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吴地诗歌散论

周代,吴地产生的最早的歌谣为清代沈德潜选入<古诗源>中的两首吴地诗歌<渔父歌>和<吴王夫差时童谣>.<左传·哀公十三年>记载了春秋后期吴国产生的第一位文人创作的诗歌--吴申权仪<乞粮诗>.<乞粮诗>特点之一--句尾出现的语气助词兮,比<楚辞>早了两百多年.可以说,吴申权仪的<乞粮诗>已最早体现了周代南方诗歌句尾多用语气助词兮的这一特点.<诗经>中歌颂周人先祖的庙堂乐歌,如<诗经·大雅·生民>、<诗经·大雅·绵>等,虽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吴地诗歌,但却与吴国王室先祖有着密切的血缘联系.     

白居易诗歌的影响与接受

白居易对文人诗歌创作的影响,是接受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对白居易的接受付诸于诗歌创作之中,是一种最为创造性和艺术性的接受方式。白诗中的艺术形象、思想情趣,白乐天本人的性情风仪,甚至与他相关的事件人物,都可以成为中唐以来至明清诗歌创作的题材和艺术上的模仿对象,这就是白居易对于文人诗歌创作的影响。白居易对于文人诗歌创作的影响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以诗歌的形式对其诗作进行评论,二是在创作过程中对其艺术创作技法的学习,三是对其诗歌理论和思想精髓的继承,并融会于诗歌创作之中。     

楚辞和周代文化

根据金文,楚国和秦国都出自高阳,因此互相支持,又臣服于周。而楚早期在炎黄之战时,散居各地,主要分成三部分,所以称为三楚。楚辞文化,主要来自中原,所以在《天问》中由夏商周至楚国一路写下来。楚辞中的人物、鬼神也基本和周代一致,如《惜颂》中说的五帝、六神等。楚辞也不单单写楚国,如《九歌》中的冀州、东皇太一等等。楚国和周一直往来密切。过去,我们为了强调楚辞的个性,把“兮”说成楚语。实际上,《诗经》中有将近四十首诗出现“兮”,皆表示不良情绪。后来的墓志铭中也采取了这样的表达方式。所以,我们首先看到中华文明一体化,再了解差异性,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历代李白诗歌接受述论

自有唐至清,李白诗歌均有着广泛的接受者,他们中既有文坛名流,如唐宋之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元明之杨维桢、萨都剌、高启、王世贞,清之屈大均、黄景仁、龚自珍等,也有众多普通文人和下层民众。唐宋人重其奇思壮采,元明人学其傲岸个性,清人更注意其风雅传统、经世思想。历代对李白诗歌接受的普泛性,除杜甫之外,无人可与之比肩。     

论六朝诗歌的传播与接受

六朝是我国诗歌传播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人们的传播意识随着文学地位的确立而觉醒，逐渐发达的造纸术也诗歌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此间诗歌传播中的酬唱赠答、歌妓乐工传唱、题壁与编选诗文集等活动都为诗歌的传播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读者的接受又对诗歌创作从题材、体裁、风格与流派的形成上产生一定的影响。     

宋人对黄庭坚诗歌的接受

宋人对黄庭坚诗歌的接受与宋代特有的思想文化观念和诗学认识有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因为儒学复兴,宋人大多重心性义理之学,自觉以儒家道德伦理的最高标准作为精神追求,因此,宋人首先就从儒家道德伦理角度解读黄庭坚的诗歌,对黄庭坚的君子人格进行颂扬和推崇。另一方面,宋人面临唐代诗歌的成熟和完美,时时想要有所突破,建立宋诗独有的特色,于是他们又从诗歌技艺与创新的角度切入,对黄庭坚在诗歌上的成就作出评论。总之,宋人对黄庭坚诗歌的接受,表现出宋代特有的诗学观念,也体现出中国传统的诗学思维方式。     

试论周代交往尚礼的观念

周代 (包括西周和春秋时期 )交往之礼十分强调仪节。春秋时期已有礼、仪之辨 ,开始将礼之仪与礼区分开来 ,但从中我们亦可看出 ,仪是礼的外在表现 ,而礼正是仪的本质所在。本文即试图从交往礼仪的角度谈谈周人交往尚礼的观念。它指导着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的行为举止 ,广泛深入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     

论梅尧臣对谢灵运的诗歌接受

宋人常以品格与诗风两个视角品评诗人诗作,对谢灵运其人其诗之接受因此呈现相对复杂之趋势,而这又与宋诗"开山祖师"梅尧臣具有特殊关联。梅尧臣对谢灵运其人其诗都持以积极接受的态度。他的山水诗以串联式的山水诗题、历时性的游踪线索、条理型的观景方式、精细化的摹景手法彰能于世,昭示出对谢灵运诗法的吸收、运用。梅尧臣之诗学主张反作用于谢灵运之诗史地位,一方面,谢灵运及其诗歌遭受到了间接贬抑,另一方面,在梅尧臣的影响下,宋人在参与接受谢氏其人其诗之中无可避免地客观接受了谢氏诗歌之精粹。梅尧臣对谢氏诗歌之接受深刻影响了宋诗风貌之形成。     

探析柳宗元对杜甫诗歌的接受

杜甫集诗歌艺术之大成,从盛唐走向中唐,成为这个过渡期的重要人物。柳宗元作为中唐文坛的代表,与杜甫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表现在对诗歌主题、情感载体和艺术风格等方面的自觉接受,并且像杜甫一样获“诗圣”、“诗史”之称誉。     

论黄庭坚诗歌在明代的接受

明代,黄庭坚诗歌和宋诗一样,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冷遇,其接受进入第二个低迷期。黄庭坚诗歌的接受历程与前后“七子”的兴衰相消长:前七子兴起之前,在明初诗坛的宗唐宗宋之争中,宗宋一派总体呈强势,黄庭坚诗歌往往被标举;前后七子兴盛时期,宗唐成为诗坛强势主流,宗宋一派无力抗衡,黄庭坚诗歌除遭遇指斥外,就是被忽视而无人提及;万历时期至晚明,宗宋思潮逐渐走强,黄庭坚诗歌接受低潮又有所回升,并影响到清代终于形成接受热潮。     

论孟浩然的诗歌美学观及其文化品相

孟浩然的诗歌美学观主要体现在:一、提出"物情多贵远"的美学观念,对创作中的心物关系问题有明确的认识。二、极力标举诗歌创作中的"兴",强调兴致、兴会,以及诗歌境界的多重性。三、受佛教思想影响,明确提出"诗从静悟得之"的创作观。孟浩然善于将文化的复杂性浓缩成一种至醇至厚的表意方式,他的诗歌充分敞现出中国山水田园诗歌自我发展中所形成的"诗品——山水——人品"三位一体的内在构架特征下所隐藏的中国古典人文精神和文化品相。     

文化继承的基本范式

文化继承应建立在对文化及文化价值特征的正确理解与把握上,如是形成的文化继承便应是由文化贮藏、文化实践和文化创新三环节构成的统一体,是谓文化继承的基本范式。此文化继承基本范式的提出不仅有助于克服以往文化继承主张中的局限,而且有助于建立起人们的文化生态意识,有助于具体的文化继承实践质量的提升。     

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文化缺省及其翻译

文化缺省指交际过程中对双方共有文化背景知识的省略,这种现象在文学作品中大量存在。中国古典诗歌蕴含大量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信息,存在很多文化缺省现象,这给译者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文化缺省现象突出表现在历史典故、神话传说、专有名词和特殊文化词汇等四个方面。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应认真审视原诗中的文化因素,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灵活有效的补偿策略,对诗中的文化缺省进行重构。     

现代化转型中的家族企业文化模式

当代我国家族企业的企业文化不可简单地归结为中国传统的家族文化,我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形成的社会信任机制作为＂看不见＂的驱动力量,对家族企业文化模式的形成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浅谈新罗使者诗及文化功能

唐代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极盛时代,也是中朝文化交流的极盛时代。双方的使者既是两国政府和人民友好的使者,又是本国本民族文化的积极的传播者。两国的外交使节及文人密切接触或“以文会友”,留下了诸多唱和酬赠之作,是中韩文化交流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它不仅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学术、资料价值,而且今天读起来,对增进中国人民和朝鲜半岛人民之间的了雠和方掳斗扫．导不开裨希白旬．     

诗歌翻译中的文化传播美学观阐释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信息传播,而诗歌翻译则是情感、美学信息的跨文化传播。由于中西文化审美差异必然阻碍两个人群相同审美体验的产生,并进而影响译介传播效果,因此,在诗歌翻译的审美传达中,文化传播美学具有不容忽视的指引作用。     

倮伍拉且诗歌意象的文化内蕴

彝族诗人倮伍拉且以古朴的彝族文化为写作积淀,并藉由纯质真诚的诗意风格、理智透彻的诗作态度、质朴磅礴的诗性抒发,塑造出众多风格各异的意象。探究其诗歌意象的,深入挖掘彝族文化中蕴藏的审美价值与精神内核。结合诗人创作的年代背景与写作倾向,贯注其诗歌创作的历程,剖析出彝人潜意识中的生命意识,揭明彝人民族精神的符号体现与传统文化的时代挑战,体察诗人故乡情思的艺术哲思,并指出诗人写作主题的审美移情和诗歌取向的审美实践。     

临川方言和唐宋诗词格律对应举偶

临川方言保留了唐宋时期语音的许多特点,素有“中古汉语活化石”纳美誉。文章从方言和古代诗歌的内在联系入手,在粗略介绍临川方言形成和语音特征的基础上,以唐宋诗词为例,考察和比照出临川方言语音与唐宋诗词中平仄和押韵的部分对应关系,从一个侧面揭示临川方言所具有的历史文化内涵。     

景颇族诗人晨宏诗歌的本土意识和文化认同关系

诗人晨宏是景颇族作家文学的开创者之一。他的诗歌题材多涉及民族生活,并“记录”和“储存”了许多属于自己民族独特的现代性体验。浓郁的本土意识是晨宏诗歌的显著特点,他在本土意识的书写中实现着对自我民族文化的认同。晨宏善于写“树”,并在其中完成了诗人自我形象的塑造。     

汉、英诗歌中时间意象折射的文化共性与差异

诗歌做为人类观照世界的基本方式之一,用高度精炼的语言、丰富的想象反映了人类对客观物象的认知和感受。论文通过分析中、英古典诗歌中的时间意象,发现中、西方文化对时间的认识既有基于对时间这一客观存在普遍感知的共性内涵,同时又反映了中国思维传统具有整体性与直觉性,而西方文化思维传统具有二分性及逻辑性的文化差异。认识这种文化共性与差异是跨文化交流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