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顺农民革命政权”质疑——与顾诚同志商榷

<正> 封建社会农民战争中所建政权的性质问题,是史学界长期争论的一项公案。顾诚同志在《论大顺农民革命政权》(《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第一辑。引文不注出处者皆见此文)一文中说:“有的同志却根本否定历史上曾经有过农民政权,认为农民战争中建立的政权     

关于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与林子力同志商榷

<正> 《红旗》杂志一九七九年第十二期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叫《经济理论研究的若干方法问题》,作者是林子力同志。他这篇文章的一个主要内容,是批评斯大林的所谓生产关系的“三分法”。他说:“斯大林明确地把所有制规定为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并决定着其它两个方面。从而就使得所有制成为可以脱离生产、流通和分配而存在的独立的概念,实际上也就是把所有制简单地等同于生产资料的归属。”“恰恰正是这个‘三分法’,是马克思生前批判过的形而上学”,并且“陷入了唯心主义”。我认为,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也谈“月亮问题”——兼与李振伦等同志商榷

“月亮问题”是量子力学研究中提出的一个尖锐问题,涉及到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此,《哲学研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许多学者发表了很好的见解,给人以教益。但是,笔者认为其中也有些观点值得商榷,故提出来讨论。     

也谈“倭患”问题——与陈抗生同志商榷

《江汉论坛》1980年第3期发表了《嘉靖“倭患”探实》一文。主要论点是:“明中叶,特别是嘉靖年间的所谓‘倭寇’,从领导者到基本群众都是中国人;这些中国人是为了冲破明王朝反动的‘海禁’政策,才被迫拿起武器的;他们的斗争对于中国社会发展具有进步意义,而他们之被镇压是历史的悲剧。”还认为:朱纨、王忬、张经、李天宠、戚继光、俞大猷等在抗倭斗争中立下殊勋的人物,是镇压人民的刽子手,“朱厚熜的爪牙”庵致鄣?我们无法苟同,觉得     

也谈“联系”——与冉昌光同志商榷

冉昌光同志在《论联系》(《社会科学研究》一九七九年第四期)一文中,提出了需要重视和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联系”学说的研究,我认为是很有必要的。但是,他在什么是“联系”,“联系”在辩证法中的地位,以及怎样理解恩格斯的“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等问题上的观点,我认为是值得商榷的。什么是“联系”? 冉文说,“‘联系’所反映的是各种事物、现象、过程以及每一事物内部各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并着重指出,“世界上各种事物、现象的各种各样的联系,其基本的意义就是相互作用”。我认为,冉文把联系归结为相互作用是不妥的。第一、恩格斯不是在相互作用的意义上使用“联系”这一哲学概念的。他在《自然辩证     

关于苏轼“轶诗”的几个问题——与李门同志商榷

《中州学刊》一九八二年第五期上发表了李门同志《平都天下古名山》一文(以下简称李文,下边凡引用该文,不再加注),向读者介绍了宋代文学家苏轼的一首“轶诗”。但仔细读过之后,觉得有不少失实之处,特此提出商兑。     

关于“劳动创造了美”的问题——与蔡仪同志商榷

苏联美学家万斯洛夫和斯特洛维奇在论述他们关于“美是作为对现实现象、首先是对人的劳动产品的审美评价的范畴而产生的”美学理论时,着重强调了“劳动”和“劳动创造”的意义,对此,蔡仪同志把它当作理论前提重点进行了批判。他说:     

关于“逻辑眼界”——与李匡武同志商榷

一关于形式逻辑与辩证邏辑的关系问题,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一书中已經做了十分深刻的阐明。他认为,辩证法是“处在更高的阶段上”的逻辑方法,它“突破形式逻辑的狭隘的眼界,在自身中包含着更广大的世界观的萌芽”。章沛同志根据恩格斯这些論断认为:眼界的区别是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之间具有“钥匙意义”的区别。我是同意章沛同志这一见解的;李匡武同志对章沛同志的批评意     

“周公行三”质疑——与骆承烈同志商榷

<正> 骆承烈同志的《周公行三辨》(《东岳论丛》1983年第4期)一文,说周公行三,乍看似有道理,但仔细推敲,感到理由不足,结论值得商榷.骆承烈同志依据后于《史记》的《列女传》与《白虎通》的说法来推翻《史记》的周公行四说,就很难令人信服.这不仅是晚近的史料总不如古远的史料可靠,更重要的是司马迁提出周公旦行四说,是于古有据的.《孟子·公孙丑下》云:"周公,弟也;管叔,兄也."这项先秦史料值得重视.从哲学思想讲,太史公虽然"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是非颇谬于圣人"(班固语),但作为一个伟大的历     

也谈“为了”——与詹重正同志和木央同志商榷

<正> “为了”是一个使用频率比较大的词,对它的词性的看法如何,直接关系到单复句的划界问题,关系到承认不承认有“为了”关联着的目的复句问题。从目前已出版的三部影响较大的现代汉语教材来看,张静先生主编的《新编现代汉语》列有目的复句,肯定了“为了”是表目的关系的连词;黄伯荣、廖序东二位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虽然列有目的复句,但表示目的关系的关联词语表中未列“为了”,例句中也没有表目的分句在前的类型,可见,他们是     

应如何理解“变”——与张启华同志商榷

《江淮论坛》去年第五期上发表了张启华同志的《“物质精神互交论”质疑》的文章,对“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这个命题是持否定观点的。其否定的理由的得出与他分析这一命题中“变”这一概念有直接关系。对于文中一些观点和有的论证方法,我们有不同的意见。而如何理解“变”这一概念则是一个重要的分歧点。 我们认为,这里“变”的概念就是“转化”的意思。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的客观实在,但是它能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     

“两变”与哲学基本问题——兼与张江明等同志商榷

围绕张江明同志的《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发展》这本小册子,我省哲学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支持者和反对者经过往复论辩,弄清了一些问题,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彼此间的根本分歧在哪里?如何解决这个根本分歧?看来还有必要进一步探讨。本文不打算纠缠在个别提法、表述和一些枝节问题上花费笔墨,准备在一些根本问题上谈谈自己的看法。     

关于经济效益概念与指标问题——对单东同志“关于经济效益定义的商榷”的商榷

单东同志《关于经济效益定义的商榷》一文,对南方十六所院校编写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科书(以下简称“南方本”)中的表述,提出异议。我们认为:这些批评里包含了对经济效益概念本身的不同理解,在此谨提出来与单东同志商榷。第一个问题:经济效益是一个指标还是一个包含着多种指标的概念?我们认为:经济效益是一个多侧面、多层次的概念。作为经济效益的定义,只能抓住它的根本规定     

关于“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论战的阶段划分问题——与谭双泉同志商榷

谭双泉同志在《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论战——兼驳‘四人帮’对李大钊同志的诬陷》和《论五四前后马克恩主义反对胡适派改良主义的斗争》两篇文章中,将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论战具体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是胡适发表《不朽——我的宗教》(1918年冬)、《实验主义》(1919年春)和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1918年11月)、《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19年5月)的战斗;第二阶段是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1919年7月)和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1919年7月)的战斗;第三阶段是胡适的《新思潮的意义》(1919年11月)和李大钊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1919年12日),《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1920年1月)的战斗”作者提出的新看     

宜城“楚皇城”遗址的几个问题——与王仁湘同志商榷

王仁湘同志的《楚鄢敝都访古》一文(见《江汉论坛》一九七九年第二期,以下简称“王文”),引用了不少有关湖北宜城楚皇城遗址的考古材料,对这一遗址作了新的剖析与描述,并得出结论说,楚皇城遗址无疑是楚鄢都、汉宜城县。随后我们又看到《考古》杂志今年第二期登载的《湖北宜城楚皇城勘察简报》(以下简称《勘察简报》)和《湖北宜城楚皇城战国秦汉墓》(以下简称《楚皇城墓》),也都是王仁湘同志领衔执笔的。我们曾和王仁湘同志等一道参加了楚皇城遗址的调查与试掘工作,对于他引证的某     

马克思的历史尺度与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与储小平同志商榷

把马克思的历史尺度理论同他晚年关于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联系起来考察,是一个艰深而有魅力的课题。张奎良同志的《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载《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一文,对此作了探讨,认为马克思晚年除运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尺度外,“又把人道主义视为历史发展的尺度和契机”,“社会主义不一定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产物‘卡夫丁峡谷’确实是可以跳越的。”对此,储小平同志的《马克思的历史尺度与东方社会理论》(载《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以下简称     

“亶洲”非海南岛说——与袁臻同志商榷

三国时,孙权派遣一支规模庞大的万人船队出海求夷洲和亶洲,虽然到达了夷洲(台湾岛),可是亶洲并没有找到。亶洲在哪里?一直成为历史上的疑案,众说纷纭。最近袁臻同志提出“‘亶洲’,应就是早年的‘儋耳’和‘珠崖’。”即今海南岛。但全文论点很值得商榷。     

也谈“中体西用”——兼与沈其新同志商榷

“中体西用”是在中国近代特定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旨在寻求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出路的文化自救方案,它的影响几乎贯穿整个中国近代甚至延续到当代。假如我们限定在思想史这个范围内谈问题,那么可以说从清末的“洋务派”到三十年代的“东方文化派”,再到当今港台“现代新儒家”,其关于东西方文化     

关于苗族的“习惯法”问题——与李廷贵、酒素同志商榷

李廷贵、酒素同志的《苗族“习惯法”概论》(载《贵州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以下称《概论》)、《略论苗族古代社会结构的“三根支柱”》(载《贵州民族研究》1981年第4期,以下称《略论》)等文,对苗族古代社会的议榔规约、伦理道德、禁忌、习俗等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提出不少有价值的见解,读后受益不浅。但是,对于作者把议榔规约等当作苗族的习惯法、法律和“系统的‘法典’”的观点,我们认为是值得商榷的。一《概论》作者关于议榔规约是苗族的习惯法,法律和法典的观点,是同他们对于议榔产生时代问题的看法联系着的。因此,在讨论榔约是否苗族的法律问题之前,有必要首先就议榔产生的时代问题取得比较符合实际的认识。《略论》说:“议榔这种立法形式,看来源于原始公社末期开始有了私有财产的时候。”我们认为,这种看法不是没有疑问的。     

評“类型性格”說——与应汉光同志商榷

应汉光同志的两篇论文,对典型问題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不同社会不同阶级之间存在着“相同或相似的共同性格”卽所谓“类型性格”,并且认为这种“类型性格是典型共性中的初级本质”,“是从个性到阶级性的中间环节或中间因素”。尽管他一再声明所谓“类型性格大于阶级而不超阶级”,但从他的具体论述看来,我们仍然觉得,所谓“类型性格”云云,不过是超历史、超阶级的抽象,与阶级观点直接相违背。因此,有必要加以讨论。下面,我们就应文中的几个主要问題,谈谈我们的看法。 (一) 应汉光同志的“类型性格”说,是以所谓“事物的本质不止一个”为哲学根据