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学“两重性”到“四分层”——论新时期史学本质问题的“分层思考”

新时期以来,我国史学界在有关史学本质问题的探讨上,从何兆武先生的史学“二分法”到张耕华教授的史学“四分层”,这实质上形成了一种关于“史学本质”问题“分层思考”的研究模式,从而体现了新时期我国史学理论研究思想开始走向成熟。“分层”正是为了探究“历史学究竟是一门怎样的学科”,但这必然引出的问题是：史学各分层上的知识本质和认知形式的不同终究要依据什么判断标准来划分？因此,关于史学本质首先应探讨的是其判断标准问题,否则我们就不能将史学本质问题说清楚。     

从“史学经世”看晚清西史东渐的知识史和思想史意义

晚清西史东渐给中国士人带来的,主要并非时下所谓的“西方史学”,而是某些特定的西方历史知识,甚至是片断化、符号化的历史信息和“形象”,因此今日学者宜抛开当下定型的史学命题,重回晚清知识环境,以建构论视角看待晚清西史知识的形成过程。19世纪末“史学经世”观念改造了“史学”的眼光,时人使用的“史学”一词并非指今日作为现代学科的历史学,而是指基于历史性知识的思考和学理建构的总和,“学从史出”的现象为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诸种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同时,晚清输入的西方历史知识和人物故事也极易被特定思想观念操控。学人基于自身思想主张,对西方历史进行剪裁和重构,将历史进程“模式化”,将历史人物“符号化”,原本丰富的面相被简化。研究晚清西史东渐宜融合史学史、知识史、思想史等多种眼光,方能展现其中的丰厚意蕴。     

从“‘梁启超式’的输入”到当代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中国现代史学发展走向论析

自20世纪初以来,在西方学术的影响下,中国史学经历了从传统史学话语体系到新史学话语体系,再到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的转变。近年来史学界有关建构当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讨论,表明中国史家期望超越对西方史学话语的简单引进与仿效,要求建立根植于中国历史实际与民族文化传统的史学话语体系。这标志着经过百余年中西史学的碰撞、融合,中国现代史学已开始摆脱对外来学术的依附状态,力图确立自己的学术自主性。     

跨文化视域下的“伪对应”翻译——以浙江省公示语翻译为例

公示语翻译的目的是为了在译入语中找出同译出语相对的话语以传递译出语所表达的意思,双方间文化的差异使得翻译过程中特别需要警觉的是伪对应翻译,即形式上似乎完全一致而实际内涵根本不同的错译。本文以浙江省杭州市旅游景点和绍兴市名人故居公示语翻译为例,从文化关联理论和跨文化视域的角度,对公示语伪对应翻译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有效的解决措施。     

“替补”与“间隔”——从德里达“文字学”视域看汉字的哲学内涵

德里达的“文字学”对深入理解汉字有着启示性的作用。他视“文字”为“痕迹”,为“在场/不在场”之间的“游戏”,而“替补”与“间隔”构成了“痕迹”的双重运作。“替补”体现的是瓦解“在场”自身同一性的“延迟”运动,而“间隔”则体现了“时间生成空间”的差异化运动,具有更深刻的意义。从这两个基本概念出发可以看到,在汉字的结构演变中,“緟益”体现了“替补的逻辑”,而汉字的书体演变则是敞开了原初综合的异质性空间。     

“新唯物主义”之“新”——从彻底的实践精神和批判精神看

马克思1845年所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标志着其新世界观亦即理论界所称的新唯物主义的萌芽。笔者是把新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同义语来使用的,并从彻底的实践精神和批判精神角度认为:新唯物主义的新主要表现在:新唯物主义只是一种新世界观,这种新世界观是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的世界观,而彻底的实践精神和批判精神是实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的前提。     

清末民初的“公德私德”之辩及其当代启示——从“美德统一性”的视域看

梁启超开启了以"公德""私德"讨论中国社会问题与儒家伦理的先河,其后马君武、章太炎、刘师培、蔡元培等思想家对此问题都有所讨论或回应,尽管他们的立场各不相同,解决方案言人人殊,但他们都相信个人的道德品格具有某种统一性,都强调个人品格意义上的私德是一切公私道德的根本和源泉。梁启超后期更为强调"道德本原"与"节目事变"的区分,旨在说明道德本原与儒家道德的普遍性(超时代性)。当代中国公民道德的建设,应该走出梁启超前期《论公德》中所谓"儒家重私德轻公德"的误区,接续其后期的思考,以儒学为公民道德建设的主要思想资源。     

鲁迅翻译的社会学意义——从《小约翰》的新译本看鲁迅的“硬译”

鲁迅的文化构建欲是其翻译的冲动力与标尺,因此同时也形成了特殊的翻译观与实践——"硬译"。     

1966-1976年党内健康力量对“左”倾错误的尝试性纠错——从党的权力运行秩序视域的解读

1966-1976年,在占支配性地位的“左”倾错误指导下,党的权力运行不仅没有获得“大治”,反而“离轨失序”.针对这种状况,党内健康力量开始从党的权力运行的指导思想、党的权力人民性宗旨的发展性程度内涵、党的权力运行的规则范式、党的权力运行的形式主体建设以及党的权力运行的监督方式等方面进行了尝试性纠错,希冀实现党的权力运行的“规范有序”.尽管这些纠错还只是一种局部性调整并在实践中受到“左”倾错误反击而遭遇种种挫折,但其所获得的一些成果为改革开放后党的权力运行向规范有序的方向“复归”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三年困难”时期农村的家庭生存策略——从社会性别视角看陕西侯永禄一家的经历

家庭生存策略及其社会性别维度是一个既关乎历史也触及现实的命题。"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年)对农村亿万芸芸众生来说是一场生与死的考验。尽管这场"生存保卫战"主要是以家庭为中心展开,但迄今有关家庭生存策略及其社会性别问题的研究仍付阙如。陕西农民侯永禄不间断写了六十余年日记,作为见证人和当事人,他为我们留下了有关这场生存危机的一些原始记录。从社会性别视角来解读,侯氏一家人应对大饥荒的生存实践、行动逻辑及资源权力不尽相同,他们的生存策略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本文从社会性别视野勾勒了一个普通农家生存之道的大致轮廓并着重描述了农家妇女的独特作用和贡献。这些微观经历不失为其时千千万万农村家庭普遍经历的一个缩影。     

“西伯戡黎”新证——从清华简《耆夜》看周人伐黎的史事

清华简《耆夜》记载了武王八年征伐耆国的史事。《尚书·西伯戡黎》的"黎"又作"耆"等,地望当在上党,即今山西长治西南,子姓,与殷商王朝关系密切。周王朝后来又分封了一个黎国,地望在山西黎城东北,姬姓,系毕公之后。"西伯戡黎"自宋代以来,成为一个著名的公案,主要有"文王戡黎说"、"武王戡黎说"、"各戡耆、黎说"、"两个黎(耆)国说"、"阙疑说"诸说。本文认为,《尚书·西伯戡黎》中的"西伯"正是周武王,"黎"正是《耆夜》所载武王征伐的"耆","武王戡黎说"得之。鉴于上博简《容成氏》相关字的误读以及今本《竹书纪年》的争议性,"各戡耆、黎说"或者"两个黎(耆)国说"目前而言难以成立。     

部门行政向公共行政的转变——从深圳“行政三分制”看中国行政改革新取向

借鉴西方新公共管理思想,结合本地实际,深圳拟推行"行政三分制"再造政府.政府部门一分为三,分权与制衡机制注入现代行政组织结构;力图用经济手段--公共财政改革解决政治问题,促进政府职能真正转变,彻底打破传统"部门行政"格局,建设"现代公共性政府".从深圳"行政三分制"改革可以预见,推进"部门行政"向公共行政"转变,必将成为转型期中国政府管理体制创新的方向.     

从“雍正五年条例”看传统中国的政治统治合法性——以朝廷协调和处理租佃矛盾为视角

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实质在于被统治者对于统治秩序正当性与正统性的认可与信仰,其存续与否直接关系到政治统治的兴衰治乱。在传统中国,被统治者对君主的认可和信仰是建立在共同遵循的儒家天道观基础之上的。君主不仅是价值观的承载者,而且通过建立在共同价值观上的君主专制制度来践行价值观,从而获取被统治者对其政治统治合法性的信仰。协调和处理租佃矛盾是君主践行儒家天道观,正确履行其职能,获取被统治者对其政治统治合法性信仰的重要举措。雍正五年条例正是这一逻辑的深刻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