显这些历史人物的高贵品质和悲剧精神;同时,这六部历史剧政治意图也较为明显。     

郭沫若抗战时期历史剧的宣传作用

从抗战这一历史背景下,看郭沫若所创作的六大历史剧的宣传作用。主要对这六大历史剧进行了分析,结合剧本演出后社会各界的的反响来看作品的宣传功能性。     

诗与政治的共鸣:1940年代的郭沫若及其抗战历史剧

抗战历史剧是郭沫若凭借审美激情对黑暗政治的抗议,是他的政治遇挫在戏剧艺术王国的一次艺术移情。在审美与政治较完美融合品格基础上,剧作充分展示了郭沫若独立自足的人文立场。1940年代的郭沫若凭借"内心的要求"和文人知识分子天性,向黑暗发出了对人的自由本质、人性崇高品格的呼唤。     

郭沫若文学翻译思想管窥

郭沫若毕生对翻译工作非常重视 ,他对翻译的意义、作用和地位 ,翻译的原则和方法 ,翻译家的修养等问题均有较为深刻的论述 ,其中不少观点至今仍有现实指导意义     

理想化与情感化:郭沫若史剧人物塑造的基本特性

郭沫若的历史剧洋溢着一种慷慨悲壮的激情 ,具有浪漫主义的理想化倾向。在人物塑造方面 ,它的基本特征就是作者从传达自己的观念和情感出发 ,恪守理想化与情感化的原则 ,以一种夸大的手法强化人物塑造 ,赋予主人公罕有的 ,常人不可企及的精神、道德品格 ,从而使他 (她 )们在人格上具有一种强大的道德力量和感召力量     

翻译与中国现代文学——鲁迅与郭沫若在"翻译是媒婆"问题上的分歧

鲁迅和郭沫若都是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翻译家,在翻译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问题上,郭沫若提出了"翻译是媒婆"的说法,鲁迅在不同的场合与文章中多次批评了郭沫若的说法,认为贬低了翻译的地位.围绕"翻译是媒婆"的问题,鲁迅和郭沫若就翻译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进行了较为细致深入的辨析,推动了现代翻译事业的发展.     

郭沫若史剧女性形象原型分析

郭沫若历史剧中最大放光彩的女性形象,是其吸收民间文学传统,积淀英雄—美人模式,并借古人之口,传递理想与现实社会的对抗。借助神话—原型批评,我们可以发现其人物塑造的某些特有规律。     

从郭沫若的历史剧观其乐观主义的悲剧观

郭沫若以诗人的气质与激情,以史学家的精湛研究,以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将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搬上舞台,使他的历史剧有了独特的风格。以史学家作剧,在大关节目上不失历史之真实;以诗人作剧,则剧中充满诗的韵味;以革命家作剧,则能紧紧地握住时代的脉搏,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因此可以说郭沫若的历史剧是史、剧、诗和谐的统一。     

郭沫若与德国文学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杰出的翻译家。他在“五四”前就迷恋上了外国文学并进行了外国文学的翻译实践。“五四”以后他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 ,又以翻译德国文学为重点 ,且特别钟情于歌德 ,有着明确的目的     

论历史剧的改编与创作观念的创新

剧作家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历程中,有多少个剧本是反映时代生活的人和事的,又有多少剧作家是去改编名著与历史剧的。从演出和评奖剧本来看,这样的比例不能不让我们感叹,也不能不让观众悲哀,我们的生活就永远沉浸在过去的回忆怀念中,我们的欣赏就永远停留在历史的演变中吗？     

明清剧论家的历史剧创作理念

历史剧的创作是否必须严格遵循历史事实,是明清戏曲理论家的重要批评话语.由于缺乏与当今相对应的历史剧概念,他们从不同的视角总结了照史实录、写意虚构、虚实结合等创作观念,具体地探索了历史题材剧的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之关系.     

王昭君形象的文化解读——以《汉宫秋》、郭沫若《王昭君》、曹禺《王昭君》为例

王昭君的形象家喻户晓,马致远笔下的王昭君放射着民族节烈的光辉,郭沫若笔下的王昭君具有鲜明的反叛意识,曹禺笔下的王昭君则是政治的牺牲品。她们都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     

郭沫若历史剧《屈原》在日本的上演与影响

20世纪50、60年代，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在日本改编后由“前进座”剧团数次公演，并在中日之间展开交流、讨论。演出获得巨大成功，在战后日本民众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得到学界好评。     

郭沫若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剧题材处理方法探析

郭沫若抗战史剧在题材的选择与处理过程中,走了一条由文化主义的价值选择与诠释,进而上升到无产阶级政治认同的路线;新中国成立后,他选取了一条先有政治预设然后再下沉到文化内涵演绎的题材选择与处理路线。这样,在他史剧艺术探索中,历史、现实和艺术三者间的关系发生了的微妙的变化。在历史层面,形成了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翻案"式题材选择与处理;在历史与现实关系上,形成了以"敷粉"为特征的歌颂性隐喻化处理;在艺术本身层面,则凸显出郭沫若主体情感的突入与疏离之间的倏变色彩。     

论鲁迅现代诗剧的体裁特质

中国现代诗剧的体裁分为两种形式,分别是戏剧化的诗(剧中的诗)和诗的戏剧化(诗中的剧)。学界以往的研究多将注意力集中于戏剧化的诗,而实际上,诗的戏剧化形式的诗剧也是现代诗剧的一种重要体裁。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拓者与奠基人,鲁迅是少有的创作过两种诗剧体裁形式的作家。通过研究与论述鲁迅现代诗剧的体裁特质,我们可以发现鲁迅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文本与艺术形式的积极探索与开拓。现代诗剧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中也有鲁迅先生的一份贡献与实绩。     

读莎士比亚历史剧之我见

莎士比亚以睿智深邃的眼光洞察历史的面貌,从丰富的历史事件中吸取艺术素材,创作出一系列的历史剧,借古喻今,寄托自己的政治思想;他的历史剧构思巧妙,情节生动、丰富,艺术感染力强,因此对欧洲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中国现代诗剧的修辞艺术

诗剧的诗体语言要达到凝练、生动、精确而富有魅力,就必须注重修辞艺术的应用。对于现代诗剧来说,语言的含蓄美即来源于修辞的应用。具有含蓄美功效的修辞手法包括夸张、折绕(婉曲)、象征、复义(含混语)、隐喻等。这些辞格在中国现代诗剧中的运用,使诗剧的语言表现出幽婉、凝重的特质,从而使现代诗剧避免了情绪的直接倾泻。借助语言修辞而达到思想上感性与理性的统一,是彰显中国现代诗剧语言艺术感染力的重要途径。     

“国家的与超国家的”——无政府观念对郭沫若、郁达夫早期创作的影响

郭沫若、郁达夫在1920年代初期,受到当时流行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冲击,并在创作中留下了清晰的印记。《女神》中超绝时空、纵横宇宙、无限扩张的"自我"与《沉沦》中以欲望为中心的沉迷与挣扎,构成了惟我主义"扩张"和"内敛"的两极:一个指向外在的硕大无朋的宇宙空间,一个指向内在的深不见底的欲望深渊,显示着中国现代文学惟我主义在文学中的两种表现模式,而在本质上又是合一的,是尼采、施蒂纳式的个人无政府主义在文学中的形象体现。     

郭沫若早期文史研究中的唯物史观新探

20世纪20年代中期接受马克思主义以来,郭沫若自觉走上以唯物史观研治中国历史文化的道路,成为现代中国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文史的一代宗师。他主张"以科学的方法回治旧学",所谓科学的方法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主要包括人民本位标准、历史主义眼光和全面辩证的观点等;他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将古文字学与古代史研究结合起来,探索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规律,形成其著名的殷周奴隶社会说和战国封建社会说;他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主张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处理好古今中西的关系,主张吸收古代遗产,会通东西文化,以期继往开来,创造出更高一级的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