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国总统和国会在对华政策上互动关系的考察 --以克林顿时期为例

美国总统和国会在对中国政策上的互动,表现为在制定中国政策问题上,既有矛盾和冲突又有合作和妥协.总统的决策影响着国会,国会的决策同样影响着总统.总统和国会在处理台湾问题上都制定了正式和非正式的机制.在中美关系的经贸问题上,总统和国会合作多于冲突.在中美关系人权问题上,总统和国会目标一致,那就是给中国施压,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美国国会内部的党派区分并不能完全决定美国国会的对华政策.美国对华政策一直受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并随美国国内政治的波动而波动.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总统和国会在对华政策上演"双簧",也不要认为国会总是和总统过不去.     

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中的“西藏问题”新探——基于《国会记录》的文本分析

自1987年以来,美国国会提出并通过了一系列"涉藏议案".这些议案的基本目标是将美国对华政策与"西藏问题"挂钩.作为美国对华人权外交的组成部分,这些"涉藏议案"对中美关系产生了消极的负面影响,它不仅使美国对中国所谓"西藏人权问题"的干涉长期存在,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达赖集团在国外的分裂活动.     

协调对华经贸政策的角色：从总统到中美高层经济对话

冷战后,美国在对华经贸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包括总统、国会和各行政部门在内的政策主张不一,不时发生对抗,反映出其部门间协调性机制的缺位。近年来,美国财政部牵头下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和国务院领导下的中美高层对话构成了中关经济对话的新型机制,弥补了美方对华经贸政策制定中用以协调本国国内各部门政策立场的制度性缺陷,为稳定和助推两国经贸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必要的有利机制。     

美国国会现代情报授权制度探析

美国国会情报授权是指国会相关情报委员会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规则和程序,对其所管辖范围内的情报机构、情报政策项目或活动进行年度立法审议,通过立法授权支出的决策行为。美国国会委员会"先授权后拨款"的立法传统、1970年代以来美国国会与总统争夺情报领域的决策权等因素,共同导致美国国会在70年代中期建立起以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为中心的现代情报授权制度。此后美国情报活动的授权一直是通过国会情报委员会审议和批准独立的年度情报授权法案的方式进行。尽管存在着结构性的制度缺陷,但在"9·11"事件后总统情报决策权力膨胀的背景下,情报授权制度成为国会监督和制约总统行政权力扩张、维护美国分权制衡的政治体制的重要手段。     

后PNTR时代中美经贸关系政治化的机制化——以美国国会内针对中国的两个专门委员会为研究对象

国会一行政当局对华委员会(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和美中安全评估委员会(United States-China Secunty Review Commission)是2000年美国给予中国PNTR之后,美国国会同期授权设立的两个针对中国的专门委员会,两者同是后PNTR时代美国国会促使中美经贸关系政治化的替代机制.本文追溯了其成立过程,分析了两者的各自特色和工作重点的不同,发挥影响力的途径和效果,指出了从中折射出的后PNTR时代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在对华问题上互动和制衡的新特点.     

冷战结束后的美国国会和美国对华政策——以《加强台湾安全法》的出台为例

在众多影响美国对外政策制定的因素中,国会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国会在外交决策中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演变.冷战结束后,美国国会加强了对华决策参与,总体上起着消极作用.<加强台湾安全法>是冷战后国会介入台湾问题的一个大动作.该法出台的过程为我们探究冷战后国会对华政策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中国政府已充分意识到美国国会的作用.力图发展两国间的对话机制,规避国会在中关关系中的破坏性作用,增加其建设性.     

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人权因素

1973年,美国国会通过立法为本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注入了人权因素;1977年,美国国务院设立人权与人道主义事务司,使人权因素成为其外交政策日常运作的一部分。     

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府际间利益的法制协调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各地方政府从竞争转向合作,共同治理跨区域公共行政事务是共赢发展之道。府际合作能否成功,取决于各地方政府能否就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进行有效协调。促成府际间利益协调从政策调整向法律调整转型,是建设法治政府的时势所需。作为一项制度安排,府际间利益协调当以法制协调为导向,关涉府际间利益协调的立法,可以采取"综合立法—单行立法"相结合、"中央立法—地方立法"相结合的立法体例,并遵循公平与效率相结合原则、互信共赢原则和公开参与原则,通过构建利益表达机制、利益磋商机制、利益协议机制、利益补偿机制、利益协调监督机制与利益纠纷裁决机制,从而将府际间利益协调纳入法律规制范围。     

美国介入大湄公河次区域与中国的应对

2009年以来,配合"重返亚太"战略的实施,美国加大了对湄公河次区域事务的介入。通过在多边、双边以及功能领域开展合作,美国迅速恢复并加强了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从而使中国的周边环境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尽管中美两国在战略目标以及具体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在地区事务上仍存在协调与合作的空间。中国应积极探索中美合作的可能性和具体方式,引导中美良性互动,避免恶性竞争,为中国周边战略的顺利实施提供保证。     

从国家主权到人民主权:三十年来中国主权与人权互动关系研究

近30余年来,中国经历了人权与主权无关到人权与主权相连,再到人权与主权争高下、人权与主权相对分离这样一个过程.西方对中国人权事务的干预,以及中国参与全球化过程引发了主权与人权的互动、冲突和矛盾.事实上,人权与主权最初是两个互不相关的概念,自纽伦堡审判、国际人权运动兴起后,人权与主权才表现出相互依存、互为表里的关系,有时也相互对立与排斥,不分高下,正是这种对立统一关系推动着中国人权事务的发展.当中国政府把对人权的关注从国际人权斗争转向国内人权保护的时候,这便是主权观从国家主权向人民主权转变,目前中国正处于此阶段.     

论人权国际保护理论的发展与争论

人权理论起源于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人权保护经历了由专属国内管辖事项至进入国际法领域的过程,人权国际保护机制的建立标志人权保护全面进入国际法领域。但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于人权的概念、内容、人权与主权关系等方面存在着严重分歧,产生这个分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民主党执政后的日台关系动向探析

日本民主党政权试图推行的"美亚并重"外交促使日美关系进入调整和磨合期,中日关系则大幅度改善与提升,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大为下降.民主党将在台湾问题上推行较自民党更为稳健的"维持现状"政策,即继续秉持<中日联合声明>"一个中国"政策的根本立场,将日台关系控制在非官方层次,以推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然而,受党内派系分歧、国会亲台势力鼓动和台湾岛内政界人士游说等消极因素的影响,民主党仍然可能会继续有限度地推动日台关系的发展.     

人权的体系与分类

人权的体系与分类是人权中的内容要素。人权史上三百年间曾产生过四个影响世界的人权体系。观念上的人权与法典上的人权并不等于现实中的人权 ,一国人权的实际状况体现于由其宪法宣告的人权向现实转化的机制之中。人权的基本分类是理论上的划分与宣言上的划分两类。通过分类研究 ,可以发现中国人权体系存在的结构性缺陷。完善中国的人权体系 ,需在宪法列举人权种类之前先行确立国家对人权的基本态度、对人权予以平等保护的一般原则 ,同时 ,按生存权本位对现有人权体系予以重构     

选区政治与美国国会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制度性根源

在美国的对外贸易史上,贸易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一直是美国贸易政策的两大主题。其中贸易保护主义占了大多数时期,这跟美国国会与选区政治有着很大关系。国会拥有宪法赋予的贸易权,国会议员出于当选的考虑,在制定贸易政策时受到其选区利益的制约,这构成了保护主义形成的制度基础。本文将以选区政治为切入口,分析选区与议员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内在关系,选区中选民、利益集团、政党等各行为主体围绕着选举与贸易展开的博弈,以及这种互动博弈关系如何导致了国会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     

人权冲突视野中的人权标准范畴

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人权问题上有着激烈的分歧和冲突。人权标准的不同是造成人权分歧和冲突的一个主要原因。资产阶级人权学说以“天赋人权”论为依据,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把是否符合人的感性欲望或人的理性作为人权的评判标准。马克思主义人权学说以唯物史观为基础,认为人权标准是对现实的人权状况或人与人之间现实的权利关系进行评价的尺度、准则和规范,是在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中确立,并与社会的进步及人权内容的发展变化相适应的动态的、历史的范畴,具有客观性、阶级性、普遍性、相对性等本质特征。     

邓小平人权思想的内涵与意义

十届人大二次会议关于宪法的修正案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至此中国的人权观完成了由"政治人权"向"法律人权"的成功转换。而新中国人权思想的酝酿、提出并进而发展成熟,肇始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作者从人权的一般原理出发,在梳理邓小平人权思想从"政治人权"向"法律人权"转换的进程中探视我国人权发展的历史轨迹。     

和平解放西藏谈判方案之成型成熟过程探析

在1950年代的解放西藏的问题上,中共中央最初提出以和平方式解决。在此指导思想指引下,中央人民政府先后提出"六项条件"、"四项原则"、"十条政策"、"公约十章"。西藏地方政府迫于严峻形势,提出完全无视国家主权、受到了西南局驳斥的"五项指示"。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双方谈判代表团在经历了多轮艰难谈判之后,最终以"公约十章"为基础,达成了双方都接受了的解放西藏的法定文件——"十七条协议"。和平解放西藏谈判方案由分歧到统一的曲折发展变化脉络,展示了西藏一步一步获得和平解放的艰难历程。     

我国流域治理机制创新的目标模式与政策含义——以闽江流域为例

我国现行的流域科层治理机制,难以实现流域生态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加快构建流域网络治理机制是流域生态系统复杂性和多功能性的客观要求,也是发达国家流域治理的普遍经验,更是推进我国流域治理府际间"碎片化"缝合的现实选择。根据流域网络治理机制的基本框架,以闽江流域为例,其政策着力点在于设立权威的流域协调机构、规范行政分层治理的考核体系、建立流域区际政府间的协商机制和完善流域治理的自愿性激励政策。     

美国干涉与所谓"西藏问题"

所谓"西藏问题",是由逃亡国外的达赖集团和美国等西方干涉势力一手制造的.美国在这一问题上采用了种种卑劣手法捏造历史事实,大肆鼓吹"西藏独立";直接插手,唆使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利用新闻媒体和各种场合,为西藏分裂主义分子造声势和提供表演舞台;以"人道主义"卫士自居,大打"人权牌".由此可见,干涉与反干涉的斗争仍将是激烈的.     

欧洲福利政策的转型及其启示

如何为非正式就业群体提供社会保护是目前中国社会政策发展面临的新挑战。在欧洲福利改革中,德国选择"加层"弹性就业者的保障,英国增加技能培训和削减社会福利,丹麦将慷概社会安全体系和积极劳动市场措施结合起来,目的都是加强劳动市场的弹性安全。对此,中国社会政策必须有所借鉴,从"就业保护"思维向"失业保护"观念转变,加强工资协调机制作用,调和攸关利益者之间关系,以切实保障政策实施的连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